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秋，北京中南海门前，一名背着布包的湖北铁匠被警卫员拦住。他没有携带介绍信，也不像来访的干部，只反复说道：“我要找润之兄弟。”说完，便从包里取出一封信，声称写信的人正是毛泽东。
警卫员自然不敢只凭一句话放行。铁匠名叫朱其升，面对询问，他讲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是国家领导人，只是一个刚走进新军营地的湖南青年。
朱其升出生于1891年湖北大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二岁那年，他被送进铁匠铺做学徒，既要打铁，也要修伞。学徒的日子很苦，吃不饱是常事，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
1909年，湖南一带灾荒严重。一次饥饿难忍，朱其升吃掉了铁匠铺里剩下的一点米饭，竟因此遭到师傅斥责和殴打，被赶出了铺子。一个少年，身无分文，只能沿路乞讨，向南方走去。
到了长沙附近，他看到清政府招募新军的告示。参军至少能有口饭吃，于是四处求人担保，终于进入新军。军营生活同样艰苦，但比起流落街头，已经算有了着落。朱其升训练刻苦，后来得到副班长彭友胜赏识。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与朱其升的相识，也始于一次“担保”。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决定投笔从军。可当时新军招募有规定，外来报名者必须由军中人员介绍。
毛泽东站在营门前说明来意，却被告知没有担保人不能入伍。就在他进退两难时，朱其升走了过来。听完情况，朱其升说：“小兄弟，我来替你担保。”随后，他又找到彭友胜，请对方一同作保。
就这样，毛泽东进入了湖南新军，并分到了朱其升所在的班。此时毛泽东十八岁，朱其升二十岁。一个读过书、胸怀抱负，一个识字不多、靠力气谋生，两人的身份不同，交情却在军营的寒冬里迅速加深。
毛泽东初入军营时，御寒物资并不充足。朱其升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他，夜里还与他合盖一床被子。训练中，朱其升教他列队、操枪和行军；闲暇时，毛泽东则教士兵识字，讲报纸上的消息，也谈天下大势。
朱其升没有多少文化，却听得格外认真。土地、平等、人民当家作主，这些过去很少有人向他解释的道理，逐渐进入了他的认识。两人谈到古典小说时，又以《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为话题，与彭友胜结下了异姓兄弟情谊。
这段军旅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12年初，南北议和后，湖南新军陆续解散，毛泽东准备重新求学。临别时，朱其升知道这位年轻兄弟不会永远留在军营，便对他说：“润之，你有远志，往后走自己的路。无论到了哪里，都是兄弟。”
送行那天，战友们凑钱置办酒菜，还准备了毛泽东喜欢的红烧肉。饭后，朱其升一直送到很远。一个回到学校，一个返回故乡，这次分别，竟持续了四十多年。
毛泽东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朱其升则回到湖北，继续打铁、修伞，过着普通手艺人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乡间开始出现毛泽东的画像。1950年，朱其升偶然看到画像，盯着那张熟悉的脸看了许久，认出了下巴上的特征，才意识到当年的“润之兄弟”已经成为毛主席。
他不敢贸然声张，只在旁人建议下写信求证。前后寄出六封信，直到1952年8月30日，终于收到毛泽东回信。信中称“其升兄”，并寄去二百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二百元，作为小本生意的资本，还提到彭友胜仍在人世。
朱其升带着这封信登上火车，赶到北京。警卫员核验笔迹后，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忙完公务，立即接见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
朱其升带来的礼物并不贵重，有家乡照片，也有群众托他转交的意见。毛泽东认真听取，还留他吃饭。饭桌上照例是四菜一汤，另加一盘红烧肉。几十年前的军营送别，与眼前的重逢，恰好被这道菜连接起来。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离开前，毛泽东嘱咐他多了解家乡情况，有事情可以继续写信。回湖北后，他把部分款项用于创办油布雨伞厂，吸收补伞、补鞋等手艺人做工。
1956年，朱其升因胃癌在汉口去世，终年六十五岁。那封写于1952年的信，留下了两位旧日战友跨越四十余年的通信，也留下了新军营里那段并不显赫、却改变了彼此记忆的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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