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王世英，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1968年含冤离世

1967年7月，一位年过六旬、半身不遂的老人住进了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肺癌。然而，原本应该好好接受治疗的他，“造反派”却仍追着他不放，批斗照旧，并禁止家属护理。

2个月后，院方终于顶不住压力，将老人送出了大门。等着他的，是无休止的“监护审查”和“突击审讯”。

而策划并批准这项计划的主谋，就是江青。

老人名叫王世英。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曾领先联名上书，反对教员与江青的婚姻；此外，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期间，王世英也了解江青的一些不光彩历史。凡此种种，加剧了江青对他的恨意。

关于王世英当年在延安是如何反对江青与教员的婚事，由于其中细节较多，文史君就不过多赘述了，各位读者可以查看下一期内容。

本期内容，我们只聊王世英的传奇事迹。

王世英，山西洪洞县人，1905年11月出生。1924年投身革命，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同年，王世英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而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王世英被派往河南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工作；1928年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转至北平，在阎锡山的部队里隐蔽下来，继续从事秘密兵运工作，一待就是几年。

1931年10月，王世英到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年底受命潜入南京，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里发展关系、获取情报。1933年初回到上海后，他一直在军委系统负责情报工作。

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40名同志被捕。在此危急关头，他迅速将剩余人员撤往天津，为党保住了一批骨干。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他让南汉宸（原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通过申伯纯（原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赴西北局杨虎城部做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2月，王世英秘密赶赴西安，与杨虎城将军面谈，达成了四点协议：

一、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必要时打一场假仗应付局面；

二、互派代表、架设电台；

三、十七路军在合适地点设交通站，替红军转运物资、掩护人员；

四、双方同时着手抗日准备。

几天后，王世英北上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教员对这次谈判表示很满意，同意王、杨协议。

抗战爆发后，王世英被派往山西，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阎锡山进行抗日统战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拖住他，不让他投日；支持他，不让他被蒋介石吃掉；警惕他，提防他的反共动作。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与日军逐渐拉进了距离，尤其是1941年11月后，阎锡山与日军的来往愈发频繁。

为了拖住阎锡山，不让他投降日本人，王世英奉中央之命，当面向其陈述中国的抗战形势及我党坚持的抗日主张。原定15分钟的谈话却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使阎锡山大为震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阎锡山的部下私下说道：“上次八路军王世英处长的谈话是对的。”

1945年4月，王世英出席党的“七大”。“七大”结束后不久，中央就把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担子交到他手上，同时还让他兼任军委敌工部部长一职，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在晋冀鲁豫、华北两个军区担任副参谋长，仍做国民党军队工作。

1948年11月，王世英参与策反国民党军第三十军黄樵松部起义，可惜起事前几小时因叛徒告密而失败，黄樵松将军也被阎锡山逮捕，后押送至南京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被处决，年仅47岁。

之后，王世英回到华北军区，配合四野攻打天津。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王世英出任军管会参谋长，后兼任警备副司令员。

王世英在天津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后，中央就派他回家乡山西工作，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等职，期间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2年后，王世英转任中央监委专职委员。

王世英为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深受党内外广大同志的敬佩和爱戴，都称他为“党内海瑞”。

然而，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其中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康生，为日后埋下隐患。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王世英就得罪康生了。

1942年初，王世英回到延安后不久，就赶上“整风”。

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大批干部被指认为“特务”。

眼看许多熟悉的人、甚至与自己在白区一同出生入死的同志被定性，王世英认定运动过了头，直接给教员、刘少奇和康生写报告，为已被指定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等六人申诉，并表示愿意拿自己的党籍担保他们是好人。

这封信触怒了康生。康生当夜回信，说他是主观主义、是“好人观点”，甚至还威胁他要把党票收好。

在杨家岭的一次学委会上，康生当面骂王世英是“大自由主义者”。到了党校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又当众诬指王世英和孔原等人是“大特务”。当王世英并没有因此害怕低头。

教员后来问他：“听说有人讲你是特务？”

王世英回答：“说我什么都行，过十年再看，十年之内可以做出点工作成绩吧。到那时再看王世英是不是特务。”

教员点点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这个脾气，他一路带到了建国后。

1959年，黄克诚大将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旁人避之不及，他却经常登门谈心；原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被牵连进所谓“彭德怀反党联盟”，他则两次到广东看望，一谈几个钟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给刘亚洁定了“叛徒、特务”，他当面质问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苏谦益：刘亚洁是我领导过的人，叛没叛变，难道我还不清楚？

王世英的刚正不阿、坚持正义，使他在“特殊时期”成为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纷纷想除之而后快。

1966年12月，康生来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一口气给王世英扣上了“大叛徒”“大特务”等一堆帽子。此时的他年过六旬、半身不遂，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次年6月起，专案组先后找他谈话20多次，逼问所谓1936年谈判的“叛卖罪行”。9月27日，一份署名“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建议由中央监委对王世英实行隔离审查。不久后，他就被人从医院拉了出来……

1967年春的一天晚上，王世英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王敏清说希望死前能见一见周总理：“有些情况，知情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当即提笔给周总理写信。

审讯中，专案组要他交代刘少奇的问题。他的答复很简短：“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

进入1968年，他的时间不多了。1月17日，他在病床上写下一篇日记，大意是：我为党做事几十，末了却被说成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到死也不能认。2月25日，病情恶化，王世英转入日坛医院接受放疗，身份仍是“在押重犯”。

3月26日凌晨，王世英含冤离世，享年63岁。

王世英去世后，江青、康生指示：不许保留骨灰。家人最后在骨灰盒里放了两样东西：他生前的一副眼镜、和1962年11月初他在日记中写下的那首斥责康生的诗：阿谀奉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岂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1979年1月24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央为王世英等八位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追悼会由邓公主持，韦国清上将致悼词，悼词肯定了他多年潜伏白区、在险恶环境中为党作出的特殊贡献。

从洪洞的农家子弟，到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从主政一方的省委书记，到被“监护”在病床上。王世英这一生走的始终是同一条路——认准的事，敢说、敢认、敢负责；待人处事，求真、求实、不构陷。

1962年写在日记里的那首诗，最后随他一起进了骨灰盒。而历史，终究把公道还给了他。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参考文献：

1.王世英——站在黑白琴键上跳舞的勇士.叶介甫

2.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余宗彦

3.王世英之子忆父亲：曾称康生“如疯狗乱咬人”.大公网

4.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