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庄区乡村教师危宝国的教育传承与退休倒计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王庆龙

还有不到一年，危宝国就要告别他坚守了三十九年的讲台了。

整理办公桌时，他从抽屉最深处翻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定格在1987年：年轻的危宝国背着铺盖卷，站在“迷龙联中”的校门前。身后是两排斑驳的红砖瓦房，门口的梧桐树才碗口粗。如今，那棵树已需两人合抱，而他也从青涩的“小危老师”，变成了人们口中亲切的“老危校长”“危主任”“危师傅”。

破庙里的粉笔霜与十年的坚守

危宝国的教育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

1957年，父亲危志全从临沂师范毕业。在大队书记的动员下，他把村头一座破败的土地庙收拾出来，办起了小学。泥塑被搬走后，斑驳的土墙上刷了一层黑灰权当黑板，学生们坐的是土坯垒起的台子。父亲就在这样的“破屋子、土台子、一群脏孩子”中间，一站就是二十年。

“我小时候去给父亲送饭，看见他拿袖子擦黑板，粉笔灰落满肩头，像落了一层霜。”回忆起这一幕，危宝国的眼眶微微泛红。

母亲王启秀的故事，同样写满了奉献。1959年，学区校长找到苍山一中毕业的她：“为儿桥学校有个女老师生孩子，你先去顶几天。”谁曾想，这一“顶”，就是整整十年。那个女老师后来调去了城里，再没回来，母亲却默默扎下了根。她教的学生，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母亲常说，不是她教得多好，是那些孩子太想学了，眼睛里全是光。”

在六兄妹的生计压力下，父母最终无奈回到生产队挣工分。二十余年的民办教师生涯，没有转正，没有退休金，直到晚年才领到国家的微薄补贴。但父亲临终前的一句话，危宝国记了一辈子：“这辈子没转正，不后悔。那些孩子里，出了三个大学生，值了。”

三十九载，从煤油灯到电子白板

1987年师范毕业后，危宝国主动申请回到沂堂中学——“想离父亲当年教过书的地方近一点。”

那时的沂堂中学还叫“迷龙联中”，条件依旧艰苦。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情景：窗户没有玻璃，冬天只能糊着塑料布，寒风一吹哗哗作响；粉笔要用指甲掐成两截省着用；晚上批改作业全靠煤油灯，第二天醒来，鼻孔里全是黑灰。

但时代的变迁也真切地发生在眼前。2010年学校由苍山县划归临沂市罗庄区后，新教学楼拔地而起，班班通、多媒体、录播教室陆续配齐。“第一次用电子白板时，我手都在抖，生怕按错了。”他笑着回忆，“现在好了，我也能熟练做PPT了。”

从教研组长到级部部长，从政教处副主任到教导主任，再到工会主任，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1999年入党那天，他在日记本上郑重写下：“父亲是民师，我是党员教师，这是两代人最好的接力。”

爱满教室，故事里都是鲜活的人

危宝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爱满教室”。这是他2005年特意找本地书法家写的，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他带过的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的孩子：父亲服刑、母亲改嫁，跟着奶奶生活，性格孤僻，成绩垫底。危宝国便每周家访一次，每次都要走五里泥泞的土路，雨天泥水没过脚踝。有一次他重重摔在田埂上，膝盖磕破了皮，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往前走。后来，那个孩子考上了临沂师范，如今也在沂堂镇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危老师，我成了你。”去年教师节，这个学生发来一条微信。危宝国盯着屏幕看了三遍，把手机举到老伴面前，嘴角颤抖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薪火相传，教育接力与红色家风

危宝国的教育梦，没有止步于自己的讲台。它像一颗种子，在这个家庭里生了根、发了芽，长出了一条绵延不绝的“教育线”和一条滚烫的“红色线”。

女儿危秋晨，1991年出生，2015年走上讲台，分到兰陵大仲村月亮湾小学。她教语文，也搞科技，现在是兰陵县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秘书长。她给乡村孩子上科技课，教他们做简易太阳能风扇、水火箭。有个留守儿童，父母离异，跟着奶奶，性格孤僻，上课总缩在最后一排。危秋晨手把手教她做小台灯，灯泡亮起来的那一刻，女孩“哇”地叫出声，眼睛亮得像星星。后来那孩子拿了县里科技比赛二等奖，抱着她说：“老师，我也能行。”女儿在《中国农村教育》上发过论文，写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困惑。她说：“爷爷当年在石板上写石膏字，我拿遥控器翻PPT，工具变了，可对孩子那颗心，不能变。”

家里还有一条红色的线。岳父亓守荣，1935年生，1954年入党，宣誓时流着泪——泪光里闪着大哥牺牲在宿迁战役的影子，闪着先辈被还乡团打死的场面。老人骑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兰陵的山山水水，从文书干到财政所所长，四十年。1994年退休时他说：“我真想再活五百年，看看祖国还能好到啥样。”正是这份“想再活五百年”的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危宝国的教育坚守——教育不仅是教书，更是为国家培养有骨气、有担当的人。

这条线传到儿子危东方身上。2018年山大毕业后，他以选调生身份去了费县探沂镇乡村振兴服务队。2019年岳母去世出殡那天，他接到通知：服务队队长交接，新队长上任，全员归队。岳父亓守荣当时穿着孝服，摆摆手：“归队，尽忠就是大孝。”儿子咬着牙，红着眼圈，给姥姥磕了三个头，转身上了车。2020年疫情暴发，他在乡镇卡点值班，大年初一吃的是方便面，冷风灌进领口，他跺着脚搓手，给家里打电话只说一句：“没事，挺好的。”两年基层锻炼结束，他坐着高铁回济南，车窗外麦田一闪而过，他忽然想起姥爷的那辆破自行车。

最后一年，把故事讲给未来听

还有不到365天，危宝国就要离开讲台了。学校提议给他办一场隆重的荣休仪式，他摆摆手婉拒了：“不用折腾，让我安安静静再上几节课就好。”

他给自己列了一张“最后一年”的清单：再带一次新教师，把积攒了一辈子的教案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再走访一遍建档立卡的学生，看看他们冬天有没有厚被子御寒；再写几篇教学反思，留给学校当校本资料；而最重要的一件——是把父亲当年那所破庙小学的故事，讲给现在的学生听。

“我想让他们知道，教室不是生来就有空调和多媒体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和甜，但教育人的心，从来没变过。”

夕阳西下，危宝国又走向了那棵梧桐树下的教学楼。明年夏天，他会在最后一次升旗仪式上，敬最后一个礼。然后，像父亲当年那样，带着一生的骄傲，从容转身——他的身后，是那个考上师范、如今也站在讲台上的学生；是女儿在科技社团里，孩子们眼中亮起的那盏“小台灯”的光；是儿子在乡村振兴一线，用行动写就的“尽忠就是大孝”；是无数被他点亮过的人生……

一棵梧桐，两代园丁，三代人的教育情，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