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005年，澶州城外，辽圣宗耶律隆绪与母亲萧太后面对宋真宗派来的使者，谈的并不是谁胜谁负，而是两国今后如何相处。宋军背靠黄河，辽军骑兵压境，双方都清楚，再打下去，胜负未必立刻分明，百姓却要继续承受兵乱。
这场谈判后来形成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向辽输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边境恢复往来。对北宋而言，这是以财物换取北方安宁；对辽国而言，则是用军事压力换来长期而稳定的收益。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澶渊之盟并非辽圣宗个人突然施展手段。此时的他已经统治辽国二十多年，早就不是那个需要母亲扶持的少年皇帝。
982年，辽景宗去世，年仅十岁的耶律隆绪继承皇位。年幼即位，在许多王朝都意味着权臣争斗。萧绰却没有把儿子藏在深宫里，而是牢牢掌握军政大权，整顿贵族势力，稳定各部关系。
辽国皇室内部并不平静。皇帝年幼，外戚强势，宗室与将领各有盘算。萧太后采取的办法很直接：该安抚的安抚，该压制的压制，同时让耶律隆绪逐渐熟悉朝政和军务。她不是单纯替儿子守住皇位，而是在替他争取成长的时间。
宋太宗两次北伐，正好给了这对母子施展的机会。979年高梁河之战发生在辽景宗时期，宋军失利；986年宋太宗再次北伐，辽军在岐沟关等地反击，宋军仍未能改变燕云十六州一带的局面。耶律隆绪虽未亲自指挥全部战事，却从这段经历中明白：北宋兵力不弱，辽国也不能只靠骑兵逞强。
“宋军又来了？”少年皇帝问。
萧太后回答：“他们要的是燕云，辽国要守的是根本。守住根本，才有资格谈条件。”
这句话未必见于正史原文，却概括了辽廷当时的现实判断。辽国并没有急于吞并中原，而是把燕云地区作为屏障，把战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它来说，压住北宋、保持边境主动权，比冒险南下更符合国力。
1004年，辽军南下，萧太后与辽圣宗亲临前线。辽军推进到澶州，北宋朝廷一度人心浮动。宋真宗最终亲赴城楼，军心因此稳定。双方议和后，宋朝承担岁币，辽军撤退。这个结果没有改变燕云归属，却使辽国获得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补偿，也让北宋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
耶律隆绪的本领，并不只在战场。他逐步接过母亲手中的权力后，对辽国的制度作了不少调整。辽国并非单一的游牧政权，而是同时统治草原部落、燕云汉地和东北诸部。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风俗和政治传统差异很大，若只用一种办法治理，必然处处失灵。
辽圣宗时期，南北面官制度继续运转。契丹贵族和汉地官僚各有职掌，既保持部族传统，又吸收中原行政经验。农业地区重视赋税、户籍和州县治理，草原地区则保留部落组织与畜牧秩序。这种因地制宜，未必漂亮，却相当有效。
他还重视法律和文教。辽国曾多次修订法令，处理贵族犯法、官吏贪墨和冤狱问题。契丹文字继续使用，汉文典籍也受到重视。一个能够维持近半个世纪稳定的政权，靠的绝不是几场胜仗，而是让不同人群都能在制度中找到位置。
辽圣宗对高丽、党项及东北诸部的处理，也体现出务实的一面。高丽曾与辽发生冲突，后来通过使节往来恢复关系。党项首领李继迁在宋辽之间周旋，辽朝曾承认其地位，以此牵制北宋西北方向。但说辽圣宗有意培植西夏、专门为北宋制造强敌，证据并不充分。那更像是多方势力相互借力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预谋。
值得一提的是，辽圣宗并没有真正“力压宋太宗父子”近半个世纪。宋太宗于997年去世，宋真宗在位时才是辽圣宗长期面对的对手。准确地说，辽圣宗先后压制了宋太宗时期的北伐势头，又在宋真宗时期通过澶渊之盟确立辽宋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1031年，耶律隆绪去世，终年五十九岁，在位四十九年。辽朝为他上庙号“圣宗”。这个称号并非他生前自封，也不能理解成他主动把自己与圣人相提并论，而是辽朝官方对其统治功绩的追认。辽代皇帝庙号中有“圣宗”，在中国古代帝王称号里确实十分少见。
他留下的局面颇为复杂：辽国疆域稳固，国力达到高峰；北宋以岁币换来和平，却始终没有收复燕云；东北诸部与党项势力继续发展，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改变了北方格局。耶律隆绪没有建立横跨天下的帝国，却把一个多族群的辽朝经营成了当时东亚最具分量的政权之一。嵩岳之外，史书篇幅有限，北方这位皇帝的分量，却不能只用几行字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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