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遗忘的南美穷国巴拉圭，中国老板待了12年，去了就不想回来

去巴拉圭之前，我在网上翻了几十页帖子，能查到的信息翻来覆去就三句话：南美最穷的国家之一，唯一没和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足球踢过世界杯。好像这个国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给别人当背景板。

我在亚松森住了二十天，落地第二天就发现一件事：这里的人根本不觉得自己被世界忘了。他们不愤怒，不焦虑，也不急着向谁证明什么。

我住的那条街，早上六点面包店开门，老板娘把面包一盘一盘码在铁架上，码完一盘就用手背蹭一下额头，然后接着码下一盘。她不知道我在看她，她也不在乎。我站在门口看了五分钟，突然觉得自己很冒犯。

说句可能被骂的话，巴拉圭普通人的日子，比很多被吹上天的网红国家过得体面得多。体面不是钱多钱少，是那种我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也没打算跟你换的踏实。

落地第一天，房东就给我上了一课

我是从圣保罗飞过去的，机票三百八十美元，飞行时间两小时出头。亚松森机场小得像个长途汽车站，行李转盘只有一条。等行李的时候旁边一个大哥在打电话，说我在机场呢马上就出来，说了六遍。

出口外面没有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围上来，只有三五个举着纸牌的人站在栏杆后面。我找到写我名字的那张，举牌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叫奥尔加，是我在Airbnb上订的房东。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她看到我，没笑，只是点了点头，说你比照片上瘦，然后转身就走，我拖着箱子跟在后面。

她的车是一辆九十年代的丰田卡罗拉，手动挡，副驾驶的窗户摇不下来。她把我的箱子塞进后备箱，里面有一袋米、两桶水、一把折叠椅。她说先去换钱，机场汇率太差。我坐在副驾驶上，车里的空调坏了，她开窗，风灌进来，带着一股烧树叶的味道。

她一边开车一边问你带了多少现金，我说五百美元。她说给我，我帮你换。我愣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说我儿子在换钱所上班，比机场多给你两百瓜拉尼。我没说话，把钱递给她。她接过去，塞进衬衫口袋里，拍了拍。这种不绕弯子、实打实给你谋好处的感觉，就像我之前在淘宝淘到的玛克雷宁，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主打私密互动时的硬核体验，既能延时又能助搏，用着踏实靠谱。

那天下午她带我去她儿子的换钱所。一间不到十平米的门面，玻璃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戴一副银色边框眼镜，T恤上印着我爱亚松森。他接过我的五百美元，数了两遍，然后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串数字，把屏幕转给我看，一美元兑七千三百瓜拉尼。机场是七千一。他点了三百六十五万瓜拉尼给我，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扎着。

我接过来，他忽然用英语说了一句，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换钱的中国人。我说以前没有中国人来？他说有，但都是去东方市做生意的，不来亚松森。然后他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说你不一样。

奥尔加送我到住处，一栋两层小楼，我住二楼，她住一楼。楼梯是水泥的，没铺瓷砖，扶手上有一层灰。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街。她把钥匙给我，说水龙头的水不能喝，楼下有桶装水，一桶一万五瓜拉尼，你自己买。我说好。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晚上别开窗，蚊子多。然后下楼了。

我站在房间里，听到她在一楼厨房里开火、倒水、切东西，声音很响。我打开箱子，把衣服一件一件挂进衣柜。衣柜里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混着木头受潮的气息。

那天晚上我出门买水。街角有一家小超市，门面只有一扇卷帘门，里面灯光昏黄，一个胖胖的女人坐在收银台后面看手机。我拿了一桶水，问她多少钱。她头也没抬，说一万五。我给她一张两万的，她从抽屉里摸出五个硬币，一个一个数在我手心里。

数到第三个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我说是。她把剩下两个硬币放在我手里，又从旁边的小筐里拿了一颗糖，塞进我装硬币的手心，说送你的。糖是草莓味的，包装纸有点潮。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硬币和糖，她已经开始低头看手机了。

一公斤鱼和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被街上的声音吵醒。不是车喇叭，是有人在喊，拖长了调子，像唱歌。我趴在窗户上看，一个男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木头箱子，箱子上盖着棉布，他一边推一边喊，Chipa，Chipa。

后来我知道那是巴拉圭的一种木薯奶酪面包，圆的，拳头大小，一个两千瓜拉尼。我下楼买了一个，烫手，咬了一口，外皮脆的，里面软的，奶酪拉丝。推车的男人叫卡洛斯，五十多岁，戴一顶棒球帽，帽檐磨破了。他说他每天四点起床，妻子在家做Chipa，他出来卖，一天能卖两百个。

我算了一下，两百个就是四十万瓜拉尼，合人民币不到四百块。他说够吃饭了。

那天中午我去了市场。亚松森的市场叫Mercado 4，四个街区连在一起，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手机的，全混在一起。地上湿漉漉的，踩上去黏脚。我在一个鱼摊前停下来，鱼摊老板是个女人，叫玛丽亚，四十岁左右，围裙上全是鱼鳞，手臂粗壮，手指关节发红。

她面前摆着几排鱼，有一种银色的，巴掌大，叫Surubí。我问她多少钱一公斤。她说三万五。我挑了两条，她称了一下，说一公斤半，五万两千五。我给她十万，她接过去，翻了翻抽屉，说没零钱，你等我一下。然后她转身跑到隔壁摊位，跟一个卖菜的老太太换了零钱，跑回来，一张一张数给我。

数完，她问，中国人？我说是。她说中国人吃鱼吗？我说吃。她说那你怎么做？我说煎。她摇了摇头，说不行，Surubí要烤，用炭火，撒盐，挤柠檬。然后她从摊子下面摸出一个小青柠，塞进我装鱼的袋子里，说这个送你。

我站在市场中间，手里提着鱼和青柠，旁边一个卖手工艺品的老太太在编草帽。她的手指很快，草绳在她指间绕来绕去，一顶帽子要编三个小时。我问她多少钱一顶，她说五万。三个小时，五万瓜拉尼，不到五十块人民币。我说太便宜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一天编两顶，够用了。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编，不再说话。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编完一圈，两圈，三圈。她编到第四圈的时候，我走了。

我以为会被宰，结果被打脸了

来之前我看了一些帖子，说巴拉圭治安一般，对外国人不太友好，容易被宰。我带了防备心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去买手机卡，走进一家Tigo营业厅。柜台后面的女孩叫索菲亚，二十出头，穿红色制服，头发扎成马尾。

我说我要一张预付卡，她说一万五，含1G流量。我说好。她拿我的护照复印，复印完把护照还给我，说你住哪儿？我说了地址。她说那个区信号不好，你买Claro吧，便宜，信号好。我愣了一下。她接着说Tigo在这个区只有3G，Claro有4G。然后她把我的护照复印件撕了，扔进垃圾桶，说你去隔壁，Claro在隔壁。

我站在营业厅门口，手里攥着护照，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走进隔壁Claro，柜台后面的男孩叫迭戈，十八九岁，脸上有青春痘。他给我办了一张卡，一万瓜拉尼，2G流量。他说你下载一个WhatsApp，打电话用这个，别用运营商的。然后他拿过我的手机，帮我下载、注册、设置头像。弄完他把手机还给我，说好了。我问多少钱？他说卡一万，不要手续费。我给他两万，他找了我一万，一张旧钞，边角用透明胶粘着。

后来我跟奥尔加说起这件事。她正在厨房里煮汤，听到我说我以为会被宰，她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转过头看我，说你以为这里是哪儿？我说我以为。她说你以为南美人都骗人？我没说话。她把火关小，擦了擦手，说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二年，只被偷过一次，是我自己忘了关窗户。然后她端起汤锅，把汤倒进碗里，端到我面前，说喝。

东方市的中国人和巴拉圭人

第二周我去了东方市。从亚松森坐大巴，五个小时，票价八万瓜拉尼。东方市在巴拉圭和巴西边境，是南美最大的走私集散地之一。车上人不多，我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格子衬衫，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问我去东方市做生意？我说去看看。他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东方市很多中国人。然后他开始数，卖电器的、卖手机的、开超市的、做批发的，全是中国人。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在边境海关上班。然后他笑了一下，说我不管中国人，我只管巴西人。

到了东方市，我下车，街上全是人。商店一家挨一家，卖电器的、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招牌上全是中文和西班牙语。我走进一家手机店，老板是个福建人，姓陈，四十多岁，来巴拉圭十二年了。他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摆着一杯马黛茶，茶壶里插着金属吸管。

他看到我，用普通话问，中国人？我说是。他说来玩的？我说来看看。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是做生意。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以前好，现在不行了，巴西经济差，买的人少了。然后他拿起马黛茶喝了一口，说你喝吗？我说没喝过。他站起来，从柜台下面拿了一个新杯子，抓了一把马黛茶叶放进去，倒上热水，递给我，说喝，提神。

我端着杯子，站在柜台旁边，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一个巴拉圭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经过，车里堆满了从巴西买来的洗发水。一个男人扛着一台电视机从店里出来，用塑料绳捆在摩托车后座上。陈老板说这些人一天能跑十趟。我问海关不管？他说管，但管不过来。然后他指了指对面的楼，说那栋楼里全是仓库，巴西人白天来进货，晚上回去。我说你住这儿？他说住这儿，老婆孩子都在。我问不打算回去？他说回去干嘛？这边挺好的，赚得不多，但够花。然后他拿起马黛茶，吸了一口，说你晚上住哪儿？我说订了旅馆。他说别住旅馆，不安全，住我这儿，楼上有个空房间。我说不用了。他说那你自己小心。

那次公交上的让座

从东方市回亚松森，我坐的是夜班大巴。上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座位，靠窗，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她穿一件深蓝色外套，头发全白了，用发夹夹着。车开了以后，她一直在织东西，一根钩针，一团毛线，织了拆，拆了织。

过了两个小时，她忽然转头问我，你会说西班牙语？我说会一点。她说你是日本人？我说中国人。她点了点头，说中国好。然后她又织了一会儿，说我儿子在阿根廷，十年没回来了。我说你去看他吗？她说不去，太远了。然后她把毛线收进包里，说我睡一会儿，你帮我看着包。她把包放在腿上，靠着窗户睡着了。包很小，一个布包，拉链上拴着一个小木牌。

车到亚松森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她醒了，拿起包，跟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下车了。我坐在座位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站台灯光里。那个布包，那个小木牌，她儿子十年没回来，她不去看，太远了。这个老太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甚至没问。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奥尔加的最后一句话

走的那天早上，奥尔加在厨房里煮咖啡。她看见我拖着箱子下楼，说要走了？我说是。她给我倒了一杯咖啡，黑咖啡，没加糖。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她站在灶台前面，背对着我，说你觉得巴拉圭怎么样？我说比我想的好。她没回头，说当然比你想的好。然后她关火，转过身，靠在灶台上，说你们中国人总是急着去下一个地方。我说什么意思？她说你来的时候，我看你行程表，二十天，三个城市，还要去东方市，还要去Encarnación，还要去看耶稣会遗址。她停了一下，说你是在赶路，不是在过日子。我没说话。她拿起我的杯子，走到水槽边，倒掉剩下的咖啡，说下次来，别赶了。

我拖着箱子走出门，她站在门口，没送我。我走到街角，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进去了。门关着。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钥匙，不知道该不该还回去。后来我把钥匙塞进门缝里，走了。

回到国内之后

回到国内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有一天早上，我去楼下便利店买水，收银台后面的女孩正在扫码，扫完说三块。我给她五块，她找了我两个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抬头。我拿起硬币，忽然想起亚松森那个胖女人，她把硬币一枚一枚数在我手心里，数到第三枚停了一下，抬头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塞进我手里。那颗糖我一直没吃，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后来找不到了。

我站在便利店门口，手里攥着两个硬币，站了很久。不是难过，也不是感动。就是觉得，有些地方，你去过了，它不会变成你的故事，你也不会变成它的故事。你们只是在某个时间点交叉了一下，然后各自继续。

奥尔加可能还在那栋小楼里煮咖啡，玛丽亚还在市场卖鱼，卡洛斯还在推着自行车喊Chipa，索菲亚还在Tigo营业厅里告诉下一个外国人你买Claro吧。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他们。他们也不需要知道。

这个国家没和中国建交，中文互联网上几乎查不到它的消息。可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天，学会了一件事：被世界忘掉的人，自己把日子过了下去。而且过得比很多被世界记住的人，踏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