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女子去世，400万房产为何归了国家？

导语：一个人离世，如果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留下的房产与存款，究竟该交由谁继承？
最近，一桩北京市昌平区的继承旧案，再度引发大众讨论。

被收录进人民法院案例库的这起继承纠纷，案情并不复杂。

41岁的赵女士2022年离世，独自居住在北京昌平。她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兄弟姐妹早已不在，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均已过世。身后留下一套价值四百多万元、面积101平方米的房产，还有存款、保险等其他财产。
赵女士去世之后，父母两边的同辈亲属陆续站出来，一共九位，他们是叔叔、姑姑、舅舅、姨妈。

他们都主张生前曾经伸出援手，有人陪同就医，有人日常探望，逢年过节多有走动。九位亲戚，就此走进法院，争夺这份遗产。
最终的判决，让不少网友感到意外。
九名亲属并非一无所获，法院结合每个人帮扶赵女士的实际情况，将一百一十多万存款、保险金进行分配。出力较多的一名叔叔分得两成，其余八人各得一成。

但那套价值四百余万的房产，没有判给任何人，裁定归国家所有，交由昌平区民政局管理。判决已于2024年11月生效，各方均没有上诉。
案件之所以再度刷屏，正是因为入选案例库，成为“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处置”的示范样本。
单从法条来看，这份判决并不难读懂。
《民法典》划定了法定继承的两道顺位，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并不属于法定继承人。

倘若不存在法定继承人，也没有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用于公益事业。
房产判归国有，并不是亲戚打官司“输掉”，也不是法院无视血缘亲情。一个朴素的法理摆在面前，有血缘不等于天然拥有法定继承权。
放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这份判决无可指摘。
判决本身没问题，但继承制度可以再想想。
可一份判决合法合理，并不代表现行法律规定，就没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恰恰是这一桩案子，抛出了一个现实议题。面对家庭结构的巨变，我们要不要适度拓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议题的背后，是几十年来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翻天覆地的改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批独生子女来到世间。一代人走到中年，一种全新的困境慢慢浮现。赵女士并不是垂垂老矣的独居老人，离世时仅仅四十一岁。

倘若一名独生子女终身未婚没有后代，父母、祖父母、外祖母都先行离世，一条继承链条，就此骤然断裂。
放在更早的年代，一个人就算没有子女，多半尚有兄弟姐妹，上一辈长辈大多健在，血亲链条不容易中断。

而今一种全新的局面正在出现，人到中年，上一辈直系亲属已逝，无配偶无子女，又没有兄弟姐妹。

但明明还有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在世，法律的继承顺位，到此戛然而止。赵女士一案，正是最鲜活的缩影。
也正因如此，《民法典》的继承规定，值得我们重新打量。
不少人看到九位亲戚对簿公堂，立刻生出顾虑，一旦扩大继承人范围，今天放进叔姑舅姨，明天堂表亲一窝蜂涌上来，往后但凡沾一点血缘，都赶来争抢遗产，继承官司岂不是没完没了。
这份顾虑合乎情理，但两件事不该混为一谈。
叔姑舅姨，和远房亲戚不是一回事。
主张适度扩容，不等于无边界放开所有远亲。我并不认同只要沾一丝血缘，任何人都可以前来瓜分遗产，那样继承真的会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寻亲竞赛。
但叔、姑、舅、姨，和更远一层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本就不是同一概念。

他们是逝者父母的同胞手足，属于很近的旁系血亲。当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全部缺位，在国家接手遗产之前，是否增设一道新的继承顺位，留给这一部分至亲？

我认为值得斟酌。
这个想法，并不算标新立异。

域外不少继承制度，也不是简单二选一，要么近亲继承，要么直接收归国有。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无遗嘱继承规则里，没有配偶、子女之后，继承顺位依次覆盖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后代，继而延伸至叔姑及其后代。穷尽所有适格亲属之后，遗产才归入王室名下。

日本同样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最终归入国库。但国库接收之前，会设置公告寻亲的程序。即便没有法定继承人，曾经共同生活、长期照料逝者，与死者存有特别渊源的人，可以向家事法院申请分得部分财产，剩余财产才上交国库。
这一点，其实和本案的判决逻辑隐约相通。
九位亲属虽不是法定继承人，基于曾经的帮扶照料，法院依照《民法典》规定，酌情分给他们一部分钱款。
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并没有完全漠视这份亲情与付出。

疑问随之而来，这份羁绊只能换来一笔酌情分得的财物吗？满足特定条件时，能不能升格成为法定继承人的资格？这恰恰是可以敞开讨论的地方。

扩容，必须设立清晰的边界。

一个可行的思路，把叔姑舅姨增设为第三顺位，只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全部缺位，这一顺位方才激活。

分配方式不必一刀切平均分割，可以参照亲等远近、是否长期共同生活、是否长期承担扶养照料义务，综合判定份额。
提出这样的设想，不是纵容亲戚争抢逝者的房产，只是希望在国家承接遗产之前，法律再多走一小步。
国家成为遗产最后的兜底者，本身并无不妥。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国家要不要过早成为一个人的继承人。
去年上海那位46岁未婚离世的蒋女士，也曾引发全网热议。同样人到中年，未婚无后，父母早已亡故，找不到第一、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一桩北京，一桩上海，两个案件叠在一起，指向一个未来会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实。

一批中年人，已经跳出了传统继承关系的框架。
时代，已经悄悄变了。
我并不认同一种简单粗暴的论调，自己选择不婚不育，财产就理所应当上交国家。婚姻、生育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而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根植于一段特定的历史。
遗嘱当然拥有至高的分量，只要当事人提前订立遗嘱，把财产托付给朋友、公益机构，当事人的意愿，理应得到最大程度尊重。
可那些没有来得及写下遗嘱的普通人呢？
一套合理的法定继承规则，理应贴合当下普通人真实的家庭样貌。

当世上尚有亲近的血亲，一、二顺位全部落空，法律可不可以为他们留一扇门？
我并不是主张赵女士这套房产，就该平分给九名亲戚。法院当下的判决，自有法理支撑。

但不能因为看见了一场多人争产的纠纷，就直接关上拓宽继承顺位的大门。

防范远亲一窝蜂争抢，完全可以依靠顺位设置、附加义务条件来实现，而不是跳过所有尚存的近亲属，一步直接跳转至国家兜底。
在归国家之前，能不能多问一句。
国家，可以是无人继承遗产最后的归宿。但当家庭结构已经彻底改写，继承方面的法律规定（《民法典》），也理应跟上现实的脚步。
一笔遗产不能长期处于无主悬空的状态，只是在归入国家之前，法律能不能先多问一句：

逝者在这人世间，还有亲人吗？
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认真再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