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王船山到熊十力”学术研讨会综述

9月4日至6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指导的“从王阳明、王船山到熊十力”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三十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

9月5日上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张佳教授主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杨国荣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雨辰教授、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赟教授先后致辞。

杨国荣教授在线上发表致辞，指出王学中作为核心概念的良知兼具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内涵，致良知既体现良知的先天性，也需要通过后天的实践过程被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他概括了王船山和熊十力对王学的评价差异及其成因，并分析了二者的学理特质。最后，他希望会议通过切磋讨论，能够加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王雨辰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并简要回顾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此次会议贯通宋明心学、船山气学和现代新儒家，聚焦传统心性儒学向现代儒学的理论转型，致力于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陈赟教授在致辞中对会议主题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王阳明、王船山、熊十力是三位全局性的思想家，他们都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文明的核心驱动力量，并为各自时代的中国思想提供了根基性的滋养，将三位思想家放在一起讨论也可说是一项创举。

主旨发言(一)

大会第一场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治洪教授、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程志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鹏教授分别作报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评议。

杨泽波教授的报告题为《化“翕辟成变”为“辟翕成变”——熊十力（文言文本）述评》。他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翕辟成变”命题存在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心如何能生出辟之物；二是翕先辟后的排列有独断之嫌。结合唯识学和现象学的相关理论，他对“翕”“辟”进行了新的诠释，并据此将“翕辟成变”说调整为“辟翕成变”，以澄清熊十力该思想的学理价值。

胡治洪教授的报告题为《熊十力先生对阳明和船山的评论及其启示意义》。他指出，熊十力的思想既承继心学，也深受船山易学影响。不过，熊十力虽肯定阳明的良知论与修养工夫思想，但也认为其学存在偏重心性而忽视客观世界的问题。这启示我们，既要以道德修养为根本，也要深入认识客观世界，实现德性与知识的兼顾。对于船山，熊十力主要基于历史观和本体论，批评其二元本体观与进化历史观。本体应是绝对、自在而一元的存在，熊十力对船山的评论也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思考本体的存在性质及其与现象世界的关系。

程志华教授的报告题为《本体论还是宇宙论——论王船山“乾坤并建”之性质》。他指出，“乾坤并建”在王船山哲学中主要是一宇宙论命题，主要探讨现象世界的生成与运行方式，乾坤在德性、象数与体用三个层面是相互贯通的，并且以太极这一一元本体为核心。熊十力对“乾坤并建”说的批评主要源于论域错位，也就是以熊氏自身的本体论立场衡断船山的宇宙论命题。不过，尽管有此误读，仍然不能否定其新唯识论的理论贡献。

陈鹏教授的报告题为《成中英与现代“知识儒学”的开展》。他指出，成中英对心学主体化、内在化倾向的批评，深刻地切中了心学存在的理论问题。成中英以知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建构的整体本体论与王船山“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尤其体现在对一元与二元、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上。这一思想强调儒学不仅要确立价值和信仰，也必须面对客观世界并发展出知识论，有力推动了儒学由道德价值世界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可能。

在评议环节中，郭美华教授从几场报告所共同涉及的知识论与认识论问题出发，重点反思了主体、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观念只能作为理解世界的依据，不能取代世界本身，因而应警惕以主体或既定本体论框架消解世界的客观性与开放性的思想倾向。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就熊十力思想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王船山“乾坤并建”所涉及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关系等问题展开追问，并进一步强调知识与价值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与互动。

主旨发言（二）

第二场大会主旨发言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江汉论坛》杂志社胡静编审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樊志辉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姚才刚教授、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长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分别作报告，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评议。

樊志辉教授的报告题为《阳明学的反思性叙事如何可能——基于后实践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双重考察》。他从后实践哲学、知识社会学视角反思阳明学，指出“龙场悟道”等叙事是后世缝合的连续性幻觉，良知在具体处境中是不可兑换的决断，而非先验普遍符号。因此，应反思研究者自身，追问叙事行为的场域位置与伦理合法性。阳明学的“圣域”乃理论僭越与符号资本合谋的产物，反思性叙事的终极关切则在于让叙事的断裂显形，守护良知“知痛”的不可兑换性。

姚才刚老师的报告题为《王阳明心学的理论缺失及其对中晚明儒学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阳明学的理论缺失体现在偏重心体而弱化天理、不善用功且易流于狂禅、轻视知识导致任心废学等方面。阳明心学体系的这些问题对中晚明儒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导致了王学后续的分化，尤其是促使王门后学狂禅派产生，并且成为中晚明时期阳明学派的显学；另一方面又使得反思、批判、补救阳明心学的现象蔚然成风，亦即王学修正运动盛行。

李长泰教授的报告题为《王船山对阳明道统观的批判与实学重构》。他认为，船山批判阳明心学意在解构宋明理学整体框架，建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道统思想，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取代空谈的致良知学，而这体现了明清之际思想从心性内省向事功实践的重要转向。

陈赟教授的报告题为《知—神—明：王船山对“以明”的解释》。他从诸子现象和是非问题的共构性反思入手，分析庄子对儒墨之是非的“莫若以明”之透视。在他看来，郭象、成玄英等人对庄子“莫若以明”思想的诠释都存在问题，而王船山的独特诠释则可启人另寻新机。以“浮明”与“真明”的区分来看，诸子百家之争属于道德小成，而通过“以明”可显现大道，并进一步以神敞开明，用明充实知。

在评议环节中，陈畅教授认为，樊志辉教授借助后实践哲学与知识学的角度来深度反思和解构阳明学，拓展了当前学术研究的路径；姚才刚教授从明代中晚期阳明学内部逻辑来诊断阳明学的理论缺欠，尖锐而深刻；李长泰教授深入揭示了船山通过解构心学，重建一个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道统的思想；陈赟教授深入分析船山对“以明”的诠释及其“知-神-明”的思想建构，揭示了船山哲学在解构心学之外所展开的独特形上学与认识论思想。

除主旨发言外，本次会还议设置了两个分会场，分四个场次开展学术研讨。

第一场讨论（分会场一）

本场讨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夏世华教授主持，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周磊副教授、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胡荣明副教授、安徽大学哲学学院黄晨曦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博老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逸之副教授分别作报告，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长泰教授评议。

周磊副教授的报告题为《罗钦顺论“天”》，他系统阐释了罗钦顺气学思想中“天”的多重意涵，包括天对理和气的奠基性作用、气之运动变化中蕴含治理的秩序性与道德性以及天的本体含义等。

胡荣明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心安理得”：王夫之思想中一个为道德奠基的标识性概念》，他揭示了“心安理得”这一日常的道德习语在王夫之思想中的深层意涵。“心安”强调道德实践须根植于真实无伪的道德情感与内在自觉，“理得”强调对普遍性伦理法则的认知与体证，而二者的动态统一为解决儒家内部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理论争辩提供了一种综合性方案。

黄晨曦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道家生成论视角下的“报怨以德”说新解》。他认为，“德”在道家思想中是万物生成过程中的源生动力，从内部推动万物依天道生长发展，“怨”则是因“德”不全而产生的反常情况。“报怨以德”并非调和或和解，而是通过“德”的匡正使偏离的事物回归天道轨道。

王博老师的报告题为《试论王夫之对“默而识之”的诠释及其工夫论意义》。通过对比前人对于“默而识之”的诠释，他指出，王夫之的创新在于将“识”诠释为持守之意而非单纯知识记忆，将“默”定位为检验识是否纯熟的标准而非修养起点。这很好地弥合了学与行之间的断裂，也体现了王夫之对于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判。

王逸之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以儒化术：王夫之的术数观探析》。他深入考察了明清之际术数广泛流行的背景下，王夫之立足于“气本论”哲学立场对术数所展开的“破”与“立”的创造性转化。这一“以儒化术”的思想体系彰显出，儒学对其他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调适与改造能力。

第一场讨论（分会场二）

本场讨论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立坤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教授、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张睿明副教授、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王顺然副教授分别作报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盛珂教授评议。

郭美华教授的报告题是《熊十力大海水与众沤之喻的意义与限度》。他认为，海沤之喻在熊十力本体论思想中隐含着同一化的倾向：因每“沤”皆具“大海水”全量，故个体虽被赋予差异性，但仍被本质同一性所统摄。在伦理学上，这种预设“心之所同然”的思想路径缺乏对他者绝对差异性的尊重。

韩立坤教授的报告题为《“默达费西加”：一个明清之际传教士判教术语的考辨——以的错解为中心》。他系统梳理了明清传教士对“Metaphysics”的翻译及其文化立场，指出早期传教士将其翻译为“察性理以上之学”带有对宋明理学缺乏终极本体依据的批评，晚清后对该术语的翻译虽转向比附，但仍延续了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争议。

徐波教授的报告题为《熊十力的“智慧”说》。他聚焦熊十力对佛学“智”“慧”思想的重构，指出传统佛学中“慧”高于“智”，而熊十力则使性智高于分别认知的“慧”亦即量智。熊十力的相关思想虽凸显了本体认识的统一性，但难以真正安顿认识和科学问题。

张睿明副教授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会，报告题为《“内圣”开出新“外王”——由熊十力的思想达至一种后现代的心性儒学》。她认为，熊十力哲学缺乏康德式的先验范畴，经验概念无法溢出个别经验，因而难以建普遍科学法则；同时，他亦未能从本体论上开出现代民主与自由意志的观念。

王顺然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亲临的道德：中的社群性与宗教性》。他认为，儒家伦理非抽象律令，而是在社群关系中的“对位感受”，通过互动而形成普遍性直觉。因此，应在日常生活调整、家国秩序优先、历史文化连贯等层面进行变革损益，以避免道德相对主义或与传统断裂。

第二场讨论（分会场一）

本场讨论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黄文红副编审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俞秀玲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锦枝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晓杰老师、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刚老师分别作报告，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胡荣明副教授评议。

陈畅教授的报告题为《“寓性命于经史”何以必要——明清思想转型视域中的黄宗羲与潘平格之辩研究》。他认为，黄宗羲并不存在一般所谓的晚年思想转变，黄宗羲与潘平格之争也非新旧学之争，而是关于两种不同的实学路线的抉择。黄宗羲以经史为根基，承继刘宗周的精微工夫，实现了心性与经世致用的统一。

俞秀玲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一脉贯注方见精神——刘宗周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解读的“正”与“误”》。她通过分析刘宗周对阳明后学思想流弊的修正，指出刘宗周虽按朱子学逻辑框架解读《大学》诚意思想而有误读阳明之嫌，但有效纠正了阳明后学空疏之学风，并通过“诚意”说贯通了道统与正统、心法与治法。

张锦枝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学案与学派——以〈明儒学案〉南中王门为例》。她辨析了学案文本形式与现代学派概念的差异，指出《明儒学案》按地域划分王门各派，使师承关系呈现断裂，思想宗旨也呈现多元化特征，因而难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因此，运用现代学派概念重构思想史，应特别谨慎。

陈晓杰老师的报告题为《女性能否成圣——以阳明学的悖论为线索》。他指出，阳明学虽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但在实践中却鲜有关于女性成圣的讨论，激进如王畿、李贽者，仍受限于男性气质主导的社会结构。与之相比，佛道思想则为女性提供了成圣的讨论空间。

江刚老师的报告题为《刘宗周心学化的历史哲学》。他从历史哲学视角探讨心学与气化流行的关系，分析心学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体现本体论意义及时间的本质性规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先经后史”的方法论：以经学为评判准则深化历史理解，警惕功利主义；以史为鉴提升个人修养，为历史研究提供实践路径。

第二场讨论（分会场二）

本场讨论由上海大学哲学系曾海龙副教授主持，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肖雄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黄敏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盛珂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副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葛领童老师分别作报告，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王顺然副教授评议。

肖雄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存有论的圆”作为共法——答黄敏教授〈牟宗三圆教思想中的儒佛分判及其圆善旨趣〉一文之批评》。他回应了黄敏教授对其牟宗三圆教研究提出的两点批评，指出彼此分歧源于焦点错位：黄敏教授以“极圆”为焦点进行高下判教，而他则以“普圆”为基准线进行普适性判教，由此形成了对圆教概念与圆善问题的不同理解。他主张天台圆教是圆教的“守门员”与试金石，宗教对话更需要“普而不高”的姿态，以避免排他性。

黄敏教授的报告题为《圆教诠释中范式先行的方法论偏失——谨答肖雄君》。她认为，牟宗三的圆善论本质上是一实践问题，人人都可根据自身智慧显发实情，无需像肖雄副教授主张的那样，将儒家和佛家思想改造成一样的圆教模型。她主张以“无住之姿”平观诸宗，尊重个体差异，认为不可以己意另立新说、掩盖经典研究对象的本义。

盛珂教授的报告题为《良知：一个儒家的生存论描述》。通过对“孺子入井”案例的分析，他指出良知显现于生命受到威胁的震惊瞬间。在此情景中，主体性完全让渡于他者，他者成为意识中心。由此，儒家的“同一性”并非压迫性的，而是主体主动退出，有容纳他者的空间。这也体现了儒家生生之德的思想特质，即让他者更好地成为他自己。

王林伟副教授的报告题为《王船山“乾坤并建”思想的当代哲学蕴涵——与熊十力、牟宗三相比较》。他从体用、德性、象数三个角度阐明了船山的“乾坤并建”说，并与熊十力、牟宗三的乾元统摄说相比较，认为回归“乾坤并建”有助于摆脱熊牟一系现代新儒家的内部张力，为儒家思想的当代开展开拓新方向。

葛领童老师的报告题为《“仁体”退场之后——熊十力“摄体归用”的思想困境》。她聚焦熊十力晚年的体用思想转向，认为仁体概念在其晚期思想著作中的缺位使得规范性问题成为动摇其本体论根基的关键因素。熊十力虽吸收了船山兼综道器的气学精神，却未能贯彻其“相为体用”的形上思路，反而转回理学宇宙流行的提问方式，也就导致了动力与规范断裂的深层思想困境。

第三场讨论（分会场一）

本场讨论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立坤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曾海龙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丽珠副教授、湖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新民老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孙忠厚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宗宜博士后分别作报告，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副教授评议。

曾海龙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新儒学先锋与今文学殿军——重审熊十力的思想史地位》。他突破既有研究范式，试图说明熊十力并非仅以新唯识论开创现代新儒学，而同时承续并发扬了今文经学谱系，因而兼具“先锋”与“殿军”的双重身份。由此而论，熊十力“经学即哲学之极诣”之命题就饱含新的思想义趣。

李丽珠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体用不二与一心朗现——熊十力、牟宗三对王阳明“致良知”的不同解读》。她通过梳理熊十力、牟宗三对阳明学的不同诠释，指出二人的相关思想都建基于其易学诠释。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追问“致良知”工夫能否在朗现主体的同时挺立客体，从而提出牟宗三批评阳明心学客观面不足可能源于其对科学真理的额外划分。

任新民老师的报告题为《心性与〈春秋〉：阳明、船山和熊十力〈春秋〉学之比较》。他系统梳理了王阳明、王船山和熊十力三家《春秋》学思想之间的差异，并特别指出，学界对熊十力是否以新中国之“势”阐明《春秋》之“义”仍存在分歧，而这一分歧实质上涉及对时代语境的理解。

孙忠厚老师的报告题为《“会群经之通旨”——熊十力“六经之旨在〈论语〉”思想发微》。他经过梳理，指出熊十力哲学存在以《论语》贯通六经义理的核心主张。只是与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系统论述相比，熊十力的相关观点较为散见，且存在“六经注我”、对经典客观义理把握不足的局限。

李宗宜博士后的报告题为《生生与生灭：论熊十力对“刹那生灭”说的阐释与扬弃》，致力于探讨熊十力作为儒家如何肯定生命并超越佛学生灭观的思想。他认为佛学对于刹那生灭的宇宙现象的强调存在见死不见生的问题，儒家则在承认生灭的基础上强调“生生不息”，具有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

第三场讨论（分会场二）

本场讨论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路传颂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洪明超副教授、福建江夏学院阳明学研究院徐涓副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蔡杰副教授、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李想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杨佩珍博士分别作报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苏晓冰副教授评议。

洪明超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孝亲与成德：朱子思想中家作为修身场域》。他基于佛学出世思想对儒家家庭伦理形成的挑战来考察该问题，认为朱子学中“家”既是天理流行、人伦秩序贯通的重要环节，也是道德经验生成与人格完善的根本场域；“孝”作为最切近的修身工夫，贯穿于成德过程。由此，相较于佛学，朱子在家成圣的思想就赋予了家庭伦理更高的价值意义。

徐涓副教授的报告题为《王阳明与游武夷诗》。她以王阳明《武夷次壁间韵》为中心，结合相关题刻、诗文及武夷山文化传统，深入考察了王阳明游武夷山的史实及思想意义。她认为，王阳明游武夷诗呈现出思想转向的迹象，也是理解其“龙场悟道”的重要线索。

蔡杰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鲁中王门穆孔晖〈大学〉“三纲领”阐释探微》。他指出，穆孔晖作为鲁中王门的重要人物，其《大学》诠释既有阳明学特色，又深受朱子学影响。穆孔晖从《大学》的成书本义出发，区分上古教化与后世经典之教，由此强调面向百姓与士大夫的不同教化目标。穆孔晖的诠释既体现了尊古溯源、回归原典的特点，又呈现出王门思想与朱子学交涉融合的复杂面貌。

李想老师的报告题为《论阳明立志说的八个维度》。他指出，阳明为学宗旨虽有所变化，但立志始终是其重要教法，并且在人生方向、为学动力、践履工夫等方面多有展开。阳明对立志说的阐释具有经典与道统依据，其思想植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命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与工夫论特色。

杨佩珍博士的报告题为《“物”与心学实践：陆九渊格物思想研究》。她指出，学界常将陆九渊的“格物”主张理解为“格心”的观点容易忽视其对具体事物及实践工夫的重视。以“心即理”与“物即事”两个层面来看，陆九渊虽强调本心及其所具之理，却并未取消物与事在格物工夫中的现实意义，其格物思想呈现出由心而事、明理而践履的实践结构。

第四场讨论（分会场一）

本场讨论由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俞秀玲副教授主持，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路传颂副教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副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苏晓冰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叶云副教授分别作报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蔡杰副教授评议。

路传颂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一体之仁”非“万物一体”——王阳明“一体之仁”的范畴辨析及其哲学史意义》。他认为学界一般将“一体之仁”等同于“万物一体”的看法，颠倒了仁爱与万物一体的关系。“一体之仁”不是陈述形上事实的命题，而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主体性态度，其本质是普遍之爱。

傅锡洪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为什么说阳明学在即用是体的意义上成立？》。他认为阳明学的核心在于心即本体，只是此本体并非抽象标准，而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作用与表现，故心是即作用而为本体。即用是体的观点突破了朱子本体与作用相对的基本思想，也意味着追求成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苏晓冰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事与道：王阳明体道方式的存在论根据》。她从“道与事”的关系切入，梳理了阳明心学在具体事务中体认天理的思想。该思想以“不滞不离”为结构，强调道不在事外，亦不能执事为道，故在存在论根据上体现出“道无方体”的特色。这一思想特色也展现了阳明心学实践哲学的品格。

叶云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再议心学中的体用思想——以王阳明心学与熊十力哲学为参照》。他以熊十力哲学与王阳明心学为参照，揭示出心学中体用思想主要表现在心物关系和道德根据及其发用两个层面。在此基础上，他对傅锡洪副教授以“即用是体”概括阳明心学宗旨的看法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试图检讨“即用是体”说可能存在的理论不足。

第四场讨论（分会场二）

本场讨论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洪明超副教授主持，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二林副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龚开喻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张伊蒙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黄超雄博士分别作报告，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刚老师评议。

陈二林副教授的报告题为《简易自然与肆情玄虚：王阳明心学的内在紧张及其理论得失探析》。他指出，阳明心学虽以简易务实特质在历史上推动思想解放与道德自由，但因过于强调良知本心的主观乃至神秘体验，忽视认知心之作用，存在凸显仁性而轻忽智性的明显缺陷。因此，应突破理学与心学二元对立的思想格局，回归孔子仁智双彰的心性结构。

龚开喻老师的报告题为《三重脉络中的牟宗三“良知坎陷论”》。他系统梳理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心之二形”的双层主体结构与“一心开二门”的两层存有论，认为二者与“良知呈现论”共同构成人类理性的双向申展。从圆教的判教角度，他将良知坎陷论定位于别教系统。

张伊蒙博士的报告题为《从“不虑之知”到“慎独之实”：邹元标良知工夫论的展开》。她认为，良知在邹元标思想中虽是先天具足、纯粹至善的“不虑之知”，与本心、天理同源，但须落实为慎独、静养等工夫，在具体实践与持续涵养中得到显发。也因此，邹元标回应了阳明学中存在的悟而不修和修而不悟的问题。

黄超雄博士的报告题为《刘蕺山从“主敬”到“慎独”的工夫转向及其心体建构——以〈论语学案〉为中心的考察》。他聚焦刘宗周早期著作《论语学案》，指出该书虽以主敬为工夫纲领，视其为“体仁之要”，但已然蕴含对慎独工夫的重视。刘宗周工夫论存在的前后期转变，正展现了其在重视心体内在性的同时，强调心体的根基性、实在性等多维特征。

闭幕式

经过五场发言、讨论共十场报告后，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叶云副教授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导师组组长张舜清教授和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赟教授先后进行大会总结和闭幕致辞。

张舜清教授系统梳理了本次会议主题的思想演进路径，提出自王阳明至熊十力的四百余年间，中国哲学经历了从心性之学走向历史之维，再回归本体建构以因应时代挑战的宏阔历程。他认为本次会议汇聚了阳明学、船山学、熊十力哲学与现代新儒学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研讨深入，有力推动了相关议题的延展与深化。

陈赟教授从文明与现代性的宏大视角出发，阐释了本次会议所关注问题的的深层旨趣。他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第一，从秩序的崩溃、重建再到现代性转型，儒学始终处于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之中；第二，面对韦伯等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质疑以及东亚国家崛起的持续发展，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第三，就儒家的未来方向而言，儒学研究不能止于文本阐释，更应成为回应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思想资源。为此，需要在古今断裂与和解之间，进一步探索儒学作为一种方法的可能性。

九月江城，天朗气清。群贤毕至，共同切磋问学、相与发明。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杨佩珍 黄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