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真意——陈建华教授八十寿庆纪念集编后 | 田洪敏

本文为《陈建华教授八十寿庆纪念集》编后记

学生们为导师陈建华先生编写文集，第一次是在2016年老师70岁生日，这一次的主题则是祝贺老师的八十寿辰。辑录的文字中，“丽娃治学”的几篇论文是述介老师在俄苏文学与中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中国外国文学学科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等领域的成果。文集中的“题序选录”“怀念师友”“岁月留痕”等辑，则可被视为广义的“学术小札”和“怀人丛录”。“师生情谊”与“群里人家”两辑是学生们的散文。

陈建华拍摄的圣彼得堡郊外

老师在演讲、访谈时留下的记录，因时间所限，惜未收录。老师的多数演讲都秉持其1980年代在徐家汇藏书楼梳理史料时的态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严格限定在学术史论、文学批评、社会思潮、历史与人的境遇等范畴，不会讲得兴起，天马行空。视觉时代，文字的“不响”与“声响”皆可达成，毕业多年，我们仍可以在时下的各种讲座中感受老师的授课风格——讲话不疾不徐、平实朴质，却风趣好玩。

陈建华拍摄的顿河风景

“师生情谊”与“群里人家”所选篇什可归档随笔。仿若清凉早春，随老师散步，你讲什么研究，谈什么看法，他都会先道“蛮好蛮好”，然后才有对白，有点拨，也留白，园子里安静而轻灵；记忆中的十月，一行人在陈家园子里架上梯子，上树摘柿子，男生负责接力，女生负责接应，师母一一分装。碎金子一般的黄昏光影里，密匝匝的秋柿也有了热烈的光晕；冬日里还会吃到宁波汤团，按师母的说法，宁波的风俗，吃点甜的，再吃点咸的，那些来自儒学之乡的学生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一直到老师七十几岁，如果你去拜访，搭地铁到达九亭站，他还是会执意开车来为你摆渡；你假使自驾，他就早早将车库让出，在一旁指挥倒车入库，全赖老师精准调度，园子入口的一畦花草才得葆葱茏。在陈家，你暂且可做一个被父母宠爱的孩子——乐于表达、安于沉默，还是懈怠偷懒或者另辟蹊径，都自觉自然自在，不会被视作一种忤逆。

讲座中的陈建华老师

青年学子到上海读书，时间一长，难免以为世界上所有被称作“都市”的场所都该隐含上海的某一面向。有师友讲，上个世纪末若离沪一段时间，夜归人远望“上海站”三字，便顿生暖意；从中山北路3663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校门，路两边的梧桐搅动着光阴的故事。1980年代早期，老师也写过非常感性的散文《那盏点亮的门灯》；1984年，他在图书馆里翻译了其实已经不那么苏联风格的小品文《陌生人》；托尔斯泰的《小绿棒》，也有了陈建华的译本……这些或许也带有后青春时代的痕迹吧。直至新世纪初，走过“八舍”边上的桥，右手边绕进图书馆的小径，进过刊室，还可以拜托穿蓝色大褂的图书馆员帮你将《苏联文艺》《苏联文学》《世界文学》等用小推车隆重地请出来——好了，这一天你有事体做了。老师指导学生：进入研究通常要先从检视文献史料、摘要评述开始。过刊室内，冬日暖阳西斜，嘴唇翕张，寒气袭人；溽暑季，你若去文科大楼中文系资料室，望见门把手上贴着去年的提示“天冷，请随手关门”，都恨不能靠上这个“冷”字借些清凉。

本文作者与陈建华老师

印象中那个时候所有的大学老师好像都有点陈老师的感觉，甚至现在遇见一些老人，你也期许他们自带一点老师和师母的宽容豁达。1980年代“金梭银梭”织就的时光，其实是直觉性的、非认识论的、补偿性的。过往几千年被视作“世界文学”的名字高悬在丽娃河的夜空，纵然仰望至天明，仍觉咫尺天涯。老师所倾力的俄苏文学，除了源于古希腊关于人的崇高诗学，还有高尔基的箴言“做大写的人”，或者像托尔斯泰所笃信的，真理会出现在生命求索与疾驰的方向，而那些无法企及的——生活予人以美和未来。陈老师的导师是倪蕊琴先生，“做有良知的学问”是老师对倪先生的评价——师生共勉。而陈老师的学生们，追踪倪先生、陈先生的求学与治学时光，间或也会生出些别样的乡愁来——是“只道经年好”吗？

师友学生相聚

广义的20世纪世界文化中，出生在二战前后的孩子都可以被视为“婴儿潮一代”；在俄苏文学中也有一种说法，叫作“四十年代作家”，特指出生于卫国战争前后的写作者。在全球史研究中，中国“高考1977”的一代学人，也应然在二战之后的世界历史的延长线上。俄国作家契诃夫称自己和同时代人为“1880年代人”，他们勇敢地告别了文字缠绕的内心世界，走向了更为险峻生动的外部生活。老师后来有机会走出去看世界，也曾深入白桦林、拜谒托尔斯泰庄园、徜徉顿河两岸，当然也会回访江西山区，拜访旧友；或者从西安跑到延安，去看当年的“鲁艺”。老师是20世纪集体记忆中的一员，个人记忆却直至年岁渐长才偶尔提及。一次在火车上，他说起自己的“老三届”时光：返沪探亲的时候会带些上海肥皂回江西，送给图书管理员——既是“随喜”的礼数，也可以让自己的阅读相对自由一些。今天的孩子或许已经难以想象彼时这般对于书籍的饥渴。

老师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到留校任教，住过一村和后来的三村。问学陈门，课堂也就自然从文史楼或文科大楼转到陈家。暇时，出枣阳路后门一直向右走，便是曹杨新村，它和前门外的中山北路合力构成的“学校一带”是学生们不舍昼夜游荡的所在。当然也可以洋气一些，从学校前门跨过苏州河，到达中山公园；若愿骑自行车享受绿荫蔽日，在远观“愚园邨”，细数哪间房开着四面窗之时，不觉已至上海图书馆了。赶上老师出国访学，你窃喜可以偷懒了，但是可能第二天早晨就收到了老师发自彼得堡的电子邮件。

进入新世纪，在前期外国文学的教学成果、论文发表和专著《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出版的鼓励下，老师的学术也从俄苏经典作家研究、文学思潮追踪转入更为宏阔的外国文学学术史、比较文学学科史领域。这一时期也是他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组建学术团队的黄金时期。来自国内外最好的同时代人，以及具备国别文学（并不局限于俄苏文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背景的青年学子加入老师的研究队伍——“教学相长”“君子之交”“奖掖后学”是那个时代的人文品格。

今年夏季，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展览（上图，张挺 摄），据说吸引了近40万人参观。在后续的“文汇讲堂”上，老师代表上海学界为读者揭示俄罗斯文学何以“显示灵魂的深”，一如既往地态度谦逊、史料准确、论证精当。访谈总长大约两个多小时，即便在一个不到两分半钟的“剪辑”里，老师也能用一句话勾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部作品的风貌，从作家所处时代到中俄文学关系，再至作家与当代人的情感互动。本文在各个方面都难及老师万一，恐也有违“编后记”体例，但凭“此中有真意”自我宽宥，还请老师与读者诸君包涵。

祝福老师学术之树长青、八十寿辰喜悦！

丙午孟秋，于丽娃河与樱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