江西
乾隆五年，乾隆皇帝在京师调整河南地方军政设置时，河南巡抚获得了节制本省绿营的权力。官阶没有改变，手里的分量却明显增加。清代巡抚之间的差别，往往不写在品级上，而藏在辖区位置、军政权限和督抚关系里。
清代巡抚属于封疆大吏，名义上与总督同为地方高级官员，通常负责民政、钱粮、刑名等事务。总督偏重军务，但两者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正二品，能否调动绿营、是否受总督牵制，便成了判断巡抚实际权力的重要尺度。
乾隆以后，全国巡抚大体维持十五员的格局。不过，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十五人权力相同。按照实际地位观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山西、河南、山东以及江苏，通常属于较强的一档；浙江、安徽等七省居中；湖北、广东等四省相对受制。
山西的特殊性，来自它的地理位置。这里是京师西部屏障，又与蒙古地区相接，军政事务比一般内地更紧要。雍正十二年，朝廷命山西巡抚管理提督事务，通省武职听其节制。巡抚由此兼有提督性质，虽没有总督名号，却拥有相当强的军政权限。
山西并非只因兼掌军务而显得突出。清代相当长时期内，山西巡抚属于满缺，通常不轻易授予汉臣。这种任用惯例，使其政治分量又高了一层。若论全国巡抚中的特殊位置，山西往往被视为最受重视者。
河南、山东的情况略有不同。雍正年间，河南一度设总督，田文镜便曾任河南总督，并兼理山东事务。乾隆即位后，临时性的总督安排逐步撤去，两省军政重新分置。乾隆五年和乾隆八年，河南、山东巡抚先后获得提督衔，成为可以直接节制本省兵马的地方长官。
有意思的是，江苏巡抚并未以兼任提督著称，却不能因此低估其地位。江苏是两江地区最重要的财赋省份之一，苏州、松江等地经济发达，漕运、盐务和田赋都关系国库。两江总督虽驻江宁，但江苏巡抚驻苏州，彼此不同城，巡抚能够保有较大的施政空间。
江苏巡抚的分量，还在于它常被视作重要的储备职位。能否处理财赋、漕运与地方绅民关系，直接影响朝廷对官员的评价。太平时期，江苏巡抚的实际影响力，确实可能接近山西巡抚，只是这种影响更多来自经济基础和皇帝信任，而非额外军衔。
居中的一档，包括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它们大多有总督统辖，但巡抚驻地与总督不同城，因此不像同城巡抚那样处处受限制。浙江巡抚受闽浙总督节制，陕西巡抚受陕甘总督影响，但在本省民政、钱粮和司法事务上，仍有相当自主权。
这七省的军政权限也并不完全相同。江西巡抚于乾隆十四年加提督衔，安徽巡抚于嘉庆八年获得类似权限。湖南、广西、贵州巡抚则先后得到“节制统省兵马”等名义。称呼虽有差别，实际作用大体相近，都是为了让巡抚在本省拥有一定的军事调度能力。
湖北、广东、福建、云南，通常被看作相对弱势的四席。共同原因很简单：巡抚与总督驻在同一座城。湖北巡抚与湖广总督同驻武昌，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同驻福州，云南巡抚又与云贵总督同在昆明，公文、军务和官场交涉很容易形成总督压巡抚的局面。
同城并不等于巡抚毫无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中，总督拥有更强的政治声望和军务资源。若总督是满洲重臣，巡抚又是汉臣，双方关系稍有紧张，巡抚便很难放开手脚。名义上的平行关系，到了地方往往会被资历、出身和皇帝信任重新排序。
咸丰、同治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例子。胡林翼希望整顿湖北军务并依托湘军，但官文掌握总督名位，双方一度牵制不断。后来胡林翼转变做法，减少正面冲突，借助朝廷支持和地方协调整合力量，湘军才逐渐在湖北站稳脚跟。
这也说明，清代巡抚的“高低”不是一张固定的官阶表。山西的优势在军政与特殊缺；河南、山东兼有提督权限；江苏依靠财赋与驻地形成影响力；中等巡抚重在独立办事；同城巡抚则常常要在总督的阴影下行事。到了光绪末年整顿地方官制时，部分同城巡抚被裁撤，由总督兼理巡抚事务，这种制度上的差别才逐步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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