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浙江温州小南门恒丰盐店外,刘英身穿长衫,戴着草帽,作商人打扮。他原本要参加一次秘密会议,走到门口时,身后突然有人喊出他的名字。刘英停下脚步,特务随即从四周围拢上来。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抓捕。恒丰盐店已经被敌人盯了多日,屋外暗哨轮流守候,只等中共浙江省委的重要负责人出现。刘英被捕后,敌方官员张宝琛异常得意,甚至扬言:“抓住一个刘英,胜过俘获十万军队。”
这句话后来成为张宝琛罪行的注脚。因为在敌人眼中,刘英并不是普通地下工作人员,而是浙江革命力量的核心人物。他长期领导浙南、浙西南一带的抗日与革命活动,掌握着多条组织线索,却始终没有吐露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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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能够走到这一步,与红十军团那段惨烈经历密不可分。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在皖南谭家桥作战失利,回师途中又遭数十个团围堵。隆冬大雪之中,部队被不断分割,最终在怀玉山一带陷入绝境。
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先后被捕,红十军团主力遭受严重损失。突围出来的部队只剩下538人左右,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带着这支残部转入浙西南。他们没有等待援军,而是把一支濒临瓦解的队伍改造成了红军挺进师。
兵少,枪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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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师最初只有四百多支枪,却要进入国民党统治较为严密的浙江腹地。粟裕负责军事指挥,刘英负责政治工作。部队不与敌人硬拼,而是利用山地地形,采取夜袭、伏击、声东击西等办法,专打敌人薄弱环节。
刘英曾对战士们说:“前面的路很难走,但红军不能停下来。”这不是口号,而是挺进师必须面对的现实。数月之间,队伍从几百人逐渐发展壮大,活动范围扩大到浙西南多个县,牵制了大批敌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部队,粟裕继续走上抗日战场,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刘英则留在浙江,担任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负责整顿组织、联络干部、筹集物资,并推动地方抗日力量发展。
有意思的是,刘英并非只在山里活动。他曾在温州设立通讯、留守和采购机构,以较为隐蔽的方式为部队输送物资和人员。周恩来考察东南抗战时,曾肯定浙江抗战工作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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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搜捕共产党人。敌人发现,正面进攻很难摧毁浙江的地下组织,便转而从内部寻找突破口。台属特委武工团团长李少金因贪污、携枪潜逃,后来投向敌方,并供出了恒丰盐店这一秘密联络点。
刘英被捕后,敌人用金钱、职位和所谓“自首”条件诱骗他,均遭拒绝。他还利用与看守接触的机会,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事实。敌人见软硬手段都不起作用,便决定秘密杀害他。
1942年,刘英在浙江永康方岩一带遇害,年仅37岁。临刑前,他没有屈服,也没有留下供词。对于一个地下组织负责人来说,守住秘密,就是守住战友和整个组织的生路。
刘英牺牲后,出卖他的李少金一度潜逃。温州解放后,他以为风声已过,竟偷偷返回故地。群众认出此人后向公安机关举报,李少金很快被捕,依法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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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琛的结局也没有逃脱。全国解放后,他从上海潜回浙江东阳老家,躲进学校,试图以教书身份掩饰过去。1951年1月,他经群众举报落网,被押解温州审理。同年5月1日,作为参与迫害、杀害刘英的主要罪犯,张宝琛被公审后执行枪决。
直接行凶的单银昌同样没有逃远。解放前夕,他知道自己罪行累累,曾准备逃往舟山,却因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只得躲回老家,以木工活谋生。群众提供线索后,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审判确认其参与杀害刘英等多起案件,随后依法处决。
粟裕晚年谈到这位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时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刘英留下的,不仅是一段悲壮的牺牲记录,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在生死关头守纪律、守信仰的真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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