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养心殿病逝。消息传出后，京城还沉浸在丧仪安排之中，嘉庆帝已经下令，将和珅革职拿问。几天之内，这位乾隆朝最显赫的重臣从权力中心跌入囚牢，速度之快，几乎不给任何人留下反应时间。
这并不是嘉庆一时冲动，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权力清算。乾隆在1795年禅位给嘉庆，却继续以太上皇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名义上的皇帝不能真正作主，和珅又是乾隆晚年最倚重的人，嘉庆所承受的压抑，并非普通君臣矛盾。
乾隆晚年精力衰退，许多奏章和政务都要经过和珅转达。和珅熟悉乾隆的心思，往往皇帝一句含混的话，他便能揣摩出具体意思。久而久之，和珅的态度就不只是传达，而带有替乾隆裁决的意味。
嘉庆在乾隆面前必须谨慎。和珅却凭借太上皇的信任，逐渐把持军机、户部、内务府等要害机构。官员想办成事情，往往要先考虑和珅的态度；皇亲贵胄承袭爵位，也有人不得不向他示好。这样的权力结构，已经触碰了皇权最敏感的地方。
嘉庆并非没有察觉。只是乾隆在世一天，他就不能公开撕破脸。若贸然处置和珅，等于直接挑战乾隆的权威，也可能引起朝局震荡。因此，嘉庆选择了等待，把不满压在心里，把能动用的人和力量慢慢收拢。
和珅也不是没有盘算。他早年出身并不显赫，凭借机敏、勤勉和善于揣摩圣意，从銮仪卫的低级职位迅速进入权力中枢。乾隆四十年以后，他先后担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等职，权势增长远超寻常官员。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珅并非只会阿谀奉承。他处理政务干练，理财和办事能力都很强，能够替乾隆解决麻烦。对乾隆来说，这样的臣子既听话，又能办事，还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自然越用越顺手。
但和珅的聪明，也限制了他的判断。他确实考虑过乾隆身后如何自保，却把希望放在了延长乾隆的统治、控制继承人的态度上。只要乾隆继续掌权，和珅就能继续安全；只要新皇帝愿意依赖自己，旧有的权势似乎也能延续。
嘉庆继承皇位时，和珅曾以玉如意相赠，并观察这位皇子的反应。嘉庆没有表现出锋芒，反而显得恭顺谦谨。和珅因此产生了误判，认为嘉庆性情柔弱，容易控制。他也许想过防范，却没有想到嘉庆会把多年隐忍变成一次突然出手。
有意思的是，乾隆去世后，嘉庆仍让和珅办理丧事。表面看，这是重用；实际上，却是把和珅留在宫中，隔绝他与家人、党羽以及外部势力的联系。和珅若问：“臣是否可以回府料理家事？”嘉庆若只是冷冷一句：“丧务未毕，不必回去。”其中的意味已经十分清楚。
嘉庆需要的正是这个短暂窗口。和珅负责丧仪，无法及时调动关系；嘉庆则迅速下令查办，命王杰等人推动弹劾，原先受到压制的官员也开始发声。朝臣看清风向后，二十条罪状很快形成，其中“对皇帝不敬”比单纯贪污更严重，因为它直接指向和珅对皇权的僭越。
关于和珅家产，民间一直流传极其夸张的数字。清廷抄没确实获得大量财物，但所谓“和珅家产等于国库多年收入”的说法，夹杂了后世传闻，不能完全当作精确账目。嘉庆当然重视这些财富，可钱财只是结果，不是他急于下手的根本原因。
真正让嘉庆无法容忍的，是和珅已经成为太上皇权力的延伸。乾隆一死，和珅便失去了最关键的保护。对新皇帝而言，若不迅速解除这个庞大集团，自己即使坐在皇位上，也可能仍被旧臣牵制。
和珅的问题，不在于完全没有后路，而在于他选错了依靠对象。他把政治安全寄托在乾隆的长寿和嘉庆的软弱上，却没有建立能够独立支撑自己的制度力量。更何况，结党、纳贿、排斥异己越多，留下的把柄就越多。乾隆在世时，这些罪行可以被遮掩；乾隆一死，便成了现成的罪证。
1799年正月，和珅被革职下狱。朝廷原拟重罪处置，因固伦和孝公主求情等因素，改为赐其自尽。查抄所得缓解了财政压力，也让嘉庆获得了整顿朝局的名义。只是，处置一个和珅，并没有自动消除乾隆晚年积累的吏治弊病。清廷留下的难题，仍在那一纸抄家清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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