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琚经纬、武廷海：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的类型与演变

导读

古代城市规划知识分散于海量古籍中，聚焦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群，以“相地”“度地”“量地”“相土”为核心，构建包含12938条文献的城市选址术语语料库，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分析核心术语的语义类型与时空演变，提出并实践了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结合的古代城市规划术语研究框架。

本文字数：5325字

阅读时间：16分钟

作者

琚经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武廷海（通讯作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01

引 言

中国自主城市规划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本土知识为根基。选址是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前提，术语是承载专业概念的语言单位，然而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类型多样、语义复杂，且零散分布于海量古籍之中，现有研究多采用精读关键文献的方法，虽能揭示单一术语的源流，却难以支撑对术语群的整体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人文视角，梳理古籍中与城市选址相关的术语群，选择其中的核心术语构建古代城市选址术语语料库，分析术语的语义类型与时空演变。研究旨在深化对古代城市规划知识体系的认识，并探索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定量路径。

02

研究数据与方法

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和“中国方志库”，前者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古籍约10000部，是目前最大的古籍全文数据库之一；后者收录历代省府州县志6000部，全国总志及专志、杂志、外志2000部，空间覆盖较为全面。

研究结合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基于城乡规划学科视角，整合自然语言处理、网络分析等技术，构建了基于数字人文方法的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研究框架，涵盖术语识别、语料库构建与数据挖掘三个阶段（图1）。

图1 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结合的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研究框架

03

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群的整体特征分析

本研究将城市选址术语界定为古籍文本中描述古代城市选址过程、体现人为选择与判断的常用动宾搭配。研读“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经典文献、梳理当代研究成果，初步总结一系列术语，在古籍数据库中检索术语使用频次，根据语义将其大体归纳为三类（表1）。

三类术语反映了不同知识体系在城市选址中长期并存、互补的关系。土地勘测类术语以经验理性为基础，体现了对地形、土壤、水文等客观要素的综合考察。如《诗经·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占卜仪式类术语则通过卜筮活动来判断选址是否可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与象征性。如《尚书·召诰》《尚书·洛诰》记载召公与周公规划洛邑的过程：“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堪舆风水类术语结合了土地勘测的实践经验与占卜仪式的象征观念，通过“寻龙”“点穴”等术语，将自然环境特征转化为象征体系，用以解释人居环境的吉凶与秩序。

表1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类型

本文聚焦“相地”“度地”“量地”“相土”四个土地勘测类的代表性术语。一方面，这四词多见于《礼记》等典籍，源出官方知识体系，在历代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它们涵盖城市选址的核心技术环节，且语义相对明确。相较之下，占卜仪式类与堪舆风水类术语更多具有文化象征的神秘色彩，往往游离在官方知识体系的边缘，语义较为模糊。

以“相地”“度地”“量地”“相土”为关键词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中检索，共获取古籍文献36170条，清洗重复项、非选址项后形成12938条选址相关原始语料，经文本预处理后形成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术语语料库。

04

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的语义类型

提取四个术语的边界词并统计其频次（图2），“度地”的前一元高频词为“相”，形成“相度地”的组合。“量地”的前一元高频词为“丈”与“测”，指向具体的勘测与度量行为。“度地”的后一元高频词为“势”。“相地”的高频搭配是“相地势”“相地形”“相地之宜”，内涵丰富。量地的后一元二元词高频搭配有“量地远近”“量地亩”“量地势”等，说明“量地”在大多数语境中指向基础性的测绘行为。“相土”的高频搭配是“相土宜”“相土之宜”等，侧重对土地适宜性的评价，语义较为集中。此外，“度地居民”“量地制邑”等源于《礼记》的经典表述在语料库中大量出现，可见典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

图2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的前后一元二元高频词

说明：颜色深度表示术语内相对频率（即搭配频次除以该术语总频次）

通过比较共现词丛在“相地”“度地”“量地”“相土”四个术语语料中的频次排名，选取其中有实际意义的词，进一步分析各术语在使用语境中的异同（表2）。研究发现，许多共现词在不同术语语料中的排名基本一致，如“民”在四类语料中均位列前五，表明四个术语的使用语境都与百姓密切相关。然而，也有部分词在不同术语语料中的排名差异显著，尤其在“量地”语料中，“工”“建”“筑”“城”等建设相关词汇排名相对靠后，说明“量地”侧重测绘活动，与建设活动并不直接相关。

表2 共现词丛在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语料库中的频次排名

以每条文献为分析单位，以术语前后共40字的上下文作为窗口，以经过分词与停词处理后的文本构建词共现网络（表3）。“相土”模块度最高，语境集中且边界清晰；“量地”次之，社群结构较强；“相地”和“度地”较低，语义边界相对模糊。

表3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的词共现网络整体特征对比

构建词共现网络，以边的粗细表征共现频次，以点和文本标签的大小表征词的度中心性（图3）。研究发现，“相地”网络和“相土”网络的极化较为明显，除了“相”“地”和“相”“土”之外其他词的度中心性较低；“度地”网络中“度”“地”“地势”“相”均较为突出，与上下文边界分析的结果一致；“量地”网络中“测量—地势”“丈量—地亩”构成了两个分别独立的子群，是“量地”术语的两类特定用法。

图3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的词共现网络对比

说明：只保留共现频次100以上的词对

综上，“相地”内涵最丰富，包括对地形地势与土地适宜性的综合考察，且与城市营建联系紧密。“度地”与“相地”接近，但语义边界相对模糊，使用场景多样。“量地”的语义集中，明确指向测绘距离、面积、地势，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相土”的语义也较为集中，侧重土地适宜性评价。总体而言，这四个术语构成了综合空间评估（“相地”“度地”）与具体技术操作（“量地”“相土”）两种语义类型。

05

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的时空演变

在时间上，将全部12938条文献按照朝代分期（表4），发现隋唐五代及以前各术语的使用频次差别不大；自辽宋夏金以来，频次开始显著分化，“相地”和“度地”的使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表4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在语料库中的时期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度地”与“量地”在语义上兼具两重指向：一方面包括具体的测量行为，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另一方面又延伸至对地宜、形胜等多元因素的综合评估，如“量地而立国”，“度地形而为国”。然而二者的语义在后世逐渐分化，“度地”不断靠近“相地”的语义，指向综合性考察与治理决策；“量地”则收窄为具体的测量行为。这一变化可能与上下文分析中识别的“相度”用例密切相关。

为了进一步厘清“度地”与“量地”的内涵演变，将“相度”与其他四词一同绘制百分比堆叠柱状图（图4）。结果显示，宋代是术语演变的重要转折点（辽宋夏金时期宋代文献占99.7%）。“相度”术语在这一时期陡然增多，占比达到74.4%，并主要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683次）、《宋会要辑稿》（664次）等国史汇编或典章制度。有宋一代，“相度”被确立为官方文书中的标准术语，其语义通常指“审度、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并在与空间治理相结合后逐渐衍生出城市选址相关的专门表述。明清时期这一用法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即便剔除“相度地”，宋以后“度地”仍维持较高比例（元36.7%、明31.1%、清41.4%、民国42.5%），表明在“相度”的带动下，“度地”逐渐稳固为与“相地”并列的核心术语，承担综合评估与空间治理的职能。而“量地”的语义则逐渐收窄为具体的技术操作。

图4 古代城市选址核心术语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比例

说明：各柱顶部标注数字为该时期涉及选址核心术语的文献条目总数

在空间上，将有地理信息的6995条文献地理落点。为避免文献基数造成的偏差，本文以施坚雅“中国地形宏观区域”为空间划分标准，以时空组合作为统计单元，对文献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术语相对集中的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绘制四个核心术语的百分比堆叠柱状图（图5）。结果表明，“量地”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等以平原地貌为主的区域，多涉及农田丈量；而“相地”在明代多集中于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或与当地盛行的风水观念密切相关。

图5 古代城市选址的不同核心术语在各朝代各宏观区域文献中的占比

说明：各柱顶部标注数字为该朝代及区域涉及选址核心术语的文献条目总数

06

术语转型与当代价值

在古代城市选址术语中，“相”“度”等动词与“地”的组合频次显著高于“址”“基”“土”等词，说明“地”在古代城市选址术语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表5）。相比之下，当前常用的“选址”在古籍文本中极为少见，这表明“选址”一词是近代以来语言流变的产物。

表5 基于动宾搭配的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的频次统计

在近代文献中，虽然“选址”本身出现频次不高，但“选择地址”等已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表达。例如，1911年《盛京时报》刊有“学堂选择试演枪操地址”的新闻，1944年出版《工厂地址选择问题之研究》则以“地址选择”作为书名。孙中山1919年撰写的《实业计划》（由朱执信、廖仲恺等译为中文）亦多次论及选址问题，“必择地位之适宜”（the most suitable position must be chosen）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则。

选址术语虽变，但其所承载的知识内核并未断裂。1921年，集宁县（今乌兰察布市）选址，以“地宜居中”“地方平旷”为选址原则，延续了古代“度地势”“量地远近”的传统；《工厂地址选择问题之研究》虽明确反对堪舆风水，却也认同古代选址“也有不少是暗合于科学的”，并将“气候”“水源”等作为选址的重要标准，与古代“相土之宜”的传统相契合。

无论是“相地”“度地”，还是“地位”“地址”，“地”始终是中国城市选址术语的核心语素。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群体现了从“地”到“城”的整体空间观，对当代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城市与自然环境密切关联，古代选址智慧的核心在于对自然的深入分析与综合利用，启示现代城市规划强化对自然本底的尊重与认知，营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07

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古代城市选址术语群，以“相地”“度地”“量地”“相土”为核心，构建包含12938条文献的城市选址术语语料库，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分析核心术语的语义类型与时空演变。

研究发现，“相地”语义综合，包括地形评估与营建实践；“度地”兼具测量与空间治理，语境多样而边界模糊；“量地”主要指土地测量，与营建活动关联弱；“相土”则偏重土地适宜性评价。隋唐以前四个术语使用相对均衡，“相度”在宋代公文中的广泛使用推动“度地”扩展为空间治理，“量地”逐渐收窄为技术测绘，最终以“相地”“度地”为主导术语。在近代转化过程中，传统术语逐渐转型，而古代选址知识则融入现代选址的土地测量与评价等技术环节中。

方法上，本文提出并实践了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结合的古代城市规划术语研究框架，涵盖术语识别、语料库构建与数据挖掘三个环节。术语识别阶段，以“知识驱动”为基础，通过梳理传世典籍与当代研究，确立核心术语的范畴。语料库构建阶段，运用“数据驱动”的手段，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筛选相关文献，并将非结构化的海量古籍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可计算语料库。数据挖掘阶段，学科知识界定了分析对象与阐释语境，而共现网络、时空定位等计算方法则客观揭示了文献精读难以识别的宏观规律与时空演变特征。该框架将传统规划史研究方法与文本计算技术有效结合，既能从整体上挖掘术语的语义类型与时空演变，也为规划史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量化路径。

受文献保存情况影响，语料在地域与时段上存在一定偏向，在横向比较时可进一步作标准化处理。研究以土地勘测类术语为主，未来应呈现更完整的选址知识体系。此外，当前研究侧重术语分析，下一步需构建从术语向知识转化的研究路径，加强对术语背后规划思想、制度规范与技术方法的研究。

*致谢：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献整理与研究”（23&ZD256）资助。

本文来源：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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