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卢晖临/文

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

在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时代，人们很容易被纷至沓来、几近爆炸的各种信息所淹没。处此情境之下，人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自身的清明认识。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将这种心智品质称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得以把握历史与人生，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内在关联”，“它是那种能够从最非个体性、最遥不可及的社会转型，转化到人类自我最私密的特征的能力”。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的想象力。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在强调经验研究、以实证科学为自我定位的一门学科中，有关想象力的言论被接受并被称颂，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今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导论”的课堂上，面对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莘莘学子，我总会在第一讲就介绍这一伟大的观念。我要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除了他们即将从教科书中接触到的各种具体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之外，学习社会学还有更重要的要求和目标，那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乍看上去，尤其是与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训练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多少有些“玄虚”：前者似乎是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稳定的投入总能换回预期的回报；后者则难觅捷径，纵然使出十分气力，却往往无功而返。但是，即便一项经由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指导的经验研究，如果不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想象力，则既无跻身人类知识殿堂的学术资格，也无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不过是在众多出版垃圾中增添一份新的垃圾而已。一旦明白（认同）这一点，在社会学的训练中，还有什么比追求社会学想象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呢？

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天分的东西，韦伯有，费孝通有，没有这个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认命做技术活。还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艺术灵感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虽然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即着重讨论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请首先允许我借用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论述，来进一步丰富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伯格说：“社会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万事都不像表面上那样。”他又说：“社会学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举例而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现代西方人的公共信仰，但我们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丘比特神箭似乎不是为男女之间狂烈的、不可阻挡的情感所驱动，而是更多为阶级、教育、种族、宗教背景等路线所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将“揭露”视为社会学的主旨：社会学对人们视作当然的一切说法都表示存疑，以某种审视的眼光去揭穿人们用来相互掩饰自己行为的各种借口。在此，伯格凸显的是社会学的批判性（在英语语汇中，critical、critique是远较中文词汇“批判”温和、中性的词汇）。这种批判性，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中，虽未获清晰申明，但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前所述，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将个人在其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过去视作当然的现象和说法，必然会从个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产生批判性思考。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批判性，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学研究

不过，就在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那曾经在社会学先辈大师（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曼海姆）作品中大放异彩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渐式微，社会学的迷人魅力正日渐消退。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渐行渐远。社会学是所谓“双元革命”的产物，创立之初的社会学，正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起源、它们引起的震荡以及后果）而获取在学科阵营中的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出身”于历史学。早期的社会学家大多能够充分地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历史资料，譬如托克威尔的“民主的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涂尔干的“分工论”，韦伯的“科层制”及“权威”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就此而言，都可以称作“历史研究”。但是，他们又无一不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种摆脱历史学、与历史学划清疆界的内在倾向。这种对历史学的贬低态度，连同他们对客观化及规律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更加类似“元史学”（meta history）或者“历史哲学”的东西。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对习惯和制度的解释，由过去的根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一变而为根据其社会功能所取代。这种非历史的倾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找出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参数一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如日中天，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出现了所谓的“没有时间”和“没有地点”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批评］。

当时，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似乎都让人们接受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论断：政治知识分子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欢庆一个以技术手段为政治中心的全新历史时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共识”的议题；结构功能理论和多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理论提出了以当代美国为模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观点和看法创造了反历史的效果：如果现在是作为一个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如果多元主义理论推崇的利益群体政治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在现代化成一个美国的翻版，那么，过去（历史）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标榜客观性，主流社会学实际上正沦为现实的卫道士。

“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并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

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已如上述；那么，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的想象力呢？对于社会学而言，采纳历史视角并不是如传统兰克史学一样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时，他们实际上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他们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揭示出人类行动的潜在选择，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其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在坚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那里，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科层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却未必就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必然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种“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个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时，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就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历史学家勒费弗尔（H. Lefebvre）指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都承载着“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着“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也许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们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不像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就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社会从中古过渡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被当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多种力量汇聚成一个看似无可阻挡的历史过程，造就了我们深受其惠同时又备受折磨的现实。韦伯以异常冷峻的眼光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指出人类正无可挽回地逼近那个他称为“铁笼”的残酷无情的归宿：“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主张价值中立的韦伯，在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极度悲观的预测中，却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厌恶。

如今距离韦伯发出那悲凉的预测已过百年，一方面，我们可能比韦伯时代更加强烈地体会到那将我们推入“铁笼”并强行禁锢的巨大力量；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更多透漏光亮和新鲜空气的缝隙。还是谈论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吧。近年来，从有关“汉服社”“桃花诗社”及种种慢生活团体的众多报道中可以看出，在部分都市人群中（尽管还是很少数），人们已经不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兴趣追求来结成这类社团，而且是出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开展有意识的实践。宽袍长袖，一唱三叹，尽管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矫情的成分，但在很多实践者那里，“慢的功夫”“生活诗意”已然成为自己内在需求的日常生活表达形式。仅由这小小的缝隙就断言“铁笼”的崩塌自然太过天真，但假以时日，谁又能否认它们成长为人类冲决“铁笼”的逃生口的可能性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都排挤出局，如果社会学家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也就无异于是在公开地为现实进行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只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褊狭的基础之上。这一褊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这一智识前景越来越远。唯有保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研究，因其对现实的批判性，才有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知识，并最终将社会大众武装成一个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行动者，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推荐序）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