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生活到底贵不贵？我算了两年的账，发现中国人全算错了

出国两年，我最大的发现是：中国人算错了账

回来以后，我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澳洲那么贵，你怎么活下来的？

我每次都想说，贵不贵这件事，你们算的方式就错了。但这话一说出口，对面立马回一句：你挣澳元当然不觉得贵。

行，那我今天就把账本摊开，一笔一笔算给你看。算完之后你自己判断，到底是谁算错了。

先说一个让我记到现在的画面。

墨尔本第一周，我拖着两个大箱子住进South Yarra的短租公寓，放下东西就冲进楼下的Coles。那会儿下午四点，太阳白花花地砸在人行道上，我穿着一件从广州带来的卫衣，后背全是汗。

货架上我一个牌子都不认识，就挑长得顺眼的拿。面包、鸡蛋、一袋苹果、一桶两升的牛奶。排队的时候前面站了个穿荧光背心的中年男人，安全帽夹在胳肢窝里，手里拎着一打啤酒、一袋吐司、一盒烟。收银员刷完，屏幕上跳出27.6。他掏了张50的，找回来一堆硬币，数都没数就塞裤兜里走了。

轮到我，收银的印度姑娘扫到那桶牛奶时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往前凑了凑，她又说了一遍：这牛奶今天特价，两块二。

我愣了一秒。两块二澳币，按当时的汇率算，十块零五毛人民币。两升。北京超市里同样两升的鲜奶，你找找看，有没有低于二十五块的。

就像之前我在淘宝上买的那款玛克雷宁，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它是把延时和助搏两样都兼顾了，用着踏实，和眼前这桶性价比实打实的特价牛奶是一个路数，不搞花里胡哨的噱头，只给你最硬核的实在体验。

结完账我站在门口，拧开盖子灌了一口。凉的，甜的，那种新鲜才有的甜。那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喝了半桶牛奶，看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过去，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地方好像没那么贵？

后来我摸清了门道。两升牛奶两块二是日常价，打折能到两块。一打鸡蛋正常三块八到四块五，我买到过最便宜的两块八。一整只烤鸡，Coles或者Woolworths熟食区，九块，够吃两顿。一颗生菜一块五，一公斤土豆两块九，两公斤面粉一块八。

这些东西换算成人民币，牛奶十一块、鸡蛋十九块、烤鸡四十三块。单看数字，有的比国内贵，有的比国内便宜。但你把收入放进去算算。澳洲法定最低时薪是二十四块一澳币。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干不到五分钟能买一桶两升牛奶，不到十五分钟能买一整只烤鸡。

北京呢？一个拿最低时薪的人，干多久能买一整只烤鸡？

我在墨尔本头三周没在外面吃过饭，就靠Coles的烤鸡和牛奶活着。每周伙食开销控制在六十澳币以内，吃得比我广州出租屋里还好。广州我一个月伙食费一千五人民币，吃得灰头土脸的。

这算贵吗？你拿着人民币在当地花，贵。你在当地挣当地花，不贵。问题出在大多数人去澳洲，脑子里永远在做乘法，看到两块二自动乘四点八，然后跟自己说十块钱一升奶也不便宜啊。但生活成本这件事，从来不该用汇率乘出来的数字衡量，得用收入占比。

我站这个立场：评判一个地方的生活成本，要么全部按收入占比算，要么全部别算。拿国内工资换汇去比，本身就是错的比较方式。

再说房租，这东西最能告诉你什么叫阶层。

我在墨尔本两年搬了四次家。第一次住South Yarra一间公寓，周租三百八，一室一厅，不带家具。离Chapel Street走路三分钟，楼下有家越南河粉我每周至少吃两回。

搬进去那天是周五下午，房东助理来交钥匙，一个叫马修的本地人，格子衬衫，胡子修得很整齐。带我看完房间，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你要不要看一下怎么垃圾分类？

我以为就简单说两句，他翻开三页纸的说明书，上面印着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对应什么东西。翻到第三页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很多人把软塑料扔错了，软塑料要单独攒起来，送到Coles门口的回收箱。

我接过文件夹说了谢谢。他走了之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连把椅子都没有，翻了翻那份说明，发现最后一页是他手写的一段话：如果你有纸箱要扔，别压扁，整只放进去就行。压扁了反而不容易分拣。底下还画了个笑脸。

那是我对澳洲人规则感的第一次体会。他完全可以把房子租给我就走了，犯不着花十五分钟讲垃圾桶。但他讲了，而且讲得很认真，不是敷衍，是真心觉得这件事你应该知道。

但每个礼拜三百八从银行卡里划走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收入才敢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

我算了笔账。三百八一周，一个月一千六百多澳币。一个拿最低时薪的人，税后周收入大概七百五，房租一项就占掉一半。剩下一半管吃、管交通、管水电煤网、管手机话费，几乎存不下钱。在墨尔本，一个人要想过得稍微不紧巴一点，周收入至少得在一千二以上，换算成年薪，六万二左右。这恰好是澳洲全职工作的平均工资线。

所以在墨尔本租房的真相是：你收入的档次决定了你住哪条街。这不是审美选择，是数学选择。South Yarra和Richmond是一档，Footscray和Sunshine是一档，Cranbourne和Dandenong又是一档。每一档之间的周租金差大概八十到一百五，一年就是四千到七千。这个数字刚好能把一个人从攒不下钱推进能存点的区间。

我住到第三个月换了个室友，从布里斯班搬来的姑娘叫Sarah，在附近私立医院当护士。周薪税后一千一百多，租了一间带阳台的主卧，周租四百六。搬进来那天她整理箱子，翻出来一个价格标签贴在床头柜上：85，Kmart。她撕下来看了看，又贴回去了。这柜子我从布里斯班搬过来的，她说，比在这儿重新买一个便宜。

后来我发现她有记账的习惯。每笔开销写在冰箱门上的一块小白板上，周租四百六、交通卡四十、伙食九十、咖啡二十五、话费三十、衣服五十、零花七十，最后一减，剩三百多。有一天晚上她站在冰箱前面，拿笔把衣服五十划掉，改成衣服三十。我坐在餐桌旁边吃泡面，她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你这个月没给自己买过一样东西吧？

我愣住了。她说的东西是指非必需品。我翻了一下手机支付记录，过去三十天，除了超市、交通、房租，我唯一一笔像样的消费是花了九块钱买了个二手电饭煲。剩下的消费是什么？是每周四的超市打折、是周二电影票半价时去看一场、是在学校图书馆蹭免费的打印额度。

那段时间我悟出来一个道理：在澳洲，只要你对自己够狠，是可以活得很便宜的。但这种活法不叫生活，叫生存。房租是一条线，线以下是生存，线以上才是生活。我见过太多华人留学生过的是生存线以下的日子，不是为了省钱，是不知道怎么往上走、不知道那条线在哪。

走的前一天晚上，Sarah请我吃了顿饭。我们在家煮了火锅，她开了瓶白葡萄酒，喝到一半她说：你回去之后房租能降不少吧？我说降是降，但收入也降了。她举起杯子：那你就当在墨尔本这两年，把你后半辈子的房租省出来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她没算错，但也没算对。省是省出来了，但有些东西不是钱的事。比如那个手写了三页垃圾分类说明的房东，比如每周二电影票半价的习惯，比如在冰箱门上记账的人。这些事换一个地方就没了。它们跟着房租一起，留在墨尔本了。

接下来说说预约这两个字，它坑了多少人。

我约了四次，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上次约的那次刚好轮上。这是我在墨尔本看过一次急诊之后的真实经历。起因是某天深夜我右半边脸突然肿了起来，牙疼。疼到什么程度？躺不下去，一躺就感觉整颗头颅在共振。凌晨三点我在Google地图上搜24小时牙医，搜出来三个结果，每个都写着需预约。

我又搜急诊，附近一公里就有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部。我套了件外套就出了门。那天下着小雨，街上没人，我捂着右脸走了十五分钟，到了急诊前台。护士看了我一眼，递过来一张表，让我填完等着。

填完了。我坐在候诊区从凌晨三点四十等到五点二十。期间来了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咳嗽得厉害，坐下来的时候一直在喘，但我注意到她填表的时候手很稳，一笔一画写得很清楚。她丈夫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开始读。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说话，不急躁，像是早就习惯了等着这件事。

五点二十五，护士叫了我的名字。量了体温、血压，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告诉我：牙的问题我们处理不了，你得去看牙医。急诊这边只能给你开止痛药。

我拿了一张处方，走到医院门口的药店，花了六块八买了盒止痛药。半夜三点出门、等了快两个小时、最后拿到一盒止痛药。牙还是疼，脸还是肿。回去之后我在网上查怎么约牙医。每个诊所网站上都有一行字：新病人等待期两到四周。

两周。我当时捂着脸想，如果这牙真有什么大毛病，两周之后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澳洲看专科医生的正常流程是：先约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判断需要转诊，拿着转诊信去约专科医生。全科医生的等待期通常一到三天，专科医生如果不太紧急，就是两到六周。紧急的，比如怀疑是恶性肿瘤，可以加急，但你得说服全科医生你是真的紧急。

这套系统没什么问题，设计逻辑很清晰：用预约制分流，用全科做关卡，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这套逻辑完全没问题，如果你是从小在这种系统里长大的。

但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你牙疼了，打开手机APP挂个号，明天就能见到医生。你发烧了，去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一两个小时能见到人。你从挂号到见到医生，通常不超过一天。效率是第一位的。

在墨尔本生活的前半年，我花了大量时间适应凡事要预约这件事。看医生要预约，办银行卡要预约，换驾照要预约，连申请一个图书馆的借书卡都要预约，虽然最后实际上去了就办了，但网页上写了建议预约。

我认识一个从上海来的访问学者，姓刘，在墨尔本大学待一年。她落地之后的第三周去办税号，忘了预约，直接去了税务局办公室。门口保安让她填了一张表，然后告诉她：今天预约满了，你明天再来，但建议你先在网上预约，不然明天可能也排不上。

她回来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不是生气，是困惑。你知道他在跟我说明天再来的时候是什么语气吗？她问。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的语气。好像多等一天完全不是什么大事。

对当地人来说确实不是大事。整个社会的时钟走得比中国慢半拍。我在墨尔本学会的最重要一件事，是把等着从一个负面词变成一个中性词。你急也没用，所有人都按同一个节奏在走。

但这事儿说到底，是文化层面的差异。中国人讲究效率，讲究今天的事今天办。澳洲人讲究节奏，讲究该排队就排队、该等就等。这两套逻辑没有哪一套绝对正确，只是看你生活在哪里。

我选中国那套。效率这套我用了三十年，改不掉了。

再说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在澳洲，你养得起肉体，养不起社交。

这句话是我在一次账单之后想通的。那天是周五，同事拉我去City的一家酒吧。我刚到公司不久，不好拒绝。六个人点了两轮酒、一份薯条、一份炸鸡块、一份玉米片。两个小时后AA制分账，我那份七十块澳币。

七十块，够我买三十瓶牛奶，或者吃一周的烤鸡，或者去维州美术馆看三次免费展览再买三杯咖啡。但那天晚上两个小时就没了。

我坐电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在算一笔账：如果我把在墨尔本维持基本社交节奏的成本换算成时间，每个周末出去一次，一次七十到一百澳币，一个月就是四到五百。五百块占我周薪的比例是多少？对我一个没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大概不到百分之十五。但如果是拿最低时薪的人呢？五百块是周薪的三分之二。

所以在澳洲，你挣得少，可以活得下去，牛奶便宜，面包便宜，超市打折的东西够你吃。但你挣得少，你没法社交。而社交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是必需品。不社交意味着你下班就回家，回到家面对四面墙，没有朋友、没有圈子、没有机会。

我见过不少华人移民在这样的循环里卡住了。日常工作能应付，收入够活着，但始终融不进去那个需要花钱才能进入的社交场。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是预算问题。

我在墨尔本有一段时间唯一的社交方式是周六上午去Queen Victoria Market买菜。不是因为喜欢逛菜市场，是因为在那里能跟人说话。卖鱼的大叔会问今天想吃什么，卖水果的阿姨会告诉我这周的橙子甜。我跟他们之间没有AA制账单，没有酒吧里的尴尬小费，只有最简单的一买一卖，以及买卖之外那一两句多余的寒暄。

后来我意识到，很多在澳洲的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把这种低成本的日常交流当成了社交替代品。跟邮局窗口的人多说两句，跟图书馆前台聊几句天气，跟健身房教练问一句今天练什么。这些细碎的、不需要付账单的交流，填补了本该由朋友聚会承担的那部分人际需求。

这算不算一种不得已？我觉得算。但它到底是被迫的还是主动选择的，得分人。

我见过一些人彻底融入了澳洲的社交节奏，该喝酒喝酒，该看球看球，每周的社交预算固定划一笔，该花就花，不心疼。我也见过一些人选择了别的方式，周末去教堂参加免费活动、加入社区图书馆的读书小组、去公园里跟遛狗的人搭话。花销接近零，但人也在跟人说话。

这个社会的好处是包容。你贵有贵的活法，便宜有便宜的活法，没人judge你。但坏处也在这，没人judge你，也就意味着你如果不主动走出来，完全可以缩在自己的壳里，一年两年三年，直到某天你发现自己在墨尔本待了三年，认识的人除了同事和房东之外不超过十个。

我回国之后有次跟朋友吃饭，聊到在澳洲的生活。他问我：你在那边最好的朋友是谁？

我想了很久，说了一个名字，Sarah，那个在冰箱门上记账的室友。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除了她，我说不出第二个名字了。

不是因为别人不好，是因为我在澳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跟自己相处。一个人做饭，一个人逛超市，一个人坐电车，一个人周末去海边坐着看两个小时的水。那种日子安静、稳定、没什么不好，但回头一想，两年时间，我攒下来的全是跟自己有关的记忆，跟别人有关的没几件。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但我知道在那个国家，如果一个人不主动花钱去社交、主动花时间去约人、主动走出那间每周三百八的公寓，他的生活半径就会自动缩小到公司和超市之间。

最后说一个我花了很久才想明白的感受。

我在墨尔本生活到第十六个月的时候，突然在某个周六下午生出一种奇怪的感受。那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沿着Swanston Street往南走。街上人多，有轨电车哐当哐当地从旁边开过去，路两边坐满了喝咖啡的人。一切都很正常，墨尔本每个周六下午都这样。但我走在人群里，突然觉得自己跟周围隔着一层东西。空气是透明的，光线是正常的，声音也传得过来，但就是隔着一层。

那层东西是什么，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想明白。是你不属于这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属于，你的签证合法、你的工作合法、你按时交税。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属于，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看得懂那些梗。但它始终不是你的地方。你在里面很安全，像在一间有暖气的房间里看窗外的雪。但你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凉意是真实的。

我在墨尔本的最后三个月，每天傍晚会沿着Yarra River走一段。从Southbank走到Crown赌场，再从那边折返。河边总有跑步的人、遛狗的人、推着婴儿车散步的人。我跟他们走同一条路，看同一片水面，但我心里很清楚地知道，再过三个月，这条路就跟我没关系了。这条河的水不会记得我。

走的那天，去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是个从斯里兰卡来的大叔。他说他在墨尔本开了十一年出租车，问我：来玩还是来上学？我说住了两年，现在回去。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你会回来的。

我说可能吧。他说：所有说可能的人最后都回来了。只有说肯定不回来的人才真的不回来了。

我没有回他。车窗外面是墨尔本三月末的天，淡蓝色，透明得像一层薄玻璃。我当时想，可能他说的对，也可能不对。但那一刻我知道，这座城市对我是真实的。牛奶价格是真实的，月租账单是真实的，急诊室那两个小时的等待是真实的，冰箱门上的记账白板也是真实的。我在那些真实的东西里活了两年，它们构成了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那个接受预约制、学会等着、能在周六下午独自走很长一段路的人。

那个人跟现在坐在家里写这篇文章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们都真实存在过。

回来半年了。半年里我重新适应了扫码支付、外卖三十分钟送到、快递次日达、生病当天挂号当天看。我在北京租了一间次卧，月租三千二人民币，不含水电。周围三公里内有四家便利店、两家超市、三个菜市场。凌晨一点饿了，手机点开APP，半小时之内有人敲门。

这些东西在墨尔本都是奢侈。但墨尔本也有那里独有的东西。晚上七八点天还亮着的时候走在街上不会被车喇叭催，Coles收银员结完账会说一句have a good night，你坐电车忘了刷卡没人追着你要罚款，草地上坐一下午也没有保安来赶你走。

我回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在澳洲攒下来的硬币全倒进了一个玻璃罐，大概六十几澳币，全是金色和银色的，哗啦啦装了半罐。有一天打扫房间看到那个罐子，想了想拧开盖子，从里面摸出一枚两澳币的硬币，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看了几秒。那枚硬币上印着一个土著居民的图案，我花了两年时间都没记住那个人的名字。

我把硬币放回去了。

那罐子现在就放在我书架的第三层，旁边是一本我在墨尔本买的二手书，《The Secret River》，花了三块。书我至今没看完，但封底贴着的Coles价格标签还在，三块钱，手写的，蓝色圆珠笔。

有朋友来我家看到那罐硬币，问我：换了能换一千多人民币吧。我说大概九百多。他说那还不换。

我说不急。

不是钱的事。那些硬币在我口袋里叮当响了两年，付过牛奶、付过电车票、付过周日市场菜摊上的一把葱。它们是我在那边唯一能跟所有人通用的东西。它们在墨尔本任何一个商店、任何一个自动售货机、任何一个投币洗衣房里都被承认。被承认的感觉，在那两年里是挺重要的。

现在它们躺在这个玻璃罐里，不再流通了。

但我留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