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仅带6人起步，发展成新四军一个师，并在国统区建成“小延安”

1938年春，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来往的青年越来越多。有人背着铺盖，有人带着亲友介绍信，也有人只有一双草鞋。他们赶来的地方，正是周骏鸣领导的抗日武装驻地。此时的竹沟，已经不再是偏僻小镇，而成为豫南抗日力量的重要落脚点。

竹沟后来被称为“小延安”，并不是因为这里条件优越。恰恰相反，国民党顽固势力就在附近，交通、粮食和武器都受到限制。它之所以能吸引青年，是因为这里有队伍、有组织，也有一条看得见的抗战道路。

周骏鸣早年的经历，决定了他后来带兵的方式。他是河南确山人，曾在冯玉祥部队中当兵，亲眼见过旧军队里的派系争斗和军阀习气。1931年宁都起义爆发后，他随董振堂等人参加起义，进入红军队伍。

红军改编后，周骏鸣没有长期留在主力部队，而是接受安排回到地方开展工作。有人不理解，认为离开正规部队意味着失去前途。周骏鸣却明白，革命不能只靠几支枪，还必须在乡村扎下根来。回到河南后，他担任确山县委书记，开始建立地方组织。

危险很快逼近。由于河南省委内部有人叛变，一批地下党员和地方干部遭到牵连，周骏鸣也被捕入狱。那不是普通的关押，敌人既想从他口中得到情报，也试图借此摧毁当地的革命网络。

在狱中，他没有硬碰硬，而是设法写下一份能够取信敌人的假材料，让看守误以为他已经交代问题。获得松懈后，周骏鸣设法逃出牢狱，重新回到山区。那时，他身边只有6个人，手里只有3条旧枪。

枪少，弹药更少。

队伍初创时，最现实的问题不是打仗，而是吃饭。没有固定的粮源，没有可靠的联络点，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周骏鸣没有把这支队伍藏起来消耗，而是把斗争方向放在打击地方土豪、发动贫苦群众上。

他曾向朱德请教，回到地方究竟怎样开展革命。朱德的回答很直接：“打土豪，分田地。”后来，周骏鸣又问起小部队的生存问题，朱德说：“把小游击队发展成大游击队，等他们吃不了你，自然会找你谈。”

话不长，却切中了要害。

周骏鸣采取的办法并不复杂：一面打击欺压百姓的反动势力，一面严格约束队伍，不许侵扰群众；一面扩大武装，一面恢复地方党组织。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群众逐渐相信，这支队伍不是过路的兵，而是能够替他们撑腰的力量。

不到两个月，队伍发展到38人，拥有29条枪。数字仍然不大，但性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几个人躲进山里的临时小组，而开始具备侦察、筹粮、联络和作战能力。周围的地主武装感到压力，群众也看到了希望。

1937年4月，周骏鸣赴延安汇报工作，再次见到朱德。朱德了解情况后，对这支从困境中闯出来的队伍给予肯定。周骏鸣随后继续回到豫南，扩大武装，整合地方力量。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被编为豫南独立团。

改编并不意味着斗争结束。国共合作抗日形成后，地方武装仍要面对番号、驻地、补给和指挥权等问题。豫南独立团后来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担任团长。对一支从3条旧枪起步的队伍来说，这次改编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第八团在竹沟一带活动后，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学校师生、失业知识分子、地方青年和曾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人，陆续来到这里。竹沟不仅训练部队，也开办干部教育，传递抗战信息，组织群众工作，逐渐形成了军政结合的抗日根据地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竹沟并非完全独立于国统区之外。它处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既要抗击日军，也要防范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周骏鸣能够把队伍维持下来，靠的不只是勇敢，更是对地方关系、群众基础和斗争尺度的把握。

随着新四军力量不断整合，第四支队第八团所属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云逸担任第二师师长，周骏鸣在师部任参谋长。一个带着6个人、3条旧枪出发的地方游击队，最终进入正规军序列，这条路走了多年，也经历了无数次扩编与重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骏鸣先后承担新四军第二师、华中军区以及华东军区的参谋工作，长期负责部队建设、作战协同和后勤联络。这类岗位不如冲锋陷阵容易被记住，却直接关系到大兵团能否顺畅运转。

遗憾的是，他早年被捕以及出狱经过，后来始终受到审查和质疑。1954年，周骏鸣离开部队，未能参加1955年的军衔授予。此后，他转到地方工作，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继续参与国家建设。

2003年11月9日，周骏鸣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几十年前那支只有6个人的队伍，已经融入新四军和人民军队的发展脉络；而竹沟留下的名称，也记录着一段从乡村游击战走向正规化建军的艰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