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冬，南京上空战云密布，国民政府急着盘点仅剩的战机和弹药。空军方面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再没有飞机，机场就只能挨炸。”不久后，苏联援助的飞机、坦克和火炮陆续抵达中国。那笔总额达2.5亿美元的贷款，买来的并不只是军火，也包含了一套维持抗战的工业和军事支撑。
这笔钱并非无缘无故出现。1927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1929年中苏又因中东铁路问题发生冲突，两国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可日本侵略步步逼近后，苏联面临的已不只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而是自身远东安全受到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很快意识到，日本一旦控制中国东北，便可能把军事压力推向西伯利亚。1932年12月，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转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双方之间的政治障碍也有所松动。
真正促成合作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现实困境。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获得苏联贷款，用于购买武器、飞机、车辆、工业设备和相关物资。贷款年息较低，偿还期限也较宽，中国还可以用钨、锌、皮革、茶叶等物资折抵。
说白了，这不是白送，而是一笔带有战略目的的军火采购。苏联需要中国坚持抵抗日本，中国则急需一个能够迅速供货的国家。相比远在大洋彼岸、援助尚未形成规模的英美，苏联的武器可以经新疆等陆路通道运入，速度和连续性更有保障。
采购清单相当庞杂。步枪、机枪、子弹属于最基础的补充，马克沁重机枪、火炮、汽车也在其中。装甲力量方面，中国获得过苏制T—26坦克。这种坦克装甲并不算厚重，却比当时中国军队许多简陋装备更适合承担突击和支援任务。
但最紧要的，还是飞机。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期间，中国空军损失极大。到1937年11月，能够继续作战的飞机数量已经锐减。苏联提供的伊—15、伊—16战斗机，以及图—2系列之外的轰炸机和侦察机，陆续进入中国空军序列，缓解了机场无机可用的窘境。
这些飞机不是停在仓库里等待检阅的。苏联飞行员以志愿人员身份来华，直接参加南京、武汉、南昌、重庆等地的空战和轰炸行动。1937年12月初，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南京方向投入战斗，并取得战果。中国飞行员也被送往苏联训练，学习飞行、维修和地勤管理。
有位中国飞行员曾对同伴说：“飞机来了，还得有人会飞、会修。”这句话很实在。战争消耗的不仅是飞机，更是飞行员、机械师、无线电员和地勤人员。苏联援助因此不只是交付装备，还包括训练教材、技术人员和维修体系。
陆军方面，苏联军事顾问从1938年起陆续来华，人数前后达到数百人。他们参与防空、炮兵、坦克、通信、后勤等训练，也对部分战役计划提出意见。后来成为苏军重要将领的朱可夫，曾在这一时期担任过相关军事顾问工作。
援助还带有工业色彩。中国用贷款购买的不全是现成武器，也包括汽车、机械和军工所需设备。抗战初期，中国沿海工业区受到日本打击，交通线又频繁中断，能够把武器运进来固然重要，能让部队维持运输、修理和补给，同样不能忽视。
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贷款在中国外汇支出中占据相当分量。苏联还削减了对日贸易，并在国联等国际场合谴责日本侵略。对于当时处于孤立状态的中国来说，这种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叠加在一起，确实增强了持续抗战的能力。
不过，援助背后的国家利益也十分清楚。苏联并不是单纯出于道义行动，它要借中国牵制日本，避免日本迅速把压力推向苏联远东。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对华援助随之逐步减少。欧洲战场恶化后，苏联更需要集中力量应付德国。
所以，2.5亿美元换来的，是飞机、坦克、火炮、机枪、弹药、汽车、技术人员和训练体系，也是抗战最困难阶段的一条外援通道。它改变不了中国武器落后的整体局面，却在空军濒临瓦解、军队急需补充的关头，实实在在填上了几个危险缺口。1941年以后，这条通道逐渐收窄，国际关系的冷峻面目也随之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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