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北平德胜门外天刚亮,街边已经摆满了旧衣、旧物。人群中有一对骑自行车赶来的夫妇,男主人穿着旧棉袍,低头整理货物。他叫载涛,清宣统帝溥仪的皇叔,曾经掌管过禁卫军训练事务。此时的他,却靠出售家中闲置物品补贴生活。
这不是戏剧化的落魄故事,而是清朝覆亡后,一个宗室成员面对现实的选择。载涛没有把“皇叔”二字当成谋生招牌,也没有借旧日身份向任何政权邀功。物价飞涨时,他卖家具、卖衣物,甚至到早市摆摊,却始终守住了一条底线:不能拿国家利益换个人安稳。
载涛出生于1886年,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沣的弟弟。幼年时,他一度过继给钟郡王奕谟为嗣。这样的身世,使他既处在皇室核心圈内,也较早接受了传统教育和武艺训练。骑射、养马,是他从少年时代便投入最多精力的本领。
清廷末年,朝廷试图仿照欧洲做法整顿军队。1908年溥仪即位后,载沣出任摄政王,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大臣,并赴欧洲学习军事,重点接触骑兵训练和马政事务。他在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学习期间,接触到军马选育、驯养和骑兵训练等知识。
回国之后,载涛参与禁卫军相关事务。清王朝当时已是内外交困,军制改革难以扭转大势,但这段经历却让载涛积累了专业能力。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他没有跑去组织复辟,也没有因清朝灭亡便转而投靠外国势力。
这一点颇为关键。载涛后来接受过北洋政府的职务和津贴,说明他并不排斥在新的中国政府体系内任事。在他的观念里,朝代可以更替,国家却不能拿来交换。接受中国政府的任用,与替外国侵略者服务,性质完全不同。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清室原有的优待随之中止。许多宗室成员失去固定收入,载涛也从王府生活跌入柴米油盐之中。他卖掉较大的宅院,迁居普通胡同,遣散仆役,生活日渐简朴。
北平局势越是紧张,日子越难过。家中积蓄消耗殆尽后,载涛只能处理旧衣旧物。家人曾觉得有失体面,他却说:“靠自己挣钱,不丢人。”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但从他长期的处境看,拒绝坐吃祖产,确实是他维持生活的办法。
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溥仪方面曾向载涛发出邀请,希望这位皇叔前往东北任职。载涛没有接受。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汉奸王揖唐也曾试图拉拢他。相关回忆中,载涛对这种劝说态度冷淡,始终没有踏进日伪政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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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没有机会。以皇族身份和军事履历,若愿意为伪政权效力,物质生活很可能迅速改善。可他宁愿过清贫日子,也不愿在日本人控制下做官。对一个出身旧王朝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尤其难得,因为他完全可以用“复兴清室”来掩饰自己的投靠。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的人生出现转折。1950年,在李济深等人的介绍下,他参加全国政协有关活动。周恩来了解到他长期研究军马,又知道他拒绝伪满任职,便鼓励他从熟悉的领域提出建议,而不是勉强谈论自己多年未接触的政务。
载涛随后围绕改良军马、建立马政体系提出意见。新中国成立初期,骑兵和驮运部队仍有现实需要,优良军马的繁育并非小事。1950年8月,他被聘为马政局顾问,参与军马选育、调配和考察工作,把早年留学所得真正用于国家建设。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因受聘便摆出王爷架子。据有关资料记载,载涛曾骑自行车往返工作地点,深入东北、内蒙古等地了解马匹情况。年纪渐长后,毛泽东得知他奔波辛苦,曾同意让他在家中办公。载涛留下的价值,不在于头衔,而在于确有一门能派上用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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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他的安排,也不止一份职务。载涛生活俭朴,曾购买公债并参与捐献,经济上出现困难时,毛泽东还曾让人从稿费中拿出钱,帮助修缮住房。这类照顾并非恢复清室待遇,而是对一个愿意合作、能够劳动、没有投靠敌对势力的旧人物作出的安置。
1955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问起溥仪近况,并建议载涛去看望这位侄子。载涛起初不敢贸然答应,后来在有关方面安排下前往战犯管理所。叔侄再次见面时,彼此身份已经改变,昔日皇室关系被放在新社会的亲属关系中重新处理。
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载涛此后仍以政协委员等身份参与活动,直到身体状况恶化。1969年,他因偏瘫卧床,无法继续工作。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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