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756年夏，长安城西北的禁苑里，唐玄宗李隆基连夜调集禁军，准备离开这座经营多年的帝都。消息并未公开，随行者也不多。这个曾经开创开元盛世的皇帝，已经没有时间从容安排撤退。
潼关失守，是局势骤变的关键。
此前，安禄山叛军虽然攻占洛阳，却始终被潼关挡在关中之外。守将哥舒翰手握重兵，只要据险坚守，郭子仪、李光弼等部便有可能从河北方向牵制叛军。可朝廷内部偏偏等不起，或者说，李隆基已经等不起。
杨国忠与哥舒翰早有矛盾。他担心哥舒翰拥兵自重，也害怕对方把战败责任推到朝廷头上，于是不断催促出兵。李隆基听信了这些判断，命哥舒翰率军出关作战。哥舒翰多次说明兵疲将惰、不可轻动，仍没有改变诏令。
结果，唐军在灵宝西原遭遇惨败。关于潼关守军的具体人数，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主力损失极重，哥舒翰被部下劫持后投降，潼关随之失守。长安东面的屏障，就这样被撕开了。
宫中等待的，是一个极不祥的信号。唐代所谓“平安火”，是各地报平安的烽火，迟迟没有出现，意味着潼关方向已经失去控制。李隆基这才意识到，叛军进入长安，可能只是几天之内的事。
逃往蜀地的决定很快作出。剑南一带由杨国忠兼领节度使，那里山川险阻，粮秣也相对充足。有人认为，杨国忠建议入蜀，既有避乱考虑，也有保存自身势力的盘算。两种动机并不冲突，问题在于，皇帝此刻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夜，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奉命整顿六军，挑选马匹，发放钱帛。皇帝没有举行正式告别，也没有把消息告知百官。队伍悄悄出城，随行的主要是部分皇子、公主、妃嫔、宦官和禁军将领。
长安百姓后来才发现，天子已经走了。
队伍向西南行进，秩序很快变得混乱。临时出逃，意味着粮食、车马和宿营都准备不足。到了咸阳附近，皇族、官员和士兵都面临饥饿，昔日宫廷里的礼仪被抛在路旁。杨国忠拿出私财购买胡饼，供李隆基充饥，这个细节见于史料，却无法掩盖整个队伍的狼狈。
真正的危险，来自禁军内部。
士兵们的家属大多留在长安，叛军一旦入城，生死难料；他们自己却要护送皇帝一家逃亡，沿途还缺少粮食。将士的不满越积越深，皇帝与贵族在马车中避祸，普通军士却要承担最直接的风险，这种反差很快变成了怒火。
到达马嵬驿时，陈玄礼判断局面已经无法继续拖延。他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李隆基，而是选择了杨国忠。杨国忠此时正在与吐蕃使者交涉粮食之事，士兵们抓住机会，高喊他与胡人谋反。
这是一场带有政治算计的兵变。
杨国忠很快被乱刀砍死，尸体又遭肢解，首级被悬挂示众。魏方进出面呵斥，也被当场杀害。所谓“剁成肉泥”，并非单纯的夸张，而是哗变士兵泄愤的真实写照。只是，安史之乱绝不能全部归罪于杨国忠。李隆基长期怠于政事，李林甫时期重用安禄山、放任藩镇坐大，都是祸乱形成的重要原因。
杨国忠只是被推到刀口上的那个人。
兵变没有因他的死亡而停止。杨贵妃还活着，禁军便不可能安心。她是杨国忠的族妹，也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妃子。陈玄礼向皇帝进言：“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再留。”
李隆基明白，杨贵妃未必参与政变，却已经成为军心不安的象征。他试图辩解：“贵妃居深宫，怎会知道外间之事？”高力士随即劝道：“将士既已杀杨国忠，贵妃若在，众心难安。”
这几句话，几乎断绝了转圜余地。
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也跪地请求皇帝尽快处置，甚至叩头流血。李隆基没有公开宣布罪名，只能在沉默中接受现实。高力士奉命将杨贵妃带到佛堂，以白绫缢死。关于具体地点，史籍有“佛堂”“梨树下”等不同记载，但她死于马嵬驿兵变之中，时间在756年，基本没有争议。
士兵验看遗体后，兵变才逐渐平息。李隆基继续向蜀地逃亡，太子李亨则在北上途中与父亲分道，后来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马嵬驿留下的，不只是杨国忠的残骸和杨贵妃的性命，也暴露出一个王朝在危急时刻的真实状态：决策失误由最高权力造成，承担代价的却往往是最先被推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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