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直接给出结论,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他先引用了2017年泰米尔语电影《Vikram-Vedha》中的一句经典台词:"Saar, naan oru kadhai sollattumaa Saar?(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吗?)"这部电影后来还被翻拍成印地语版,由Saif Ali Khan和Hrithik Roshan主演。
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来自城市的博学之士来到一个村庄,需要渡过一条奔流的河。当地只有一个船夫,开价500卢比。这位先生拿出纸笔算了一下:河宽仅5米,按每米100卢比实在太贵。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让船夫独自划船过河,每走一米就报一次水深,他为此支付250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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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夫同意了,一边划船一边报数:第一米一英尺,第二米两英尺,中间十英尺,第四米两英尺,第五米一英尺。
这位先生心算了一下:平均深度只有3.2英尺,对身高六英尺的自己而言仅到腰部,完全可以蹚过去。他为省下一半钱暗自得意,把笔记本电脑包顶在秃头上,自信地走进了河中。走到河中央之前一切顺利,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寓意:谎言分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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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经济总量,印度和越南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印度拥有14亿多人口,GDP接近越南的8倍,还有IT、医药、金融和商业服务等一批国际竞争力很强的产业。但把GDP除以人口,结果就反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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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银行2025年的数据,越南人均GDP约为5066美元,印度约为2702.5美元。2010年,越南人均GDP只比印度高约25%;到2025年,领先幅度已经扩大到75%以上。这才是印度和越南真正被拉开的差距。
印度并不是没有增长。恰恰相反,印度仍是全球增长较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问题在于,印度的增长还没有像越南那样,大规模转化成普通劳动者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制造业数据,2010年,印度和越南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在17%左右。到2024年,越南升至24.3%,印度却降到13.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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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曾经站在相近的起点,后来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印度擅长的是高端服务业。印度培养出了大量程序员、工程师、医生和金融人才,软件、商业服务和医药可以出口到全球,附加值高,竞争力也不弱。
可是,这些行业有一个现实门槛:需要较高的教育和技能。一个印度程序员创造的产值,可能远远超过一名越南流水线工人,但再成功的软件产业,也很难在短期内吸收几亿农村和低技能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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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难的不是培养少数高收入精英,而是让大量普通人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岗位。
越南选择的,正是这条路。
越南没有等到自己掌握全部技术、零部件和国际品牌后再发展工业,而是先提供产业园区、道路、港口、劳动力和贸易便利,把跨国公司的工厂吸引进来。
电子产品、纺织、制鞋、家具和机械设备,未必由越南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但工厂带来的订单、工资、培训和出口收入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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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工厂进入之后,工人开始熟悉工业生产,地方政府建设配套设施,物流企业围绕港口布局,供应商逐渐向工业园区集中。
亚洲开发银行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越南的外资项目明显集中在道路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地区。
这说明越南吸引产业链,并不只是因为工资较低,而是道路、园区、工厂和出口通道逐渐形成了配合。
越南的另一个优势,是把全球市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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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越南货物和服务出口相当于GDP的90%左右,印度只有22%左右。当然,这不代表越南真正获得了出口额对应的全部价值——越南出口的手机和电脑中,有大量零部件需要进口。
但这个数字至少说明,越南已经深度进入全球供应链。
世界银行指出,越南的贸易协定网络覆盖接近全球90%的GDP。跨国企业把工厂放在越南,不只是为了向1亿越南人卖东西,而是为了通过越南进入美国、欧盟和亚洲其他市场。
越南国内市场不大,却通过贸易协定获得了远超本国人口的外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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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14亿多人口为印度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即使不充分进入全球供应链,也可能依靠国内需求生存。这是印度的优势,却也降低了部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接受全球订单检验的压力。
世界银行在2024年的印度经济报告中指出,印度在IT、商业服务和医药领域表现突出,但要创造更多与贸易相关的就业,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纺织、服装、鞋类、电子和绿色技术产业。
报告同时指出,印度在全球服装出口中的份额,已经从2018年的4%下降到2022年的3%。部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增加,也可能限制贸易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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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印度真正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企业家,而是能够大量吸收普通劳动者的现代制造业岗位。根据世界银行引用的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印度仍有约42%的就业人口留在农业,越南约为25%。
农业就业占比高,不等于这些人没有工作,而是大量劳动力仍集中在产出较低、收入不稳定、受天气影响较大的部门。
越南过去几十年的重要变化,就是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哪怕最初只是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和制鞋工厂,这些岗位也为劳动者提供了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渠道。
印度培养出了一批世界级工程师,越南却先把更多普通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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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另一个难题,是规模。越南约有1亿人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少数沿海和城市周边地区。建设几个港口、交通走廊和工业集群,就可能影响全国相当大比例的制造业。
印度一个人口大邦,就可能接近甚至超过越南全国人口。不同地区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行政能力又存在明显差异。越南需要协调的是若干工业集群,印度要完成的却是一场涉及数亿劳动者的全国性转型。
印度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潜力,同时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协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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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
越南模式最大的隐患,恰恰来自它对外资和海外订单的依赖。世界银行指出,外资企业贡献了越南73%的出口。但越南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比例,却从2009年的35%下降到2023年的18%,越南制造业中被认定为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也只有约5%。
这意味着,越南出口了大量手机、电脑和电子设备,却没有获得相同比例的技术、品牌和利润。很多高价值环节仍然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越南承担的主要是最终组装。越南已经解决了"有没有工厂"的问题,却还没有完全解决"技术、品牌和利润归谁"的问题。
一旦全球需求下降、贸易摩擦升级,或者跨国企业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基地,越南受到的冲击也会比以内需为主的印度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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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GDP增长数字,就像那条河的"平均深度"——3.2英尺,看上去只到腰部。可当14亿人真正下水的时候,河中央却是十英尺的深水区:几亿农业劳动者、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萎缩的服装出口份额、下降的制造业占比……这些才是印度经济河床真正的形状。
印度赢在经济体量、国内市场、高端服务业和长期潜力;越南赢在出口制造、产业组织和劳动力转移效率。印度拥有更高的天花板,越南却先搭好了让普通人向上爬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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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越南要回答的是:能不能从组装走向技术,从外资工厂走向本土企业,从出口规模走向国内增加值。
印度要回答的则是:能不能把人才优势和庞大市场,转化成足以容纳几千万普通劳动者的现代产业。
在此之前,那位印度统计学教授留下的追问,恐怕还会继续回荡在恒河两岸——Appo ellaamey poyya?(那么,一切都是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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