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航运中心到海洋经济：回顾卢绪章和包玉刚的传奇故事

文丨关品方

笔者早年在航运界工作，硕士在日本攻读海运和保险，后期专注船舶贷款；和海运相关共13年。在日本工作期间，领导是张培明（包玉刚的妹夫）；了解到包玉刚和卢绪章之间事业发展互相成就的传奇故事。香港从国际航运中心到发展海洋经济，笔者认为值得回顾包玉刚的传奇。

卢绪章（1911至1995，浙江宁波人）是包玉刚夫人黄秀英的姨表兄，卢母与黄母是亲姐妹。卢绪章是中共隐蔽战线传奇人物，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原型，该电影值得一看。

卢绪章1937年（26岁）入党，初期从事地下工作，以《广大华行》为党的秘密商业机构，在国统区开展经济工作，突破封锁，为革命根据地筹措经费、转运物资，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他抗战时期在重庆和香港拓展广大华行的业务，创办民生保险等企业；1948年撤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华行并入到华润公司。卢绪章历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等职务。他主持外贸、引进外资侨资，推动国内旅游饭店建设；积极联络海外宁波帮爱国华商，为国家对外开放作出重大贡献；晚年致力宁波开发建设，1995年以84岁高龄在北京逝世。

卢绪章较包玉刚年长7岁。包玉刚称呼卢绪章为“三阿哥”。抗战时期，黄氏姐妹家族从华东逃难辗转往重庆，途经湖南。卢绪章和包玉刚在衡阳相遇，才知道有这层亲戚关系。当时卢绪章的党员身份，包玉刚并不知情。两人战时在重庆已有业务往来，卢绪章经手海外华侨捐款汇兑，包玉刚在工矿银行任职，成为资金流转的渠道之一。解放前夕，卢绪章建议包玉刚前往香港发展。建国以后，两人在爱国统战和内地投资方面深度合作。包玉刚捐资建设北京“兆龙饭店”（以父亲命名），由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从中对接协调。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当时包玉刚已成为世界船王之一，炙手可热。通过卢绪章的引荐，包玉刚获得邓小平数度接见，从此开展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在中国的事业。

抗战期间，民安保险在重庆成立。卢绪章是创始人兼总经理（1943至1947）；期间曾到香港经营民安保险的境外业务；建国后在北京工作。1956年，在周总理的指示和统筹下，太平保险、中国保险、民安保险三家整合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迁册到香港成为港资公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2001年中国太平重返内地，成为副部级央企。卢绪章是中国太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包玉刚（浙江宁波人，1918至1991，享年73岁）与日本海运公司、造船厂、商社和进出囗银行有独特的船东业务商业模式，日文称呼是“仕组船”（shikumisen）。航运史学通用中文叫法是【安排融资租购船】；也常直接称“仕组船模式”，保留日文名词；本质是先锁定长期租约，再融资造船的结构性船东经营模式。笔者的硕士论文内容，部分和仕组船模式有关。

包玉刚的崛起，核心是《长租合约+日本造船+日资银行担保+汇丰融资》形成闭环，构建独特商业“金三角”：日本船厂造船→包玉刚拥有船舶→日本海运企业（或日本综合商社）长期租船。

仕组船的时代背景是因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大量海运进口能源及原料；日本政府扶持造船工业，外国船东向日本订船，可拿到造船成本最高80%的出口信贷，利息低廉。日本商社迫切需要远洋船舶，但不愿自己承担购置船舶的巨额资本与市场风险，愿意向外国船东长期租船。整套运作逻辑是“三张合约模式”。

1.先拿租约，再去造船贷款：和当时主流船东做短期航次租赁不同，包玉刚坚持3至10年长约光船（bare boat）出租。先和日本商社（承租方）签订长期租船合同，由日本本土银行出具租约担保信用证，锁定未来稳定租金现金流

2.拿着担保租约向银行融资：把日本银行担保的租约，抵押给汇丰银行获取大额长期贷款；租金收入直接用来偿还银行本息

3.向日本造船厂下单造船：利用日本政府给境外船东的造船信贷，只需要少量自有资金（大约20%），就可以订造新船

这个完美循环：新船交付→出租收租金→还贷；贷款还清，船舶归自己；再以旧船做抵押，继续贷款订新船；船队借此不断扩张的经营策略，来自包玉刚首创。环球航运在日本的全资附属公司“平和海运”的商业部主责这方面的业务开拓。除了不可抗力的风险之外，其余一切相关商业风险，包括利率和汇率变动，全部都有合同保障；相关海上保险自然不可或缺。长期在日本全面主持环球航运当地业务的张培明（1929年上海出生）操流利日语，精明干练，不苟言笑。他的夫人包素菊是包玉刚的亲妹。退休后一度移居加拿大，现于香港安享晚年；不少慈善项目以“培菊”命名。

包玉刚90%以上新船在日本建造。他不只是订单客户，还主动维护双方利益：造船行业淡季，市场订单萎缩，别人不下单，包玉刚依然坚持订船，帮助船厂稳住产能和就业。等到航运旺季，船厂排单爆满，依然优先给包玉刚开工。日本船厂视其为最重要海外客户。包玉刚又特别照顾日本二级船厂。笔者当年负责对接的船厂除了川崎重工、三菱造船和石川岛播磨之外，还有金治造船、光洋造船和金指重工。

环球航运的运营模式，其优势就在风险控制。别人赌货运价格暴涨暴跌，包玉刚不赌行情。租金被长期合约锁定，不受航运周期剧烈波动冲击，银行愿意放贷，可以加大杠杆扩张船队。此外，风险多方分散，日本商社或船公司承担海航运营；日本银行担保租金回款；汇丰提供借贷资本；日本船厂负责建造。这套模式让环球航运快速膨胀，巅峰时期拥有210艘船舶，总吨位2100万吨。从1957年起，短短20年间，包玉刚跃升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当年包玉刚的贡献首屈一指。

这套仕组船模式的根基是信用。包玉刚银行出身，严守契约，信誉是环球航运的核心无形资产。这套商业模式运作成功，离不开香港作为窗口，以及他爱国立场带来的发展空间，后续他与内地开展大量合作，签下一批江南造船和沪东造船的订单，与卢绪章的引介有密切关系。

从卢绪章与包玉刚互相成全，可以理解到紧跟国家发展大局的意义。卢绪章是新中国外贸、保险事业的奠基人，太平保险的重要开拓者；包玉刚是“世界船王”，环球航运集团创始人。二人的交往与合作有姻亲关系的基础，不是单纯商人逐利的商业结合，而是爱国实业家与国家建设领导的双向奔赴。个人事业、企业发展、国家建设、时代需求同频共振，充分体现紧跟国家发展大局的价值。

卢绪章是资深共产党员，早年深耕保险业，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对外经贸与海外统战工作，立足国家需要，团结海外爱国华商。包玉刚在香港创办环球航运，逐步布局全球业务。作为爱国港商，包玉刚心系祖国，愿意以自身航运资源、海外商业网络支持国家建设；卢绪章代表国家层面，尊重保护爱国商人的合法商业利益，为包玉刚对接内地市场和政策环境搭建通道。他们两人形成官商互动合作的格局。国家为企业家提供发展机遇与舞台，企业家以资本、产业和海外资源反哺国家建设。

太平保险的壮大，离不开服务国家对外经贸的定位。建国初期对外贸易需要海外保险配套，太平保险立足香港，联通海内外，既开展市场化保险经营，也承担国家外贸风险保障的任务。正是因为紧扣国家外贸发展大局，中国太平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保险品牌；作为副部级央企、地位稳如磐石。

环球航运能够成长为世界级航运巨头，固然源于包玉刚过人的商业才干，也和他主动对接国家大局密不可分。在特殊历史阶段，内地的航运需求和合作机会成为环球航运业务增量的重要推手。除了船务生意之外，包玉刚同时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内地投资建设和爱国统战事业。一方面，企业顺应时代大势，可以获得别处难以得到的发展空间；另方面，环球航运的海上运力和港口网络，又弥补了当时国家航运方面的短板，助力国家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

从这段历史可以引伸出紧跟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刻内涵。首先，个人与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土壤，国家大局就是最大的时代机遇。脱离本国发展需求、单纯追逐商业利益，企业容易随国际市场浪潮起伏漂泊。当企业方向契合国家发展方向时，国家的市场、政策、外交资源，都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支撑，给企业带来长远的发展空间。包玉刚如果只是单纯做海外生意，未必能获得如此厚重的历史地位；太平保险若脱离国家外贸的现实需要，也很难突破地域限制而脱胎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资本无国界、商人无祖国”，这种说法极具欺骗性。

其次，紧跟国家发展大局不是单向服从，而是双向互相成全，实现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辩证统一。不是牺牲商业主体的合理权益，而是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国家发展需要民间资本、需要海外华商的产业、网络、技术和管理；爱国企业需要祖国的背书、政策、市场与信任。卢绪章代表国家尊重包玉刚的商业经营，包玉刚以环球航运的实力回馈国家建设；太平保险服务国家外贸，同时自身业务不断扩张。国家获得产业助力，企业收获市场、信誉与价值，是互利共赢，惠及所有关联方和持份者。

再其次，爱国企业家紧跟大局，核心是把个人事业融入民族发展的命题。商业能力可以造就财富，但只有将事业和国家前途绑定，才能超越普通商业成败，拥有持久生命力。包玉刚的历史地位，不单只是他作为船王的财富，更在于他把环球航运的力量和祖国的发展相连；卢绪章奠基太平保险，也不只是办一家商业化保险公司，而是构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支点。

最后，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团结海外力量、用好民间商业力量，是国家大局重要组成部分。卢绪章和包玉刚的合作发生在香港这个特殊窗口，启示国家发展大局不单只需要有体制内的引导支持，也包含团结海内外爱国工商力量，用好市场主体活力的要求。企业顺势而为，国家广纳民力，就能汇聚更大合力发展的能量。

企业前途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紧跟国家大局，不是束缚商业活力，而是找准发展的时代坐标。顺应国家所需，企业可以借势做大做强；发挥企业所长，又能够助推国家进步，这正是卢绪章与包玉刚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启示。谨以此文，纪念包玉刚逝世3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