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还是政治——歌德学院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中的沉浮

对有意学习德语者而言，歌德学院可能是其中很多人的首选培训地。这一以域外德语教学为主要职能的教育机构设有从A1至C1级别的完整德语课程体系，而且通过相关考试后，学员获得的语言能力证明也在各领域具有较高认可度。然而，歌德学院的实际职能远不止于德语教育。一则近期的新闻可为佐证。2026年9月以来，随着德俄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俄方要求境内多家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离境。这一事件表明，歌德学院作为一个德国在海外的文化符号，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含义。文化功能同政治目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歌德学院海外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理解联邦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歌德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25年的“德意志学院”（Deutsche Akademie）。其全称是“德意志民族性维护与研究学院”（Akademie zur Wissenschaftlichen Erforschung und Pflege des Deutschtums）。什么是“德意志性”？为何需要维护和研究它？如何付诸实践？为解答这些问题，需要还原这一学院所处的政治和思想史语境。

20世纪20年代，受到“背后一刀”神话等错误战争记忆的影响，德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对《凡尔赛和约》及其规定的国际秩序的怨怼情绪。流通于街市的报刊、小册子等鼓吹《凡尔赛和约》是强加给德国人的民族屈辱。被剥夺了领土、财富和人口的耻辱感，在知识界的运作下，逐渐转化为一种在文化上求得心理补偿，使德意志文化获得更多海外认同和影响力的强烈要求。诚然，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曾依托海外协会、宣传学校（Propagandaschule）等机构施展以上述目标为主旨的对外文化政策，但在普鲁士国务秘书卡尔·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眼中，那不过是“商业汇票上的一抹优雅装饰”。换言之，德国始终缺乏一种独立于经济利益的、自主的对外文化政策。客观而言，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及其规定的国际秩序在一战结束初期将德国排除在外，这极大限制了德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施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将文化作为“出口商品”的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日趋凸显。

20世纪20年代初，在参事埃德蒙德·许勒尔（Edmund Schüler）主导下，魏玛德国外交部开展改革，以抬升对外文化政策在总体外交政策结构中的位置。1920年，德国外交部历史上首个专门对外文化政策部门——“海外德意志民族性与文化事务司”（Deutschtum im Ausland und kulturelle Angelegenheiten）在原法律司学校处的基础上设立，即后来简称的“文化司”（kulturpolitische Abteilung）。文化司建立初期，其职能仅限于负责运作德国在海外的学校与科研活动。随后，隶属于新闻司的艺术处、图书处并入文化司。因此，在“许勒尔改革”的推动下，外交部文化司的职能进一步扩大，涵盖域外德意志人、海外教育机构、艺术展览、电影、学术交流、文史研究与传播等事务。

文化事务同政治目标之间的张力随着文化司的设立而日渐表露。一方面，贝克尔转任普鲁士文化部长后，主张对外文化政策应具有高度自主性。文化司下属海外教育委员会顾问海因里希·科嫩（Heinrich Konen）也认为，“文化政策在理所当然被纳入外交政策准则的同时……有意识地将这些方法和关系与政治利益脱钩，往往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外交部希望通过争取世界舆论对德意志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对“域外德意志人命运的兴趣”，来为域外德意志人的“文化自由”造势，进而促成实现一条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迂回政治路线。

“德意志学院”正是贯彻魏玛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社会机构，被视为德国“所有非官方对外关系的中枢”。1925年，学院在慕尼黑成立。慕尼黑大学校长格奥尔格·普费尔希夫特（Georg Pfeilschifter）兼任院长。学院的宗旨是“帮助自由的德意志民族通过坚韧且目标明确的精神工作，重新赢得其阳光下的地盘”。其主要任务有：1、“研究海外德意志人的起源、发展、特性及成就，并将相关知识传达给国内同胞”；2、“唤起人们对语言、血缘、精神生活和文化共同体深远意义的理解，从而加强所有德意志人的归属感”；3、“提升德国精神成果和德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价值地位”。从组织架构上看，学院下设实践部与科学部。前者负责海外地区的“语言维护”和德语教学工作。具体而言，包括设立海外德语讲师职位、开设德语课程、资助域外德意志人宣传德国的正面形象等。1932年，实践部下设用于德语教学的“歌德学院”。后者则依托历史、文学、民俗学、艺术、音乐、经济学等学科，通过捐赠书籍、资助出版等方式推广德意志文化。

德意志学院1938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德意志族民生活中的文化》

“德意志学院”在1933年后逐渐倒向了纳粹党。一方面，学院本身民族主义色彩极其浓厚。普费尔希夫特在为学院撰写的工作纲领中指出，“我们必须不懈地……让德意志文化的瑰宝在最美好、最真实的意义上发挥德意志民族性的传教作用”。实践部首任部长、历史学家赫尔曼·翁肯（Hermann Oncken）属政治上的保守派阵营，是坚定的修约派。他在学院开幕演讲中指出，一战后的德国正处在一个“精神竞技场”中，因此必须以“令人信服的成就”来应对这场“文化战争”。另一方面，学院常常陷入资金匮乏的财政困境，不得不依赖国家资助。德意志学院第二任院长冯·米勒（Friedrich von Müller）在一篇备忘录中指出，由于缺乏持续、稳健的融资来源，学院现有的储备资金远远不足以实现先前制定的宏伟计划。1933年，有论者已指出，德意志学院已经是“高层拥有的最宝贵的非正式外交政策工具”。

纳粹时期，“德意志学院”逐渐“一体化”。1933至1944年间，学院预算从30万帝国马克增长到90.5万帝国马克。德意志学院科学部首任部长、著名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纳粹德国荷兰辖区总督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先后担任院长。豪斯霍费尔本人曾表示，德意志学院这株“幼苗”可以完整融入第三帝国这棵橡树的“巨大树冠”之中，其任务就是通过贯彻文化政策，来维护和执行国家的权力意志。他在任期间，德意志学院在海外的活动规模大幅扩张，在保加利亚、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开设了49个语言班，设立了61个讲师职位，并主持出版了多卷本以“德国对世界的贡献”为主题的丛书、德语词典等作品。“歌德学院”则举办了多场以“种族卫生学”为主题的讲座。1945年4月，因纳粹德国濒于覆亡，德意志学院及其海外站点随之关停。

德意志学院院长豪斯霍费尔与其学生、希特勒秘书兼元首代表鲁道夫·赫斯

二战结束后，由于纳粹时期文化交流被意识形态严重异化，联邦德国在对外文化政策上采取了谨慎态度，在恢复一部分对外文化机构的同时，通过文艺推广、德语教学等方式逐渐推进对外文化传播事业。1951年，“歌德学院”在原“德意志学院”的基础上重新建立。1952年，外交部文化司恢复建制。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外交部重新与海外学校建立联系，并在海外推广德语书籍。歌德学院等对外文化协会和机构共同参与了在马德里、哥本哈根和米兰等地举办的德语书展，以及德语文学外译等工作。德语总的来说，联邦德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政策目标在于重新展示一个优秀、和平的德国国家形象。

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德国对外文化政策遭遇困境。一方面，联邦德国开始在亚非拉地区的新兴国家执行“发展援助”（Entwicklungshilfe）等经济合作政策。对外文化政策的面向对象也需随之逐渐从欧洲扩大到相关国家，并承载了冷战时代与东方阵营展开“人心之争”的意图。另一方面，由于对外文化机构繁多、缺乏协调，尽管总投入在不断加大，但各机构的财政预算还是随着对外文化事务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吃紧。歌德学院的困境尤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歌德学院开始在海外加速扩展分院网络，但始终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学院依靠外交部等官方机构的不定期补贴，并不得不通过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筹集经费。包括院长库尔特·马格努斯（Kurt Magnus）在内的学院领导层认为，如要歌德学院实现稳定发展，必须寻求公共资金支持。为进一步缓解财政困境、增加经费预算，马格努斯更请求外交部，希望将所有文化机构都归由歌德学院管辖。

这一提议可谓“生逢其时”。1959年，迪特尔·萨特勒（Dieter Sattler）接掌外交部文化司司长一职。他在任时，一反当时在波恩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事业应独立于国家运作”的理想观念，积极推动联邦德国对外文化机构的集中化。萨特勒是巴伐利亚人，曾与马格努斯共同担任巴伐利亚广播委员会委员，因此非常重视歌德学院。1959年11月，在接管了两所文化学院之后，外交部又同意歌德学院再接管10所学院。6个月后，萨特勒亲自提议，由歌德学院再接管10所文化学院。接管海外学院后，歌德学院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在德语教学这一主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开展文化项目的相关业务。

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文化司司长迪特尔·萨特勒

萨特勒虽然提高了歌德学院在对外文化政策中的地位，缓解了学院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但其真正目标是使外交部能够取得对歌德学院的主导权，从而从幕后掌控一个在台前具有独立自主性质的对外文化机构。1960年，在萨特勒授意下，歌德学院设立了一个“项目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大型文化活动的规划和筹备制订固定的年度计划，并为各分院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活动项目建议。文化项目的最终决定权归于歌德学院，但关于“个别棘手的案例及涉及政治性质的活动”，则必须征求外交部的同意。萨特勒随后便安排其在外交部的亲信进入委员会。此外，萨特勒还提议在歌德学院设立了与院长平级的“项目主任”（Programm direktor）一职，以统筹文化项目。外交部文化司对歌德学院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但这一“双头体制”未能延续。随着文化项目的上马，外交部文化司与歌德学院理事会的分歧日益扩大。在文化司眼中，德国应该将本土传统文化、民俗遗产等内容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素。歌德学院方面则认为，德国对外文化项目的质量应以是否国际化、现代化为评判标准，即以追求前卫、先锋的艺术趣味为佳。双方的分歧事实上在于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受众是普通市民抑或知识精英。1962年底，德国在亚洲开展巴伐利亚民族服饰芭蕾舞团巡回演出。围绕这一项目是否能够代表联邦德国的国家形象，外交部文化司与歌德学院理事会之间爆发了巨大争议。结果，支持“前卫派”的项目主任佩特里希被迫辞职。歌德学院理事会则借机要求撤销“项目主任”这一职位。1965年，文学评论家维尔纳·罗斯（Werner Ross）接任歌德学院院长。作为两股势力平衡妥协的结果，罗斯提出，歌德学院应以与时俱进、更新传统作为文化目标。

文化司对歌德学院主导权的掌控最终以框架合作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1959年起，歌德学院同外交部就正式合作的框架协议展开谈判。萨特勒在谈判中表现强势。外交部声明，在协议合作之后，文化司应获得新分院设立权、分院负责人任命和财政预算审批权等重要权利。而且，外交部对分院的一切活动都保有政治上的否决权。1961年，外交部又进一步要求获得德语讲师的调配权。1964至1966年，外交部又在协议中增加了对歌德学院文化项目与人事任命的审查权条款。由于高度依赖外交部的资金援助，歌德学院理事会无法拒绝以上种种侵夺对外文化机构独立性的要求。196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草案修改之后，歌德学院同外交部文化司正式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歌德学院成为外交部“委托执行对外文化政策的机构”。勃兰特执政期间，对外文化政策成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三大支柱”，歌德学院也受到重视。事实上，框架合作协议正是在勃兰特本人介入的前提下才得以尽快签署。但是，虽然获得了自主履行任务的权利，并得以借助外交部提升了自身的重要性，歌德学院作为对外文化机构的“独立性”事实上已然名存实亡。

1962年歌德学院在慕尼黑开设的对外德语教学课程

回到开头，歌德学院在俄国开设分院的历程也与冷战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自1951年重建以来，歌德学院便未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分院。一方面，跨阵营文化交流不得不受制于美苏两极对峙的严酷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联邦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奉行“哈尔斯坦主义”，与东欧国家关系不友好。这一情形在“新东方政策”提出后才有所缓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抓住机会尽快解决德国问题，科尔政府着力改善对苏东国家关系，在经济领域形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并进行多次高层互访。1979年12月，歌德学院秘书长哈尼施费格尔（Horst Harnischfeger）在波恩与驻莫斯科记者恩格尔布雷希特（Engelbrecht）谈话。恩格尔布雷希特表示，莫斯科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会说德语，对联邦德国很感兴趣。通过非官方渠道加强德苏文化交流完全可行。 但是，在综合考虑苏联同西方国家接触的态度后，这一提议遭到歌德学院部际会议（Abteilungsleiterkonferenz）的否决。20世纪80年代初，歌德学院在一些东欧国家举办了“文化周”，试图为双边文化交流“破冰”，但成效甚微。直到1992年，歌德学院才第一次在莫斯科设立分院。

自1925年至今，歌德学院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中的位置不断变化。其兴衰沉浮折射出德国理解和阐释国家形象方式的嬗变。魏玛时期，受有关《凡尔赛和约》的公众舆论影响，一个以“被欺凌和被侮辱者”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形象逐渐传播于德国社会。为淡化甚至扭转这一形象，作为歌德学院前身的德意志学院积极联络域外德意志人，通过出版物、海外学校、文史研究推广德意志文化，试图塑造一个优越于别国的“正面”德国形象。德意志学院海外活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一种以民族文化为尊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因此在纳粹时期，德意志学院很容易嵌合新型意识形态话语，并服务于第三帝国的外交和文化政策。这时，德国完全摒弃了“文化大国”的形象，转而醉心于侵略扩张，追求在军事和政治上称霸世界。

二战结束后，德国重新以对外文化政策为工具，试图修复因战争罪行而严重受损的国家形象，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是一个拥有歌德、席勒和托马斯·曼等伟大文人的国度。但是，随着冷战阵营对抗的兴起和歌德学院财政危机的爆发，外交部再度以“合作”为名，扩充歌德学院文化职能，提高其规模的同时，暗中争取对歌德学院的主导权，最终形成以追求政治目标为幕后推手，以文化传播为台前形象的对外文化政策动态协调机制。总的来说，歌德学院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外部政治压力增大时，德国外交部倾向于加强对对外文化事务的控制，削弱歌德学院的机构独立性，增强文化项目和活动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纳粹时代民族主义国家形象带来的深刻负面影响，德国对外文化机构和政策仍能在外部政治压力增大时保持运作的相对独立性，从而维持国家形象生产的基本连续性。

陈珈宝（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