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俄还狠！坚持清算日本天皇血债血偿，这国才是日军真正的噩梦

二战结束后，究竟是哪个国家对日本的清算态度最为决绝，甚至坚持要把裕仁天皇送上审判席？这份刻骨仇恨的源头，又要追溯到太平洋战争中怎样一段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答案，或许就藏在下面这段关于日本入侵澳大利亚的往事里。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负责占领的区域是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海军负责的区域则是马六甲群岛、新几内亚、加里曼丹岛等地。要实现有效占领，对内需要随时开发当地资源，对外则需要完成防卫，避免遭到外界进攻。
而南方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盟军完全可以依托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发起反击，这样一来，日本人便有必要建立一个缓冲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一路撤退，看到战局如此顺利，日本高层开始计划饮马南太平洋，将澳大利亚列为下一个侵略目标。
海军军令部计划处处长富冈定俊大佐认为，如果日本不先下手，未来美国可能会将澳大利亚用作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发起反攻的基地。海军军令部也提出，只要派出一支小规模登陆部队，就能完成对澳大利亚北部的占领，因为澳北部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由于入侵澳大利亚需要陆军配合，1942年2月，海军部正式提出一份作战计划，探讨入侵澳大利亚的可能性。按照该计划，澳东部将连同斐济、萨摩亚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一道被占领。
2月15日，海军和陆军就此计划展开仔细探讨，然而讨论过程中便发现困难重重。根据海军的计划，占领澳大利亚北部仅需要4到6万士兵即可完成行动。
海军不懂陆军作战，完全低估了所需人数。而陆军经过评估，认为至少要有10个师团，人数将达到惊人的25万，远远超过当时日本能够调动的兵力。
为此，大本营陆军作战科科长服部卓五郎对海军的方案给予了否定评价。富冈定俊在听到这番评价后，面子上挂不住，再加上日本海陆军本来就有互不对付的传统，两人差点在会场上大打出手，最后是众人劝架才强压火气。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反对者不是来自陆军代表，而是经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表示，战争的目的是夺取东南亚，澳大利亚虽然物产丰富，但不包括石油和橡胶，因此就国内的资源缺口而言，进攻澳大利亚并非第一要务。
此外，当时也拿不出那么多商船用于运输。铃木贞一算了一笔账。
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日本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万吨位的商船，用于侵华日军的后勤保障运输和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中650万吨为日本自己制造的商船，350万吨则需要从英美两国租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用英美的商船无法继续使用，这就出现了350万吨的缺口。与此同时，因为南下进攻东南亚，日本军队对商船的需求有增无减，进攻澳大利亚还得再征用600万吨。
加上350万吨的缺口，日本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变不出这么多船来。而这个缺口还只是最乐观的估算——1941年12月，美军就已炸毁了5万吨日本商船，如果再算上商船的战损，日本人的后勤补给形势将更加严峻。
反对入侵的理由还在于，在未来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进攻，有可能收效甚微，应该将军力集中在已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当地防御和维持秩序才是当务之急。于是，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事实上被搁置。
取而代之的方案，是通过持续打击来中断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从2月底开始，日本对澳大利亚展开了空袭行动。
1942年2月19日，242架日本战机两次突然袭击了北部重镇达尔文。日军仅以损失5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达尔文港内46艘船只中的29艘，并造成澳大利亚上百人伤亡。
这是澳大利亚本土第一次遭遇战争。5月底，又有几艘微型潜艇钻入悉尼港，对澳大利亚海军展开偷袭。
这次偷袭算不上成功，只击沉了一艘老式驳船，但接连不断的进攻行为，加上日本广播电台不断播出即将入侵的消息，使澳大利亚国内惶惶不可终日。
澳洲政府甚至提出了布里斯班防线方案：澳军放弃大部分国土，将有生力量撤到南部的布里斯班和墨尔本之间区域，重点确保悉尼和纽卡斯尔的安全。日本对澳大利亚本土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43年，直到当年年底海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才逐渐停止。
而澳大利亚人在这段时间里始终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1943年初，两个士兵沿着海岸线巡逻，发现远处水面上有一群白色身影，立刻招呼火力朝着这些不明物体射击。
等枪炮声平静下来才发现，那一群白色的其实是澳大利亚鹤，被当成了准备泅渡上岸的日本水兵。也正是由于这一入侵威胁的存在，使得澳大利亚人对日本的仇恨尤为强烈。
在此后的太平洋战场上，美澳联军在新几内亚战役中作战时，澳大利亚士兵表现得格外英勇。日本二战时期的对外侵略图谋众多，入侵澳大利亚只是其中之一。
不过也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断散布侵略的消息，使澳大利亚陷入恐慌，反倒让澳大利亚人爆发出更强的抵抗意志，客观上也让二战结束的进程加快了一些。达尔文港的炮火之外，更深的伤口来自战俘营。
新加坡沦陷后，超过一万五千名澳大利亚军人沦为日军俘虏，其中一部分被押送到泰缅边境，用血肉之躯修建那条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2800多人永远埋骨雨林。
整场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俘获的澳大利亚军人超过22000人，战后平安归国的仅约14000人，接近三分之一没能活着回到故土。
加上早在20世纪初英日同盟时期便已埋下的地缘猜忌，二十年的战略焦虑叠加三年的战争创伤，让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仇恨远比任何一个盟国都要深刻。
正因如此，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当天，澳大利亚便向盟国提出立刻逮捕战犯、启动审判，其提交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名单是所有盟国中最长的，更公开主张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虽然在美国的战略盘算下，天皇最终未能被送上被告席，但澳大利亚并未就此止步。
1945年至1951年间，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在达尔文、新加坡、拉包尔、纳闽等多地开庭，起诉949名乙、丙级战犯，对646人作出有罪判决，其审判启动早于绝大多数盟国，结束也晚于所有人。这份对血债血偿的执着，才让澳大利亚成为日军真正意义上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