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被冤九百年，他是王安石得力干将，却被列入《奸臣传》中

元丰八年，即1085年，汴京宫城之内，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朝廷权力随之转向。章惇当时已经是变法阵营中的重要人物，却没有想到，皇帝更替带来的并不只是官职变化，还会重新裁定许多人的功过。

北宋政治最难处理的地方，不在于官员有没有能力，而在于同一项政务，往往会随着执政者不同，被解释成“救时之策”或“误国之举”。章惇的一生，正被夹在这样的判断之间。

他不是一个只会依附权臣的庸碌之辈，也不是传统史书里一句“奸臣”能够概括的人。章惇有才干，有胆识，有实际政绩，同时性情强硬，政治手段凌厉。正因为如此，他既能在危局中担当，也容易成为政敌集中攻击的目标。

一、同年登第的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朝堂

嘉祐二年，即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礼部考试，章惇也在这一时期登进士第。宋代科举不仅是入仕途径，也是士人建立关系的重要场合。同榜、同年、同僚，常常意味着一生都摆脱不了的交集。

关于两人早年的交往，南山仙游潭的一段旧事常被后人提起。游览山水时，章惇曾在险处留下姓名，表现出不惧艰险的气质。苏轼对此印象深刻，甚至带有几分调侃意味。

“此处险峻，何必留下姓名？”

章惇答道：“既然来过，便不怕让人知道。”

这类记载未必能完全还原当时对话，却能说明后人眼中的章惇：敢作敢当，不愿退缩。值得一提的是，章惇并非只凭胆量立身，他熟悉政务，善于处理复杂局面，后来能够在变法阵营中承担重任，与这种性格密切相关。

两人的友谊，建立在科举同年和士人交游之上，也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北宋士大夫重视名节，但“名节”并不只有一种解释。有人认为守成才是稳妥，有人认为积弊太深，必须动手整顿。章惇和苏轼后来发生分歧，并非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两种政治判断逐渐分开。

二、王安石需要的，是能把政令落到实处的人

熙宁二年，即1069年，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措施相继推行，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基层秩序、增强国家动员能力。但改革触及地方官府、豪强和士大夫的既有利益，反对声音很快聚集起来。

苏轼对部分新法持批评态度。他担心政策推行过急，基层官吏借机扰民，也担心财政目标压过了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章惇的立场则更接近王安石，认为北宋积弱积贫，若事事等待各方同意，改革便只能停在议论之中。

章惇在变法时期逐渐得到重用，曾任地方长官，也进入中枢，成为王安石阵营的重要执行者。他处理政务时不喜欢反复周旋，支持什么，就会明确推动；反对什么，也不会刻意留出模糊地带。这样的官员，在改革时期十分有用，在政局转向之后则格外危险。

这件事说明，政治同盟与私人交情并非完全重合。章惇可以反对苏轼的政见，也可以在案件处理上保留底线。只不过，这种有限的维护并没有消除两人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

三、乌台诗案之后，旧日交情被派系边界切开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临朝，朝廷开始大规模调整神宗时期的政策。元祐年间，司马光等人主持政务，许多新法被废止，旧党官员受到重用，章惇等变法派则遭到排斥。

这一轮转折中，苏轼进入元祐政治核心，章惇却从重要职位上退下，先后经历外任和贬谪。昔日同年好友，一个在朝廷受到礼遇，一个成为政敌口中的“新党人物”，彼此地位完全倒转。

有人曾劝苏轼替章惇说话，苏轼没有采取积极行动。这里面可能有政治顾虑，也可能是多年政见冲突后形成的疏远。史料能够记录官职、奏疏和书信，却很难准确记录一个人内心的迟疑。因此，把苏轼简单说成忘恩负义，或者把章惇完全说成受害者，都显得过于武断。

更复杂的是，苏轼本人也并非始终处于安全位置。元祐党争并没有因为旧党得势而停止，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被不断按照政治阵营重新划分。今天同席议政的人，明日可能互相弹劾；昔日同榜的朋友，也可能因为一项政策站到两边。

章惇与苏轼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步冷却。二人仍有书信往来，但共同经历的青春岁月，已经无法抵消现实中的政治分歧。不得不说，北宋党争最残酷的地方，便是它不只改变官员的仕途，也会重新定义私人交情。

哲宗亲政后，情况再次变化。绍圣元年，即1094年，章惇重新得到重用，后来担任宰相。新党复起，元祐旧臣受到清算，政治风向又转了回来。章惇由被贬之人变成中枢执政者，命运的反复速度，足以说明北宋党争的剧烈。

四、宰相章惇：强硬的改革者，也是有争议的执政者

章惇执政时，继续推行神宗以来的改革政策，并着手处理西北边防、财政和地方行政等事务。他并非只在朝廷争论名分，也参与了对西夏的军事行动和边疆经营。在北宋复杂的边防格局中，能够把军事、财政与地方治理联系起来，需要相当强的行政能力。

宋朝对西夏的战争并非单纯以胜负计算，边寨修筑、军粮供应、将领任用和议和条件，都牵涉国家承受力。章惇支持较为积极的边防政策，反映出新党希望改变北宋长期被动防守的局面。就实际施政而言，他有鲜明的进取色彩。

但强硬也带来问题。章惇在处理政敌时态度严厉，对元祐旧党的清算缺少足够宽缓。即使当时的政治环境要求新党追究旧事，他的做法仍容易被后人视作报复性过强。历史评价不能只看立场，也要看手段。

宋哲宗于1100年去世后，皇位继承再次成为关键问题。向太后与朝臣最终拥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章惇对赵佶并不赞成，担心其性情和执政能力不足，因而没有积极支持这一选择。

章惇曾表达过类似意思：“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这句话是否就是当时的原话，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但他反对端王继位的大方向是明确的。赵佶即位后，章惇失去政治依靠，很快被罢相并贬出京城。与其说他因某一句话遭祸，不如说皇位更替后，新的权力集团必须清理旧有中枢。

此后，章惇被贬往越州、雷州等地，最终流寓岭南。宋徽宗朝初年的政治斗争，为蔡京等人提供了上升空间，也让章惇成为清算对象之一。1106年，章惇在贬所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五、“奸臣”标签是怎样写进史书的

章惇去世后，政治评价并没有随着本人离场而结束。宋徽宗时期，蔡京逐渐掌握朝政，党争名册和政治禁令不断变化。章惇作为新党重要人物，自然处在被攻击的位置。

需要分清一件事：把章惇列入《奸臣传》的，并不是蔡京亲自编写史书，而是后来的史书编纂体系依据政治评价和既有材料作出的归类。但蔡京当政时期形成的政治判断，确实影响了章惇及其他新党人物的名声。

元代修《宋史》时，距离北宋灭亡已不远。史官面对的是一套已经形成的政治叙事：王安石变法被视为祸端，蔡京等人被归入奸臣，而章惇也因参与绍圣、元符时期的政治清算，进入《奸臣传》。这种安排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章惇的强硬执政和排斥异己，确实留下了争议。

问题在于，“奸臣”是道德判断，也是政治分类。一旦进入这一类别，人物此前的政绩、军事作为和复杂处境，往往会被压缩成几段负面记载。后来的读者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处于党争夹缝中的官员，而是一个被固定在史书篇章里的反面角色。

六、不能只用一张画像看章惇

章惇的家族情况，也能补充说明他并非只依靠政治荫庇。其子章援曾任校书郎，章惇的四个儿子都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宋代官员家庭重视经学和科举，这些记录至少表明，章惇家族在教育和仕进方面有相当基础。

当然，子弟科举及第不能直接证明父亲清廉，更不能替代对章惇政治行为的分析。但它提醒后人，章惇不能被简单归入只知结党营私的权臣形象。他有家学经营，有政务能力，也确实在国家边防和制度改革上留下过具体痕迹。

评价章惇，不能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就把一切行为说成正确；也不能因为他被列入《奸臣传》，便抹去其改革执行、边疆经营和行政才干。绍圣、元符年间的党争，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故事。

章惇一生最重要的矛盾，恰恰在于他既有能力改变政局，也深深卷入了政局的排斥与反排斥。1106年岭南贬所的结局，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却没有终止后世对他的争论。关于这个北宋宰相，史书留下的不是一个简单答案，而是一场被党争反复改写的长期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