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薇薇：白人母亲杀子案和“女权先锋”身后名，揭开美国白左女性主义的困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十来天前（北京时间9月5日星期六），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小事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以十对五的压倒多数裁定，“获得干净的水”并非美国公民权，居民没有宪法权利从政府获得准确的自来水水质信息，驳回杰克逊市市民对地方官的集体诉讼。

简单概括一下——

联合国2010年议决“享有安全清洁饮水是一项人权”12年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市民状告地方政府侵犯人权：市政府使自来水管网被铅污染，而州政府花了5年完全确定污染属实后，又与市政府合谋掩盖和拖延了问题7年，直到一场洪灾和儿童集体铅中毒最终将他们曝光。 又拖延4年后，联邦老爷们裁定：“水不干净？那你们真是倒霉透了，哈哈哈！”

而大事是，在长达一个半月的庭审辩论后，马萨诸塞州对产科护士林茜·克兰西（Lindsay Clancy）提起的公诉案件，因陪审团对她是否应负刑责无法达成一致而流审。克兰西本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作为一名成家的顺性别白人女性、外加一名家境优渥的富裕中产，在当今美国，这两个如此罕见而敏感的身份，已足够让她的案子成为美国性别议题“文化战争”的新战场。

克兰西的审判失败，正值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一是9月3日美国第二波女权浪潮代表——92岁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去世、三个阵营激烈争辩她一生所为的盖棺定论；二是9月11日艾丽卡·柯克喜迎“继任她老公所创NGO的老板”一周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战场“极视听之娱”的程度还被意外放大，以至于在美国的新闻版面上，几乎将“联邦对一个小镇被州官喂铅水多年无动于衷”这种微不足道的民生琐事完全掩盖了。

林茜·克兰西的审判及其背景

克兰西的案情非常简单，2023年1月24日，她在自家地下室用健身器材勒死了她5岁、3岁和8个月大的全部三个孩子后自杀，她本人经抢救未死但高位截瘫，随后被以谋杀罪提起公诉。

一方面，三个子女毫无疑问是她、而不是别人杀的；她用的是细管状、但因弹性极强比普通绳子更难勒死人（必须长时间持续使劲）的阻力绳，作案前故意支开了丈夫（前夫）；她在作案前用手机搜索了“反社会人格”。这些事实表明，她看起来似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另一方面，就诊记录（她在案发前四个月辗转于多名医生之手、被开了13种药物）证明，在生育三胎后，她确实长期遭受着至少是严重的产后抑郁。

辩方认为，根据她供述“听到了命令她行凶的幻觉声音”和事后的自杀行为等情形，她实际上已超出产后抑郁范畴、陷入了临床意义上的产后综合征（Postpartum Psychosis，字面翻译是“产后精神病”），案件是她“未获得正确心理和药理治疗”造成的意外悲剧，不应由她承担刑事责任。事实上，除克兰西本人外，她的丈夫帕特里克也对之前接诊她的心理医生提起了医疗事故民事诉讼。

克兰西案为什么会形成一场吸引美国民间大量关注、而且进入政治议题的“完美风暴”？

这是因为，美国自第一波女权浪潮以来，传统意义上的、由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导的主流女性权益运动和女性主义理念，是脱离阶级斗争语境的。但在她的案子里，这种“超阶级的白左女权”不仅与其在美国的“传统敌人”——以福音派为主的基督教保守家庭观发生了对冲，而且与美国严重贫富分化之下以种族矛盾形式表现的阶级矛盾现实也发生了直接对冲。

让我们一层一层来梳理：

首先：美国保守派对克兰西案的政治化表明，美国社会许多人仍对产后综合征完全不了解。

女性产后抑郁（PPD）并不鲜见，大约每7到15个女性生育案例中就有一个发生显著的产后抑郁。大约0.2%的产妇会出现症状更加严重、包括幻视幻听、妄想、偏执和脱离现实等表现的产后综合征（PPP）。

PPP和通常因哺乳期睡眠不足等造成的“一孕傻三年”完全是两回事。虽然它对女性的影响仅在每次分娩后数月到一两年内才有极小概率发生，但它发病期间，引发的症状已完全落在精神疾病范畴，是有条件情况下应当住院监护的严重问题！

PPP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性的体现：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在体质等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激素分泌水平因分娩结束剧烈变化，就会触发人类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剧烈紊乱。这不是“有些产妇比别人意志更薄弱”之类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确实在社会层面上被广泛忽视了。

反转：克兰西案客观上反映了“白左女权”影响下，美国部分社会成员对上述局面的突破。

西方现行的“精神病人”分类是从男性病人推广到女性的，仅发生于女性的产后综合征曾长期不被司法认同（例如1982年墨西哥的艾薇拉·鲁兹案，当事人还有长期被家暴的背景，但最终仍被判23年），直到今天也处于灰色状态。同样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与克兰西案相近时间发生的2021年澳大利亚梅丽莎案和新西兰劳伦案、2022年法国詹妮弗案、2023年英国海莉案，当事人结局从无罪释放、有期徒刑、作为精神病人由医院无限期监管、作为囚犯终身监禁等等天差地别。

然而，由于马萨诸塞是一个整体教育水平极高、且主流观念十分“白左”（或者用最准确的英语说法——“liberal”自由派）的州，建制内、白人“中产”阶级范围内的女性共情在这里已经相当普及、并得到了同阶级男性的广泛理解，媒体舆论普遍将克兰西视为“对完美母职（这个概念我们后面再讨论）社会期望的失格悲剧”和美国精神医疗体制失败的“第二受害者”。此次审判中，12名陪审员有11名同意认定克兰西作案时为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唯一坚持相反意见的陪审员甚至被部分“开盒”并遭遇网暴。

再反转：克兰西案暴露出了这种“白左主导”的观念进步表象内部严重的阶级不平等。

那名陪审员为什么如此固执己见呢？

马萨诸塞地方媒体起初大肆渲染他是一名男性，努力将报道方向引向性别对立。但随着他遭到进一步开盒，真正的原因暴露了出来：他是12名陪审员中唯一的黑人。

麻省黑人（无论持任何政见）对克兰西案中上蹿下跳的“女权宣传”普遍反感，是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的。审判期间，许多认同克兰西不应判刑的美国妇女穿着粉红衣服，到法院外声援她。

然而，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示威者不仅多数身材正常（在美国是能负担健身/轻体力劳动量、以及饮食规律均衡的表现），而且无一例外全是白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MAGA聚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克兰西案的主审法官威廉·沙利文，2018年是马萨诸塞州另一起贫困黑人母亲桑德斯产后杀子案的主审法官。与克兰西只是产后寻求心理治疗、并无精神病史不同，桑德斯有病历证明的精神病史；但沙利文在那一案中故意裁定，不得让陪审员得知这些材料，从而极其双标地引导陪审团判了她终身监禁。在那期间，案件在媒体上毫无热度、自由派白左的各路女权组织鸦雀无声，与拥有微软高管丈夫的克兰西在此次审判中获得的大量“女性共情”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南方出身的女学者凯拉·威廉姆斯2014年发表在加拿大期刊的论文指出，过去一百年的美国母亲杀婴/产后杀子案件中，用“产后精神病辩护”成功脱罪的，几乎全是白人中产以上阶级的女性。实际上，各族群贫困母亲产后抑郁（无法断言产后综合征，那需要专业诊断，她们基本没有这种记录）的比例比这些人高得多。然而，她们既难以在悲剧发生前获得（极其昂贵的）心理健康服务，也几乎无法在悲剧发生后获得“公民社会”和司法系统对克兰西那样的“性别”共情。

特朗普上台第一年，威廉姆斯就颇有先见之明地抛弃美国教职，提桶跑路润到了北爱尔兰高校

简单说，在美国，所有女性都是有女权的，但有些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加有女权。

斯泰纳姆的女权往事与合流

这种“纵向割裂、种姓分层”的精致白人“中产”女性主义，贯穿了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争取女性投票权的第一波女权运动浪潮，并在民权运动前夕、第二波女权浪潮之初（1960年）被贝蒂·弗里丹推到了极致。

就拿刚刚去世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来说，她曾被视为女性内部对这种强烈阶级特质的纠正力量，但她最终仍然与它合流到了一起——或者说，最终仍然露出了她“从一开始就是其中一部分”的真面目。

本文将补充一些关于斯泰纳姆的必要历史背景：

冷战爆发后，与美钞开始印上“In God We Trust”同时，“完美母职”（Perfect Motherhood）的概念被塑造出来，成为美国白人中产家庭生活、宗教虔诚（其建构源于对圣母玛利亚顺从品质的想象）和反共产主义宏大叙事的联系纽带。

作为当年“美国自由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完美母职”的内宣形象深入广大红脖子人心，成为今天MAGA阵营中“传统妻子”（TradWife）的主要想象模板。然而，它本质上是一种独立演化、适应电气时代美国版本的三从四德：它禁止这些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家女参加任何工作，将她们拴在自家房舍里，从而保全清白的名节；

直到这两本书编著的时间点（1970年代中期），“上班的姑娘”在美国英语中仍然专指妓女

它迫使这些生活优渥的妻子们将人生全部浪费在生育、家务、做礼拜、顺从丈夫和修饰身体上，使她们感到极度空虚（催生了贝蒂·弗里丹基于这些阶层体验的“玻璃天花板女性主义”）；与此同时，它却任凭丈夫们在会所乱搞卑贱的、穷人家的女儿，在她们身上发明各种亚文化。

1934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穷人家庭、12岁才有学上的漂亮女孩斯泰纳姆，差一点就成了后者。但和托马斯大法官一样，她靠着极其艰苦的勤奋学习跨越阶层，先后获得马萨诸塞州的顶尖女子学院奖学金、全优成绩、荣誉协会人脉圈子和出国交流资助，最终闯进了纽约新闻业。

1963年，她靠亲自卧底会所应聘“兔女郎”成功写出报道《一个兔女郎的童话》，揭露了美国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面纱之下吃人的“花花公子俱乐部文化”，首次提出了性别压迫与基于族裔、年龄、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压迫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从而在观念上打破了美国从妇女投票权运动以降的，“女性主义是吃饱了没事儿干的白人中产女性搞出来的特权价值”之类的刻板印象。

民权运动后，斯泰纳姆的人生总体上顺风顺水。她打垮了被广大贫苦妇女抛弃的女权先行者贝蒂·弗里丹，受到了曾经性骚扰她、要她献身换发稿、强迫她报道丝袜化妆品的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一致追捧，被打造成了美国女性智慧的新化身。

然而，她为何走得这么顺呢？

斯泰纳姆2017年透露，她在纽约初入职场将一篇稿件送给“某个编辑”时，对方直接要求，她如果想稿子见刊，那下午就陪他去酒店开房。

在她的叙事中，自己坚决果断地拒绝了这一交易，并因此损失了职业机会。

然而，她并未主动承认的是，经过一段动荡的“写稿-逃婚-打黑工-访学-海废回收”岁月打磨后，她与另一个要求她自我出卖的组织——CIA——成交了。

1959年，25岁的斯泰纳姆结束访学回美，连续三个月找不到工作。这时CIA送上了门，他们正赞助一个名叫“维也纳青年节独立信息服务”（笑死，“独立”）的皮包NGO，用来在即将于中立国举办的世界青年节上对冲苏联东欧国家共青团，破坏届时预计会出现的反帝反资本主义叙事。

斯泰纳姆欣然担任了这个NGO的联合主任，小心保守了它靠CIA付账的秘密，直到1967年被多家媒体揭露。这个CIA外围组织后来以“独立研究服务”的名义继续活动，如果将“白左”的“白”理解为“资本主义”而不是高加索人种，那么这些出色扮演了“支持我们美国体制的左派”角色任务的人，完全有资格自视为当代美国“白左”的滥觞之一。

靠着与联邦合作，斯泰纳姆不知是否真相信她换得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某种“松绑”，但至少是保证了她个人的推广和资源。然而，当美国女性主义的旗帜落到她手中后，她逐渐将这面旗帜变成了包装美帝国对外“软实力”征伐毒丸的糖果纸，变成了瓦解第三世界一部分女性精英、掩盖美国在她们母国苦难中长期作用的温情幌子，将美国主流女权运动推向了全球反帝斗争的对立面。笔者不赞同历史上的红丝袜组织，但她们对斯泰纳姆本质上重蹈了“将性别压迫从经济根源中剥离”的覆辙、搞成了“帝国女性主义”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漂亮姑娘斯泰纳姆没有对想欺负她的男编辑出卖身体，但天才少女斯泰纳姆却对父权制暴力的最高形式——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务机器出卖了灵魂。

斯泰纳姆后来成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如图）前身的主要搭建者。DSA正式成立后，她成为八大名誉主席之一，直到2017年DSA废除全部八个名誉主席称号

2013年，奥巴马授予斯泰纳姆总统自由勋章。一方面，这标志着美国联邦体制将她公开整合进了自身的合法性叙事；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她长期影响DSA和女权运动顺从联邦权力，对内鼓吹改良主义、把希拉里捧上神坛；对外任凭“女权”之名被美帝国用作损害第三世界理论武器之类种种行为的奖赏。

其实，当她2016年押注希拉里这样的“青天大老奶”、将送她“打破最高一层玻璃天花板”视为当代美国女权运动最大目标，为此不惜与她亲手参与创建的DSA决裂时，她与自己当年推翻的富人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已经没什么本质差别了。

三重反转、三种盖棺，翻过的是美国女性的新一页

斯泰纳姆曾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大帐篷里最大的反共派系，是DSA维持“白左”路线的定海神针。寿命长久对她未尝不是一种诅咒，她不仅活着见到了特朗普两次击败女性候选人上台、MAGA团伙的“传统妻子”逆流复兴，还活着见到了美共传统组织被她这批人搞垮丧失号召力数十年后，DSA从当初用于架空美共的“建制内左派方案”，逐渐被“红星党团”等亲华亲古巴的进步左派借壳上市，演变为当今美国最有效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

2026年8月，DSA中央发了一个声明，宣布纪念“反帝斗争和民族自决的坚定象征”——菲德尔·卡斯特罗诞辰100周年，并要求以反人类罪起诉鲁比奥（原文如此），以清算他对古巴人民发动的种族灭绝（原文如此）。不到一个月后，92岁的DSA前名誉主席、基督教女德和美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谋杀者、充满人格魅力的自由主义女性斗士、将女权运动引入歧途的资产阶级女拳教母和厌女症分子（指她2016年荡妇羞辱反对希拉里支持桑德斯的女性）斯泰纳姆撒手人寰。

白右的仇恨、白左的敬仰、进步左翼的清算式批判；斯泰纳姆身后名的“三极”分化，正对应着克兰西案的三重反转折叠。

从某种意义上，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活成了当代的马丁·路德。被搅了赎罪券生意的罗马教会绝罚他、摆脱了教廷扯腿继续压迫佃农的贵族地主们追捧他，而被他95条论纲“初心”鼓舞起来的千百万德国农民，则在闵采尔带领下拿起武器，越过和抛弃了蜕化变质的他。

然而，无论马丁·路德还是斯泰纳姆自己，他们变质前最初推动的那些进步并不是白搭的。

本篇发稿时刚过了查理·柯克遇刺一周年、或者说艾丽卡·柯克接掌他的MAGA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TPUSA）的日子。在最近一次TPUSA峰会上，艾丽卡抛出了一个比喻，说婚姻就像大教堂，丈夫是坚固的石墙，妻子就是嵌在墙上的窗子。“如果你拆掉框架，那些彩色玻璃就会碎掉。它们什么用也没有！”

艾丽卡和她的MAGA资助者们，认为“允许女性参与劳动”是美国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传统家庭解体的罪魁祸首，梦想特朗普能恢复妇女无条件服从丈夫、一切依靠他供养的美好时代。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由于大量抓捕非法移民、非AI实体经济凋敝、通胀将更多“男养女”传统家庭甩出中产线、美国根深蒂固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雇佣女性通常可为雇主节约30%工资）等因素共同作用，特朗普二次上台至今，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反而大幅增加。

一年半以来，廉价的女工顶替了廉价墨西哥移民劳工，贡献了美国几乎全部就业人数净增长（约76.5万人）。而同期，男性的同一数值为负——叫嚣了多年“移民抢工作”的黄毛MAGA白男们，仍然在开着皮卡、戴着小红帽，抄着花臂游手好闲四处摆烂。

这根本就不是性别议题，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基础、阶级基础的问题。

说起抓非法移民，前阵子美国广泛流传一个谣言，南得州的迪利ICE拘留中心有一个专门关押未成年女孩的“蓝蝴蝶区”，这些女孩当年会被“特供”给爱泼斯坦。现在该传闻已被辟谣为，虽然确有单身年轻女性入狱后闹出人命的例子，但她们“被迫怀孕”时至少已经成年了

通过一边鼓吹女性只配在家安心于母职、一边作为老板管理着TPUSA，艾丽卡把自己也搞成了笑话。她嘴上宣传丈夫死后妻子的人生毫无价值，行动上却是孤身经营事业、在丈夫死后活出人生价值的大女主；这种反差一方面注定让她进退失据，另一方面也证明，即使MAGA狂热圈子政见组织的“内部认同”现实，也回不到那个真正“完美母职”当道的时代了。

美国社会中的女性地位演变到今天，一方面，穷人家的姑娘仍面临着与当年“花花公子俱乐部”时代一般无二的问题。笔者最近了解OPT实习时，就听说有专门给OPT女生提供集体住宿、宣称“安排到客户公司实习”，但若完不成某某指标需倒赔一大笔钱的“咨询”公司。今年OPT学生几乎找不到工作，许多来自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本就背负借贷的女生为保住自己的留美身份，即使一看这些“公司”就猜到是什么，也被迫冒着天知道什么风险签下来。

另一方面，一些拥有企业高管老公的富裕“中产”女性，却能享受她们圈子四通八达的舆论共情，把穷人家出身的普通男孩逼成厌女症极右翼分子。

回到克兰西的案子，笔者也确实不认为她应该被当成闲极无聊杀小孩玩的随机刑事犯，产后抑郁落在任何一个妇女身上都不是小事，不要说PPP了。

问题是，女权，首先第一条，究竟是多少女人的女权？

一个永远保出富家女、却把陷入相同性别困境的底层女子扔在监狱等死的女性主义“互保”圈子，真的就是女性追寻自身权益征途的最终答案吗？

反过来想，我们今天人类文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是否真正达到了足以支撑当代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要求的某些“女性权益”上层建筑的程度？如果不能，那些看起来已经实现的女性规则、观念进步，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坚实、以自发趋势正在推广的，多少是在一部分特权人口中强行拔高建立、自身隐藏着阶级压迫，并因此酝酿着被阶级斗争发展演化逆转的风险？

美国的新一代女孩里，也有人思考这些问题。斯泰纳姆去世时的舆论声音不是传统的“MAGA-自由派”二分、而是出现了无法被淹没的第三种，足以证明，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人，正在多起来。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共青团员，一开始也被Instagram上这个模仿得几可乱真的中式海报风格（左图）给骗了。不过仔细辨认后，从署名和用“’23”表示年份的落笔来看，这幅出现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给美国女生看的宣传画，本身也是某个美国女生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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