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清真寺改成养猪场，强迫毛拉养猪！苏联的去伊斯兰化到底有多狠

一座清真寺，原本是当地人礼拜、诵经的地方。

可在苏联时期，有些清真寺关了，有些被改作别的用途，穹顶还在，墙壁也还在，里面已经不再有人做礼拜。

一些毛拉和神职人员遭到逮捕、流放，甚至被送往劳改营，原来的清真寺一个个消失，公开的宗教活动越来越少，当地的伊斯兰教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面对的并不只是宗教问题，还有沙俄时期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当时的俄罗斯境内，有数量庞大的非俄罗斯民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尤其集中。

伊斯兰教在这里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早就和当地社会融在了一起。

新政权刚刚接手这个庞大的国家，要让这些地区接受，就得先处理好当地穆斯林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

1917年11月15日，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提出废除民族和民族宗教方面的一切特权与限制。

同年12月3日，苏俄又发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明确表示穆斯林的信仰和习惯是“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这种态度，随后也出现在苏俄的其他政策文件中。

1918年1月，苏俄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奉宗教或者不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

1918年7月通过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再次确认了宗教信仰自由。

到了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又提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把这些文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革命初期的苏俄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并不是后来那种全面收紧的办法。

至少从当时公布的政策来看，穆斯林仍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一部分民族生活传统。

20年代初期，中亚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紧张。

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推行无神论宣传和新的社会制度，但当地穆斯林仍然可以保留一部分宗教活动。

到了20年代后期，情况慢慢变了。

1928年至1933年，全苏共关闭清真寺约1万座，关闭穆斯林小学1.4万所、伊斯兰教神学院500所，1930年，各宗教场所的不动产又被全部没收。

大量清真寺、经学院等宗教建筑被关闭，很多后来被改作俱乐部、商店、世俗学校、邮局、仓库、谷仓，甚至猪圈。

而且苏联的宗教政策并没有停留在关闭清真寺上，1922年以后，政治教育系统开始组织无神论宣传，培训宣传人员，出版无神论书籍和报刊。

1925年，全苏战斗无神论者联盟成立，反宗教宣传进一步扩大，到了1926年，苏联又召开全苏第一次反宗教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专门谈到了反宗教宣传中的一些问题，会议反对用嘲笑、挖苦和戏弄的方式对待宗教徒，也不赞成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

会议提出，反宗教宣传要采取较为科学的办法，同时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来进行，也就是说，苏联开始把反宗教工作做得更细。

1964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成立科学无神论研究所，负责研究宗教问题，并为无神论教育提供相关指导。

从1964年至1965学年开始，一些高校把《科学无神论基础》列入课程，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中央团校也开设相关课程。

苏联想做的事情，到这时已经比较清楚了。

它要改变的不只是清真寺还有多少座，也不只是让人们少去参加礼拜。

学校、报刊、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都被纳入了这项工作，苏联希望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苏联看来，关闭宗教场所，能够限制礼拜和宗教活动，但这些只是看得见的部分，要让宗教影响真正减弱，还得从人的观念入手。

不过实际情况，并没有按照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苏联后来的研究也承认，无神论教育，本身很难脱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条件，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宗教赖以存在的环境，也会跟着变化。

还有一点需要分开来看，一个人不再去教堂或者清真寺，并不代表他马上就接受了完整的无神论思想。

后来的一些研究也指出，20、30年代，一些群众与教会断绝联系，有的是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有的则是因为对教会原来的社会作用不满，离开宗教组织和真正改变宗教观念，并不是一回事。

放到中亚，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当地的伊斯兰教并不只是在清真寺里礼拜。

婚礼、葬礼都有自己的习惯，节日也有固定的过法，饮食还有相应的规矩。

很多宗教知识，也不是非得在宗教学校里才能接触到，家里的老人、亲属和社区，同样可以把这些东西一代代传下去。

苏联能够限制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宗教人员，让很多宗教活动失去原来的公开场所。

但一个家庭怎么过节，老人怎么教孩子，一些习惯还要不要保留，就不是关闭几座清真寺能够决定的了。

二战期间，苏联的宗教政策出现过一次明显松动。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反宗教宣传基本停止，政府放宽了一部分宗教政策，重新开放了一些宗教活动场所。

这一时期全苏清真寺数量增加了将近一倍，达到约3000座，中亚地区也随之出现恢复。

战争结束以后，政策又慢慢收紧，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重新加强无神论宣传和宗教管理。

1959年至1964年间，城乡大部分清真寺被关闭，全苏清真寺数量从大约1500座降到了300至400座。

后来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宗教活动在中亚重新增加。

1976年，中亚约有143座清真寺，1979年增加到200座大清真寺，另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小清真寺。

这一时期，一些公职人员也出现了信教的情况，而且在中亚更加明显，清真寺开多少、关多少，宗教活动也跟着一阵紧、一阵松。

1985年以后，苏联的宗教政策开始松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后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

过去严格的宗教管理也逐渐放宽，一些受到限制多年的宗教活动开始重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中亚对此感受尤其明显，1988年下半年，苏联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已经有了变化，过去主要是限制和管理，后来开始更多地采用对话、疏导和合作的办法。

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把沙皇时期俄军掠走的一部古老《古兰经》，归还给塔什干的一所寺院，这部《古兰经》离开当地多年后，重新回到了中亚。

从1987年前后开始，中亚各地的清真寺明显增加，短短三四年，大约从160座增加到5000多座。

乌兹别克斯坦的变化比较快，这里原本就是中亚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地区，宗教传统保存得比较深。

1989年以后，当地穆斯林开始较多地赴麦加朝觐，1992年以后，每年前往麦加的人数达到3000多人。

清真寺也在不断增加，到1993年，数量已经接近5000座。

宗教书籍大量出版，一些清真寺除了恢复礼拜，也开始办宗教教育，参与慈善和社会调解。

不过政府对带有极端宗教倾向的组织一直比较警惕，并禁止建立带有民族和宗教性质的政党。

哈萨克斯坦走的是另一条路，当地同样新建和恢复了大量清真寺，宗教学校开始培养新的宗教人员，还有一些学生前往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学习伊斯兰知识。

1996年初，哈萨克斯坦登记的穆斯林宗教团体有679个，到了90年代后期，清真寺数量已经达到5000余座。

宗教活动虽然迅速恢复，但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让宗教组织直接进入国家政治权力，而是逐步把这些宗教组织纳入管理之中。

土库曼斯坦的步子慢一些，这里也重新出现了清真寺增加、宗教教育恢复，以及同伊朗、土耳其等国文化交流增多的情况，但总体上的伊斯兰化程度，在五个中亚国家里相对较低。

1994年以后，政府成立穆斯林宗教事务委员会，宗教人员由国家发放工资，清真寺和宗教组织也逐渐被纳入政府管理。

吉尔吉斯斯坦的变化又有些不同，这里的伊斯兰传统虽然历史悠久，但当地长期存在游牧和半游牧的社会生活方式，宗教过去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算强。

苏联解体以后，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很快增加起来，不过对不少普通人来说，经济生活、就业和国家发展才是更直接的问题。

塔吉克斯坦则走出了另一条路，当地90%以上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同时有深厚的波斯文化传统。

改革以后，宗教组织发展得很快，1989年，塔吉克斯坦只有70座清真寺；到1992年，已经达到约3000座，另外还有3000多所祈祷堂。

变化很快从宗教生活延伸到了政治领域，1992年，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势力与民主党等反对派力量，在杜尚别举行大规模示威，并迫使当时的总统作出妥协。

此后的政治斗争继续升级，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个政党提出建立符合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社会制度，并主张把部分伊斯兰教义带入社会生活。

政府后来宣布取缔这一政党，但双方的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

直到1997年，政府与反对派签署民族和解停战协定，伊斯兰复兴党等反对派，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空间。

从这几个国家的变化来看，伊斯兰复兴并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模式。

有的国家重点控制宗教政治力量，有的把恢复宗教生活和国家管理同时进行，也有的最终让宗教进入了政治斗争。

苏联解体以后，中亚面对的已经不是同一个苏联时期的宗教问题，而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现实，重新处理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

回头看苏联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不能只看清真寺关了多少，也不能只看后来又开了多少。

这套政策改变了中亚社会，学校教育普及了，科学知识进入日常生活，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长期的无神论宣传，传统宗教在公开生活中的影响明显减弱。

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因此消失，苏联后来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些无神论教育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号和说教上，和人的实际生活脱节，就很难真正改变人的观念。

清真寺可以关掉，宗教学校可以停办，公开的礼拜也可以受到限制。

可一旦这些限制开始松动，原来留在家庭和民间的东西，很快又被人重新捡了起来，1980年代末的中亚，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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