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二十六年，紫禁城保和殿，陕西考生王杰的名字原本并不在最前面。阅卷大臣拟定的前三名，分别是赵翼、胡高望和王杰。乾隆拆看试卷后，却忽然问起陕西有没有出过状元。答案是没有。恰在这一年，清军在西北取得胜利，乾隆便把王杰点为状元，赵翼改列探花。
王杰的文章并非不佳，否则连前三都进不了。但他能从第三名登上魁首，显然不只是文章本身的功劳。科举到了殿试，决定名次的因素，往往已经变得复杂。学问是门槛，却未必是最后那一下。
科举真正艰难的地方，在殿试之前。
明清科举大体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合格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乡试中式称举人；会试取中，成为贡士；殿试则由皇帝主持，确定进士名次。
乡试、会试考的是四书五经、策问和诗文，尤其重视经义。考生不仅要熟读经典，还得按照规定格式写八股文。题目有时只截取经典中的几个字，甚至把不同篇章的语句拼接在一起，形成所谓“截搭题”。
这种题目，今天看起来拗口，放在当时却是硬功夫。考生若没有长期背诵和系统研读，连题目的出处都摸不清，更不要说解释义理。江南乡试竞争尤其激烈，数万生员争夺一百多个名额，能够成为举人，确实不是靠运气撞上的。
会试之后，能够进入殿试的贡士，已经经过层层筛选。他们的经学根底、文章章法大多相差不远。殿试所考的策论，表面上谈军政、财政、吏治和治国，实际上又受篇幅、格式和政治尺度约束。
说得直白些，到了这个阶段，考生很难凭一篇文章拉开巨大差距。皇帝和阅卷大臣面对一批水平接近的试卷，只能从字迹、书法、气势、姓名、籍贯，甚至政治象征中寻找区别。状元不是随意指定，但也绝不是单纯按文章分数排出来的。
乾隆四十三年，殿试阅卷时，原拟第一名是顺天府大兴县考生邵自昌。乾隆对他的试卷颇为满意，准备拆弥封定为状元。偏偏负责拆卷的程景伊迟迟无法看清姓名和籍贯，场面一度停住。
“怎么还没有拆开？”乾隆问。
程景伊只能答：“弥封粘连，实在难以启封。”
乾隆等得不耐烦，便让其他名次先行调整。结果邵自昌从原拟第一被放到第四，江西考生戴衢亨反而升了上去。这个故事后来被附会成“天意”，但从程序细节看，更像是一个偶然插曲改变了排名。
还有一种情况，更能说明状元名次并非只看文章。乾隆四十六年，钱棨参加殿试，原来只排在第十名。乾隆审阅时得知，他此前既是乡试解元，又是会试会元，已经取得前两级考试的第一名。
清代此前还没有“三元及第”的状元，乾隆认为这一科应当成全此事，便把钱棨提为第一。原拟状元秦承业降为第四。钱棨因此成为清代两位三元及第者之一，另一位是嘉庆年间的陈继昌。
乾隆五十四年，年近八十的乾隆面对十份试卷，也觉得文章高下难分。他看到第十名考生名叫胡长龄，觉得这个名字很合自己的心意，便将其卷次前移，胡长龄由此大魁天下。
名字能影响皇帝判断，书法同样可能改变命运。清代殿试要求考卷誊录清楚，馆阁体端正规整。文章写得好，字迹却不够漂亮，名次就可能受到牵连。曾国藩早年参加殿试，文章得到认可，却因书法问题列入三甲，便是常被提起的例子。
当然，殿试中的“看命”，并不是说谁都能靠偶然登上状元。能站进保和殿参加最后一场考试，本身已经意味着十多年苦读和多轮竞争。所谓运气，往往只在几个同样出色的人之间发生作用。
举人、进士要靠真本事闯过关，状元则还要碰上合适的籍贯、姓名、书法与皇帝心意。清代一百多名状元的名次背后，既有文章，也有制度，更有那些无法提前计算的临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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