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热议！企退人员创造社会财富，理应优先享受改革红利补差增收

一位江苏企业退休职工李师傅，41年工龄，每月养老金3080元。他同年入职、后来调到事业单位的老同学，每月到手7100多元。两人年轻时在同一个车间干过同样的活，只因为中间一纸调令，退休后的生活天差地别。

这不是个例。2026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3640元，但中位数只有3050元。超过一半的企退人员每月到手不到3050元，改制下岗、小微企业退休群体普遍集中在2200到2900元区间。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算上职业年金，月均待遇在5870元到8136元之间，两者相差4500元，一倍还多。

差距的根子，在一段“没交钱却算交了钱”的工龄上

视同缴费年限——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实施前，国家承认的连续工龄，算作已经交过费。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截止线完全不同：企业职工大多截止到1992年到1996年，机关事业单位统一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同样1980年参加工作，企业职工当地1995年建账，能认定的视同工龄约15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014年之前的34年工龄全部计入。同样上班，起跑线就差出近二十年。

更隐蔽的差距在指数上。企业职工多数省份统一按1.0核定，不管你当年是高级工程师还是普通工人，一律1.0。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务职级挂钩，科级约1.2到1.4，处级更高。同样30年视同工龄、社平工资8000元，用1.0算出来的过渡性养老金是3120元，用1.5算出来是4680元，每月差1560元，一年差1.87万。

再叠加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覆盖率接近100%；企业年金截至2026年一季度覆盖率仍不足7%。四层叠下来，同样30年工龄，企退拿3200元，事退拿6500元，月差3300元。

“补差增收”不是施舍，是还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上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而应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他指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缴费约占四分之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供款，所谓“多缴多得”的逻辑并不成立，这种政策取向的结果必然是“强者通吃”。

郑功成更明确地回应了企退人员的历史贡献问题：老一辈职工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设立个人账户，却默默支撑了国家早期的工业发展。没有缴费的年代，是时代背景所致，而非个人责任，“理应享有相应的补偿与待遇倾斜”。他进一步提出，应通过工龄补贴、长期工龄倾斜、专项补偿等温和方式，逐步缩小待遇差距，不贸然推翻现有政策，但也不能让历史贡献被制度性清零。

企退人员不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是在低工资、高积累的年代撑起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那批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转化成了公路、桥梁、厂房、税收，但没有转化成个人账户里的数字。改革的设计逻辑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老人老办法”在执行中只做了“保底”，没做“共享”。

补什么、怎么补，不是没有路

如果全面统一视同缴费指数难度太大，可以设立专项过渡性补偿基金，对拥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企业退休人员，按月发放定额补贴，逐年调整。这比“改指数”操作更简单。

从资金可行性看，假设5000万人受影响、每人每月平均补差500元，一年就是3000亿。2026年上半年，全国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当期收大于支，中央财政今年安排了1.25万亿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3000亿相当于转移支付的24%，占基金结余的2.7%。单看数字，不是“掏不起”。

真正的挑战不是“有没有钱”，是“愿不愿意把它排到优先位置”。地方层面已经有一些试点性的做法。凤台县人社局2026年度预算中专门列了“事企退休人员差额”项目，针对全县21家单位按企业退休的人员，参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的新计发办法计算养老金，补足差额部分。乌鲁木齐市也设立了“国有企业办市属职教幼教退休人员机关待遇补差项目”。这些项目规模不大、覆盖面有限，但它们证明了一件事：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补差”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缺的不是技术方案，是把它从“个别县的项目预算”升级为“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的决心。

2026年养老金调整的另一条线也在同步推进。人社部“十五五”规划已明确，未来五年核心是“提低控高、兼顾激励”。定额调整权重在提高，挂钩比例在压低，月养老金3000以下的挂钩比例可以到1.2%到1.3%，8000以上的压到0.5%以内。河北一位养老金2200元的企退职工，一个月能涨170.5元，涨幅7.75%；北京一位8000元的，只涨85元，涨幅1.06%。方向是对的，但每年多涨几十块、一百多块，追不上视同缴费指数带来的存量差距。“提低控高”是增量调节，“补差增收”是存量清算，两件事必须同时做，只做前者，差距的绝对额还在拉大。

等不等得起，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上世纪入伍、后来经历国企改制和下岗的企退老人，如今多数已年过花甲乃至古稀。他们的养老金基数本就不高，慢性病缠身，每月药费往往花掉养老金的一半。郑功成主张渐进式化解差距，兼顾基金可持续运行，避免制度剧烈震荡。这个路径是稳妥的，但时间不站在他们这边。

2026年“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把“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写进五年规划，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但“倾斜”如果只体现在每年调整的涨幅比例上，企退人员与事退人员之间因视同缴费指数和职业年金造成的存量差距，不会因为涨幅高一个百分点而缩小。一个在制度里被算了便宜的人，他的诉求不是“今年多涨点”，是“把当年少算的那一段，补回来”。

企退人员创造的社会财富没有消失。它变成了这个国家最早的那批厂房、铁路、电网和税收基础。这些财富在今天的GDP里找不到一个独立科目，但它真实地支撑了后来的一切。当年文件写的是“保持现有待遇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调整”二字不该被窄化成“跟着普调走”。那些在低工资年代把每一分养分都留给了国家的人，退休后不应该成为所有群体里拿得最少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