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王震转地方后工资降100元，询问上校部下愿不愿意降工资？

1956年夏，北京一间办公室里，王震没有先谈职务，也没有先谈待遇，而是直接问刚赶来的刘时平：“如果转到地方，工资要降，你愿不愿意干？”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谈个人得失，实际上摆在两人面前的，是一项关系国家长远建设的任务：组建农垦部，开发边疆土地，把军队长期形成的组织力和执行力，转化为农业建设的力量。

刘时平当时已经是上校。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后，军官的等级、待遇都有了明确规定。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王震由军队转入地方，月薪将从500多元降至400多元；刘时平也要按照地方干部级别重新核定工资。

王震把话说得很明白：“我这个上将都要降，你这个上校也要降，干不干？”

刘时平没有犹豫。他回答，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工资降多少都可以，组织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这次谈话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并不只是因为刘时平服从安排。两人早年在新疆并肩工作，彼此了解，是在一件件具体事情中建立起来的。

1949年11月，王震率部进军新疆。部队部分指挥员乘坐苏联飞机前往乌鲁木齐，刘时平也在同行人员之中。当时，他担任第六军宣传部副部长，因参与接管城市工作，被安排随队出发。

登机前，王震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逐一点名。刘时平站在队伍末尾，王震并不认识他，听完介绍后只说了一句：“这个同志很年轻。”

这次见面很短，却留下了印象。真正让刘时平认识王震作风的，是飞机在哈密停留时发生的一幕。

飞机刚停稳，几辆军用卡车便载着文工团员驶来，车上旗帜招展，准备以热烈场面迎接部队首长。宣传部门的同志登机问候，王震却立即皱起眉头，要求把车辆和人员撤到一旁。

不一会儿，远处出现了身穿民族服装的各族代表和群众。王震这才走下飞机，与大家握手致意。安排上的细小变化，反映的却是一个重要原则：领导干部进入新疆，首先要面对的是当地各族群众，而不是把自己人摆在最前面。

刘时平后来意识到，王震并非反对欢迎活动，而是反对喧宾夺主。新疆工作的关键，不只在于接管城市、部署部队，更在于处理好军队、地方和各族群众之间的关系。

1950年，新疆创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刘时平担任副主任兼党委书记。第一期学员有300多人，来自不同民族。学校刚开办，他便向王震汇报情况，说学员学习热情很高。

王震听后提出，希望训练班办成类似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校，将来逐步发展为党校。这个要求并不轻，既要解决办学条件，也要培养能够开展地方工作的干部。刘时平在这项工作中，开始接触到军队之外的组织建设。

1954年，王震调任军委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时平随后被调到铁道兵党委工作，担任秘书。王震对他说：“一个人不能总当老大，有时候也要当老二。”

话虽朴素，针对性却很强。对长期在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而言，换岗位、换环境，意味着重新学习。刘时平接受安排后，参与起草有关宝成铁路的汇报提纲，并逐步熟悉铁路建设和地方协作。

铁道兵承担黎湛、鹰厦铁路建设任务时，王震提出把机关力量更多放到施工一线。有人担心司令部搬到工地会影响机关地位，甚至发牢骚说，铁道兵司令部快成“游击司令部”了。

王震没有长篇解释，只说：“游击就游击，我们共产党和军队不就是游击出来的吗？”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铁路建设不同于单纯的军事行动，沿线条件复杂，施工、运输、地方协调缺一不可。领导机关远离工地，许多问题就会层层转报；把力量压到一线，决策和执行才能更紧密地衔接。

到1956年，国家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农业建设，尤其重视边疆和荒地开发。王震想到的，正是把部队作风带到农垦事业中去。他对刘时平说：“咱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

不久，农垦部组建。王震担任部长，刘时平也从军队转到地方，接受工资下降、身份转换和工作内容变化。穿军装时，他们承担的是部队职务；转入地方后，面对的则是土地、粮食、交通、移民和生产组织等一系列新问题。

农垦部成立后，王震带队考察三江平原。那里的自然环境远比文件上的描述艰苦，草原泥泞，水网密布，蚊虫尤其凶猛。刘时平回忆，队伍刚接近草原，黑蚊便成片飞来，叮咬得人疼，只能一边走，一边挥动树枝驱赶。

这样的勘察并不只是查看地形，更是在判断哪里能够建点、怎样组织生产、需要多少人力和设备。后来，大批复转官兵和知识青年进入北大荒，垦区逐渐形成规模，三江平原也成为重要的农业基地。

王震和刘时平当年面对的那次工资谈话，表面上是个人待遇的取舍，背后却是干部从战争年代转入国家建设的共同课题。对他们而言，军装可以更换，工资可以调整，真正不能改变的是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