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志报：被中国的技术乐观主义彻底震撼，德国无法复制

【编者按】十年前，“中国制造”在西方舆论中还常与低成本、模仿和代工联系在一起；如今，从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企业已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德国《南德意志报》播客《中国与我们》（China und wir）近日从欧洲视角讨论了这一转变：从中国制造的产业布局，到DeepSeek带来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再到机器人、AI智能体和高度自动化工厂，中国的技术跃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种“China Speed”背后，又付出了哪些经济、社会和制度成本？本文整理自节目内容。

《中国与我》视频截图。图为格雷戈尔（左）、莉娅（右）

莉娅：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科技强国。如今，几乎每一种新技术似乎都来自中国——至少在人工智能模型、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这些领域是这样。

就在十年前，“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还往往是廉价、模仿，甚至是抄袭。可今天，中国似乎已经站在许多未来技术的世界前沿。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欧洲又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中国新一轮高科技繁荣，以及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对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是《中国与我们》。我是莉娅·萨海。

格雷戈尔：我是格雷戈尔·朔伊。

从“世界工厂”到科技强国

莉娅：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是《南德意志报》驻华记者。格雷戈尔，也许先从你开始。你一年前从欧洲搬到北京。现在再看看你每天的生活，很多在中国完全习以为常的东西，如果讲给欧洲的朋友听，或者他们来中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依然会觉得非常惊讶。最典型的是什么？

格雷戈尔：我首先想到的是，在这里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手机和应用程序完成。几乎已经没有哪个生活领域不被二维码覆盖了，就是那个由一格格小方块组成的图形。

哪怕你走进一家餐厅，服务员也不会再过来问你要吃什么。桌上有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在手机上点餐，直接付款，服务员最后只负责把菜端过来。

换句话说，人和人的接触被稳定地压缩到了最低程度。

现金基本也不存在了。偶尔可能还会在一些街头摊位上看到现金，但其实连这些摊贩，也大多会把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打印出来摆在那里。

几乎所有商店都只需要所谓的“移动支付”。拿出手机，按两下，钱就转过去了。

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在中国一些小型便利店里，现在已经可以刷脸支付，或者用手掌支付。

你只需要去绑定一次，把银行账户和自己的掌纹关联起来。它的原理可能跟指纹识别差不多。以后把手掌放到扫描器上，“滴”一声，你就买完一瓶可乐了，根本不用再带银行卡。

前段时间我在深圳还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北京目前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在华南已经存在了：日常生活里的无人机配送。

那里也有和柏林、慕尼黑差不多的公园，但公园里设有无人机站点。你可以点一份麦当劳，大概十分钟后，无人机直接把餐送过来。当然，现在它多少还带一点噱头性质，但它确实已经可以实现。

真正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大部分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什么“噱头”。它们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运行得非常顺畅。

甚至已经没人讨论这些事情了。

比如用手掌支付，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

如果是在德国，第一家可以刷脸付款的商店出现以后，大概会被拍三部纪录片，还会引发大量关于数据保护之类的问题。

可是在中国，这些东西根本不会被当成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概念”，而是直接进入日常生活。

我个人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尤其是对从德国来的人而言，连“不带现金出门”本身都可能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在德国，有时候你哪怕只是刷银行卡，别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莉娅：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我家孩子在家里玩“商店游戏”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不用现金。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钱”这个概念。我们家里至少基本没有纸钞。他们玩的时候会说：“你要扫我，还是我扫你？”对他们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

格雷戈尔：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其实是在2012年。

那一次我大概永远都忘不了。我当时在一家小店里，前面有一个年轻女孩，用智能手表上的二维码付款。那可是14年前。

对我来说，那一幕简直就像她眼睛里突然射出了激光一样科幻。我当时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这居然能用。而那已经是14年前了。

莉娅：所以你得想一想，当时中国人的技术思维其实已经走到了多前面。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想一直回头看德国，然后大家互相抱在一起感叹：“为什么我们只有传真机和需要下载打印的表格。”还是应该更积极地看中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实现的中国过去几年到底做了什么？尤其是在数字化领域，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十年前就写下的路线图

格雷戈尔：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往前讲一点。过去，中国的形象一直是“世界工厂”。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东西来自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一定生产得很便宜，可能还是照着西方产品做的，然后搞出了一个廉价的“中国山寨版”。

我觉得直到今天，很多人对中国依然有这样的印象：这里生产不出真正像样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追求尽可能便宜、尽可能快速，而且生产条件糟糕、污染严重等等。

而中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于是后来就有人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大的规划，让中国走到一个新的位置。而中国本来就非常喜欢做规划，比如五年规划。

其中中国指定过非常重要的规划，中国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形象，同时解决一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不能永远只是“世界工厂”。

当时的逻辑是：好，我们现在已经有制造业了，但下一步，我们要发展到不再只是依赖这种低端制造。

我们不仅要模仿别人，还要自己决定方向，自己站到最前面。

莉娅：而且我记得，当时其实已经明确列出了十个未来重点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明确提出，要在哪些产业重点追赶、重点投资。

格雷戈尔：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中已经体现出一种非常惊人的前瞻性。比如2015年，中国其实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做燃油车，中国基本不可能追上。

至少短期之内，仅仅靠合理规模的投资，很难在燃油车上赶上德国。但是他们看到了电动车。他们觉得，电动交通可能才是未来，或者至少他们决定赌这个方向。

2015年的时候，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真正把电动汽车当回事。当时大家更多是嘲笑它。但中国说：好，那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不对称”的追赶方式。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同时赶上。

我们要挑选几个领域，然后全力投入。其中一个就是电动汽车。另外还有芯片制造、大数据处理，以及人工智能。总体上，当时已经明确了这些重点。站在今天回头看，确实会觉得非常惊人。

中国当时已经说：好，我们接下来要把大量精力、资金和时间投入这些领域，并且试图用这些产业摆脱过去的增长模式。

今天再看，中国已经有比亚迪，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商之一，或者说按照销量，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还有宁德时代这样的电池企业，已经真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公司能在电池领域做得比它们更好。此外还有太阳能、可再生能源。这些领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德国企业占主导，但后来产业大量转移到了中国。

今天，中国企业可能占据了全球太阳能市场80%到90%的份额。所以你现在如果在德国买一块太阳能组件，它很大概率就是中国制造。

莉娅：我还记得这个规划刚出来的时候。我是在2016年初刚到中国的。当时已经有专家提醒说：大家真的应该认真读一下这个规划。仔细看看中国到底准备做什么。

因为这里面实际上明确提出，要挑战欧洲、特别是德国当时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那些制造业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就是一份非常明确的竞争宣言。而且这个战略里面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中国希望逐步提高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这个战略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步提高中国本土企业在关键产业中的比重。

所以从德国当时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规划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要继续和外国企业合作，更意味着中国希望逐渐降低对外国技术和企业的依赖，让本土企业在这些产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我记得当时欧洲一提出这种担忧，中国方面就会不断强调：“不，不是这个意思。外国企业在中国仍然有机会，我们希望的是合作，是共同发展。”

但德国的一些研究者显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解释。

当时柏林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叫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也就是MERICS。这是一家德国的中国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

他们当时专门分析了中国制造规划，并提醒德国政界和企业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产业升级计划，它也意味着中国正在有意识地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在德国具有优势的高端制造领域培育自己的竞争者。

我记得，当时这种解读还引起了不少争议。中国方面一直在淡化外界对这个规划竞争性的理解，认为欧洲不应该把它看成某种针对外国企业的“宣战”。

但如果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就不得不问一句：当年的德国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这些分析？

因为十年以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判断，至少在电动车、电池等领域，已经变成了现实。

中国方面一开始就在不断淡化它的含义。可如果今天回过头看，就会忍不住问：德国汽车制造商当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这份报告？

因为报告里写的那些事情，十年以后几乎都变成现实了。不过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西方真正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DeepSeek，西方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比如去年出现了所谓的“DeepSeek时刻”。此前，人工智能领域引起巨大轰动的基本都是美国模型。然后突然之间，从西方视角来看，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冒出了一个模型，叫DeepSeek。

你之前也大量报道过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为什么它当时造成了那么大的冲击？

格雷戈尔：首先，DeepSeek对很多行业观察人士来说，确实几乎就是突然出现的。我们经常用“一夜之间”来形容，但DeepSeek甚至对不少专家而言，都真的像是凭空冒出来的。

它突然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在性能上能够和当时最领先的模型——比如OpenAI的产品——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

它不一定更好，但已经好到不能被忽视。

DeepSeek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便宜得多。他们基本上用远低于OpenAI的成本，做出了相近的效果。夸张一点说，别人需要几十亿美元，它可能只用了“三根香蕉皮加一个回形针”。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明显低得多。

这是第一个冲击：它在技术上确实足够强。第二个冲击是：此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做到。

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自信已经强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大家觉得，“我们已经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了，根本不需要担心。”

结果DeepSeek突然出现。

所以很多人把它类比成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当年苏联把卫星送入轨道的时候，美国也以为自己已经遥遥领先，不可能被挑战。结果突然之间，对方就做到了。DeepSeek带来的冲击也有点类似。

莉娅：当时美国股市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震荡吧？因为美国企业为了开发这些AI模型，投入了极其庞大的资金，而中国企业似乎只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资本，就实现了类似的结果。

格雷戈尔：对。美国那些大型科技公司一直在强调：“AI就必须这么贵，只有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而DeepSeek的模型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未必只能这么做。

当然，后来大家也对这个模型做了大量拆解。它显然也使用、吸收了OpenAI和其他公司之前积累的一些技术成果。

所以这两者并不能简单一对一比较。

这又是某种“不对称”的发展路径：先利用已有的东西，再发展出自己的版本。但至少它让资本市场第一次开始不安：也许美国并没有掌握全部答案。

从DeepSeek时刻开始，中国某种程度上正式确立了这样一个位置：“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赛场了。”那真的是一声巨响。从那以后，我感觉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我当时还在德国，也一直关注这件事。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把中国理解成一个能够产生前沿技术的国家。大家开始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可能真的不只是抄袭、廉价仿制。

这个国家显然拥有大量资金，也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推动这些技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欧洲并没有经历自己的“DeepSeek时刻”。而欧洲甚至没有像中国那样受到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理论上说，如果欧洲愿意，或者如果欧洲真的具备这种能力，本来应该也有机会做出来。

所以，中国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从DeepSeek以后，中国科技产业似乎进入了某种新的势头。

莉娅：而且现在很多东西都凑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场“完美风暴”。既有电动车，也有飞速发展的AI模型，还有机器人。

最近北京刚举办了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当然，这本身也带有一点大型宣传活动的色彩。人与人形机器人一起参加比赛。其中有一个机器人甚至比部分人类选手跑得还快。

作为记者，也可以讲一点幕后情况。我自己还有一个印象。去年很多机器人其实摔得非常惨。而今年我好像只看到一个机器人摔倒。一方面它们显然真的进步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今年主办方可能格外重视，不希望“机器人摔倒”的画面被传播到全世界。他们确实很擅长这一点。

2026年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现场，图为参赛机器人在跑步新华社

至少在社交媒体上，我也注意到，现在整体上本来就有一股“中国热”。在德国，人们感觉自己的国家还在各种内部争论里打转，想着怎么挽救一次选举。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赛跑。

这种画面很容易被纳入一种更大的叙事：我们这里什么都推进不了，永远在陷入各种荒谬的争论。

而中国讨论的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层面，对吧？这些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它们还明确指向中国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格雷戈尔：正如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已经讲过的，中国有非常宏大的规划。中国思考问题的时间尺度非常长。至少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开始转型，不提前布局，那么最迟30年后，中国将缺少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自己想实现的目标。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国在机器人领域投入如此巨大，也就是说，制造机器人，让它们未来解决今天正在出现的问题。而机器人要解决的不只是制造业问题。还包括养老护理。

未来中国会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老年人。谁来照顾他们？因为年轻人是需要工作的。政府当然不希望大量年轻人都把时间投入养老护理。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里，照顾父母本来又高度依赖家庭。年轻人在文化上依然被期待承担照护父母的责任。可政府从经济角度来看，更希望他们去创造GDP，而不是待在家里照顾父母。

莉娅：我有一个很即兴的判断，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

我觉得中国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越式发展国家”。所谓Leapfrogging，就是直接跳过某些技术阶段。中国大量人口，甚至可能绝大多数人口，从来没有拥有过固定电话。

很多人几乎是直接从非常贫困的生活状态跳到了智能手机时代。他们中间没有经历过“家里装固定电话”的阶段，也没有用过传真机，可能直接就进入了电子邮件，或者QQ这种即时通讯软件时代。

因为过去极度贫困，同时发展速度又快得几乎难以想象，中国跳过了大量基础设施和技术阶段。

而我觉得中国政府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有一点做得非常突出：它非常擅长把“技术”塑造成一种积极的东西。

比如可再生能源。在德国，这场讨论已经陷入一种非常僵化的状态。很多人觉得：“你们就是想从我手里夺走什么。”“你们想拿走我的燃油车。”“我的汽车就应该又响又有尾气，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

可在中国，电动车给城市带来了更干净、更安静的环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价格还更便宜。更重要的是，整个新能源产业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增长产业发展起来的。

绿色技术、太阳能、电动车、芯片，这些都意味着增长，意味着新的机会。人们得到的感觉不是“国家要拿走我的东西”，而是“这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

机器人也是这样。现在你走进一些餐厅，甚至可以在网上租一个机器人。如果餐厅想在社交媒体上制造一点话题，就租一个机器人过来，让它在店里跳舞。

酒店送餐机器人

人们会觉得这特别有意思。这里普遍存在一种对变化、对技术进步非常强烈的热情。

哪怕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很多。从个人层面看，很多人其实过得很辛苦，经济状况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可我还是会感受到一种氛围：事情仍然在往前走。好像总有某个人在制定计划。而这种“计划正在推进”的感觉，有时候就体现在街头突然出现的一个跳舞机器人上。

不管它现在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也不管它未来是否真的能去养老院照顾老人。至少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感觉：“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的未来也许会变得更好。”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

格雷戈尔：我完全同意。在中国，“进步”这个概念和技术发展确实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善于主动把两者结合起来。

必须承认，中国社会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确实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当中。在德国，你大概很难找到很多70岁以上的人，能够准确解释ChatGPT是什么，而且自己还经常用。

但在中国，至少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当然，不可能所有老人都会用。可你能看到老人非常自然地拿手机付款，非常自然地使用微信和其他应用。

而现在又出现了最新一波——AI智能体。

这在欧洲和整个西方也很热门。

所谓AI智能体，就是不只是待在聊天窗口里回答问题，而是会真正执行任务。它可以帮你整理日程。甚至极端一点，有些人直接让AI控制整台电脑，然后AI一不小心把电脑里的东西全删了。总之，这是一种会“行动”的人工智能。

而这个概念在中国也一下子爆火。大家开始觉得：好，这是下一阶段。此前我们有“知道很多”的AI，现在变成了“会做很多事情”的AI。

政府很快又把这个方向纳入政策体系。不管这种做法最终是好还是坏，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推出扶持计划，开始支持那些开发AI智能体的初创公司。

然后大家也就跟着开始讨论、关注。后来甚至发展到像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这种大型科技企业，在杭州等地直接给普通人开培训。

因为AI智能体的安装并不完全傻瓜式。你多少需要一点技术知识，而且必须有合适的设备。我父母肯定没办法自己突然装好。于是这些公司就直接说：“过来吧，我们帮你装。”

结果现场排队的人里，退休老人就站在学生旁边，手里拿着刚买的新设备。他们的心态就是：“看来这就是现在最火的新东西，那我也得学会。”这种事情在中国推进得特别快。

技术一轮接一轮地跨越式发展。很多人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不马上跟上，我迟早会掉队。我绝对不能掉队。“跟上进步”本身就变成了生活价值的一部分。

人们会觉得，能够参与这些变化，是自己生活质量提升的一部分。如果不断鼓励所有人说：“一起来，赶紧参与”，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制造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甚至老年人也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

有一本美国IT和程序员杂志采访过一名北京程序员。他说，他87岁的父亲居然主动要求他帮忙安装一个AI智能体。他本人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都愣住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说，“保持跟时代同步”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们会觉得，中国的技术发展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前冲。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相信技术进步？

莉娅：当然，我也不想总是扮演那个在北京特别悲观的外国记者。但现在其实也出现了另一种需求：很多人开始找人帮他们把这些AI智能体从电脑里删掉。因为这些东西偶尔真的会做出一些非常疯狂、根本没人需要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这个国家经历了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这种增长出现的是巨大的社会扰动、混乱，也有欺诈、环境污染和各种问题。

我觉得这深刻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讨论方式。很多在西方看来会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数字监控、技术系统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在中国社会往往会被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里理解。

中国大量人口几乎是一夜之间进入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快速瓦解或者重组。官方告诉人们：技术会让你更安全，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如果只从外部带着震惊的眼光去看中国，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很多中国人实际感受到的是：这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进步。它会让我的生活更安全。我不用再总担心自己在各个地方被骗。

中国过去的快速转型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很多重大丑闻。比如奶粉安全问题、中毒问题等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监管机构一度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而中国后来经常会给这些问题寻找一种“技术性答案”。

社会层面对这种技术治理存在非常大的接受度。我觉得这也来自现实生活经验。

不过我们还得留点时间讨论：欧洲或者德国究竟能从中国学什么。

格雷戈尔：我觉得第一种成本，可以直接用钱来衡量。实在太贵了。中国在这里投入的是规模极其庞大的资金，是以数十亿、甚至更大规模计的投资。这一点本身就必须看到。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这么做。

所以，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对很多国家来说，从财力上就完全无法负担，也根本不可复制。

莉娅：如果不解释整个金融体系，只用一句话讲，这些钱主要从哪里来？

格雷戈尔：简单说，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大量收入。过去卖地赚到的钱，再被投入新的项目。

包括高科技、人工智能、汽车工厂、电池工厂等等。所以至少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流动性。当然，中国也有中央银行，也有其他资金分配渠道。但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资金，再进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

光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中国模式非常昂贵。

而在德国，每当讨论国家预算、投资多少、战略性投资多少时，都会陷入漫长争论。中国则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能够做极长期的规划。

中国现在甚至可以考虑40年后，希望把哪些生产能力布局在哪里，然后今天就开始投资。

这在德国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必须围绕一届一届政府来安排政策。政府每四年就要重新接受选举。中国不是这样，因此政策能够保持相对直线式的连续性。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从上往下直接做50年的规划。以中国这样的体量来说，确实非常罕见。

这一切最终都必须有人真正做出来。不是说国家往墙上撒一把钱，科技公司就自动长出来。

必须有人设计工厂。必须有人盖工厂。必须有人写程序。必须有人把机器组装起来。现在还没有机器人替我们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至少现阶段，这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进行极其艰苦的劳动。

而中国现在确实建出了很多令人震撼的工厂。

我昨天刚去了小米的汽车工厂。小米原来是一家智能手机公司，现在也开始生产汽车，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们工厂里92%的生产环节基本都是机械臂，一排排机器人相互协作，把零部件来回传递、组装。

小米汽车车间北京市外办网站

我走遍整座工厂，只看到一个员工从里面经过。而且他也没有真正操作机器。这种系统首先必须被建立起来。需要极大的投资。也需要很大的冒险精神。

目前看来，这套模式在中国确实运行得不错。

“China Speed”的另一面

格雷戈尔：德国总被批评，说申请流程太多，讨论太多，咨询太多。而在中国，人们经常讲“China Speed”，中国速度。

德国汽车制造商特别喜欢这个词。感觉每一次记者会上都一定会有人提一次“China Speed”。

比如你有50家、500家汽车企业，然后等着看最后谁能活下来。这个实验完全可能成功，也完全可能失败。而德国不是一个实验项目，仅仅说“我们有法治”，并不会让德国的人工智能因此变得更先进。但至少我们有一套制度过程，这个过程建立在一定的规则之上。

也有一种基本思路：不能把整个社会都拿来不停实验。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不要实验。”这其实非常能够体现德国和中国之间精神气质的差别。德国人的态度是：不要轻易实验。

中国人的态度则像是：实验？太好了，我们先试试看什么最后能够留下来。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让你实现巨大的跨越。另一种思维方式则让你始终处于一种谨慎的“目视驾驶”状态。

莉娅：不过有一点，我其实还是挺希望德国能够学一学。

当然，我们相距八千公里，很容易进行远距离诊断。但我还是希望德国能够重新找回一点过去那种研究者、工程师、发明家的精神，而且最好还能从中获得一点乐趣。

我觉得中国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很多中国人看起来非常乐观、非常务实，而且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他们首先想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这种氛围确实很有感染力。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会不断用这种热情互相感染。哪怕现实很困难，他们还是会说：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怎么一起把它实现？这一点，德国其实真的可以借鉴一点。

格雷戈尔：回到刚才的问题：中国这一整套制度模式能不能照搬到德国？不能，大概率不能。

中国的做法不可能一比一复制。但是，其中那种“can do”的态度——“总能想办法做到”“先看看能不能做起来”——或许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的。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大概也没有人愿意承担中国模式所要求的那种成本。

莉娅：如果要做一个总结，我觉得首先可以明确一点：中国的高科技繁荣确实存在。它是真的，而且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确实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

这种繁荣，一方面来自非常强烈的意志，来自规模惊人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来自数以百万计的人极其辛苦的劳动，很多人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和极大的压力下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确实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比如对于技术进步的态度，比如战略性投资计划。

如果用一句非常简化的话来说：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先做起来，再说；讨论相对少，行动更快。当然，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运行，也离不开中德两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基础。好了，这一期《中国与我们》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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