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梵凌 | 孔子政治教育思想及当代启发

摘要：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之一，他开创的生存哲学的实践形式是“学而”教育，是一个主要由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三部分构成的教育体系。生于春秋晚期的孔子，基于乱世境况而致力于文道救世的努力，使其政治教育构成知识教育和伦理教育的落地方式，获得会通知识和伦理的功能，形成政治教育知识化和伦理化特征，其培养“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精英人才，则以“学而时习之”为根本方法，以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思想为基本主题。由此形成的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智慧，为当代政治教育的开新和整体水平的提升，打开广阔的视域，提供更新的认知，提升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卓有成效的政治教学，需要融入学生的伦理生活和认知成长，培育学生生活的智慧和健康成长的方法。

关键词：孔子政治教育；学而时习之；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思想‍

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将孔子定义为人类“创造思想范式”的思想家，孔子为人类创造的“思想范式”会通其伦理道德、政治和教育，由此使其创造的思想范式实际地敞开三个维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教育思想范式”，因为在孔子看来，伦理道德和政治之于人，都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形成。客观地讲，孔子既是人类第一位教育思想家，也是人类第一位以培养社会精英（即君子）为使命的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社会精英教育，主要是会通知识和伦理来培养政治精英的教育。孔子的政治精英教育之所以能会通知识教育和伦理教育，是基于两个方面因素的激励。第一个因素是人类政治本身：孔子发现人类政治的本质，是正；其政治的本体，却是德。孔子借应答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询问如何治理邦政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来表述前者 ，而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来阐发后者。第二个因素是以“学而时习之”的方式来展开其精英教育。客观地看，“学而时习之”（简称“学而”）构成孔子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总纲。这是因为“学而时习之”蕴含学知、学思、学行和（学之）不止四个方面：首先，“学”，即是求知。其次，“习”，既指将学得的东西予以内省，以使之内化为属于自己的思维、情感或认知、思想内容，这就是学思；也指以“学而”内省所得“东西”（比如认知、思想、方法）来指导生活和实践行动，这就是学行。合言之，学知、学思、学行此三者构成“学而时习”的完整语义，即“求知并不失时机内省并践履它”。其三，孔子所论的“学而时习”，既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更不是某个人生阶段的活动，而是人生全过程：学而时习乃是人一生的事业，它用“之”来指代。其四，在“学而时习之”中，“之”字指代“学而时习”，完整语义是“学而时习的学而时习”，即持续不断地、终身以往地“学而时习”不止，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把持续不断地、终身以往地“学而时习”不止看成最令人愉悦的人生之事。孔子用“学而时习之”来概括其精英教育思想，准确地表达了他倡导和致力于践行的教育的生存本质：孔子以“学而时习之”的表述方式从整体上揭示其精英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教育，而生存教育的基本姿态是面向生活而塑造生活。孔子以培养“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为目标的精英政治教育所面向的生活，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存在于其中的实然生活，即现在是这个样子、这种状态的体现利欲野性——也就是体现纷争性、慌乱性、烦盲性或者沉沦性——的生活。孔子以培养“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为目标的精英政治教育所要塑造的生活，就是对实然生活状况的改造，使生活本身充满理性、明智、仁爱、礼仪、信义和快乐。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孔子以培养“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为目标、以“学而时习之”为展开方式的精英政治教育，必然以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思想为主题。

一、学会做人：政治教育的奠基任务‍

培养学生学会做人，既是孔子“学而”教育的基本主题，也是孔子政治教育的基本主题，并且这两个方面是通过“学而时习之”的行教之策和老师通过“让自己学”来“促自己学”的施教之法融会贯通地一体化实施。孔子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学会做人的着力点，就是培养学生“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从而使学生养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品质、精神和具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能力，这恰恰是从日常庸行和为政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并努力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培养学生做什么人。

孔子指出，作为“学而”教育之一具体方面的政治教育，在培养学生“做什么人”的问题上目标是统一的，这就是培养学生学会成为正大光明的人，或者堂堂正正的君子。孔子向弟子宣讲其“学而”教育总纲的落脚点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真君子。孔子指出，“学而”教育培养学生持续不断且终身以往地学和习而不止，就是促进学生通过自己的学、思、行和老师的牵引、点化而成为堂堂正正的君子。什么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呢？孔子从三个方面界定：一是从总体上定义“君子不器”，即君子不是器皿般的工具，也不是一才一艺的人才，而是融道、德、仁、艺于一体的通才。孔子说，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者，就是通才。通才之所以成为堂堂正正的君子，是因为当一个人能以文道救世之大道而立志，据其大道之德而坚守，依其大道之仁而修养，从容其大道之艺而适情，那一定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下都能敞开胸襟而光明正大的人。二是从理想角度定义君子是“文质彬彬”的人，狄百瑞认为，孔子所论的“文质彬彬”的人是通过修德蓄才而成为高尚的人：“‘君子’的意思由原来没落世袭贵XE"贵"族中的一员，转而代表那些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XE"美"德XE"德"和智慧为公XE"公"众服务的人，也就是说，君子从出身高贵的人转变为高尚的人。”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成为高尚的人，不仅要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炼和胸襟，更应该具备“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努力和气魄。三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定义君子是“怀德”和“怀刑”的人，孔子指出，真正的君子必须是仁礼兼修和德法并举的人，政治教育就是培养君子成为仁礼兼修、德法并举的人。

其次，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教育为何要培养人学会做君子。

孔子政治教育实践理论指出，这个问题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人生而求利，但由于人要以求群、适群和合群的方式才可继续存在和更好生存，人之求利必须有限度，也必须有节制和行为的约束。在这方面，由人群居所组织起来的社会需要表率的力量，需要精英的引导，需要基本的治理，而所有这一切需要都会聚到教育和政治上来，由此形成教育和政治教育必须培养作为社会精英的君子，这是孔子将热衷于学稼圃的樊迟看成“小人”，并借此大加阐发自己开门办学就是培养治理邦国的政治精英的理由，这也是孔子教导弟子“修德取位”和“以德取位”必须“怀德”和“怀刑”的道理所在。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必须遵循政治的本质。孔子指出政治的存在本质是正，政治的生存本体是伦理，伦理的实践本质是中正，中正的治理呈现是仁和公，这就是社会治理必须以人为本体，治理即有人。孔子教导弟子，治理有人实际是指治理围绕人而展开并以人为目的，这就必然要求邦国治理必须体现公：公正和公道。所以，以中正的伦理为本体规定的社会治理，必须遵从普遍的仁德与公道。只有当为政和从政的人既有知识和文化，又有高尚品质与精神，才可能在治理中实现善待人的仁德和公道。这是孔子的政治教育为何培养学生学会成为君子的根本考量。

其三，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教育怎样培养人学会成为君子。

孔子将具体的政治教育融入一般的“学而”教育，并且也将一般的“学而”教育注入具体的政治教育，就是以“学而时习之”的方式来展开政治教育，探索出从志于学、志于业和志于德等方面来培养学生学会成为君子。

一是培养学生立志于学并终身以往。在这方面，孔子既以颜回“好学”为典型，更以自己说法来阐述，立志于学并终身以往地学，是人成为君子的活水源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以自身说法来教育弟子，以“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来说明一个事实并阐明一个道理：这个事实是，自己的多能和成为君子，完全因为志于学而成就；这个道理是，学使一切成为可能，只要持之以恒且学而不止，人的命运总是可以改变的。孔子告诉弟子说，自己之所以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和终身“守死善道”，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亦是因为终身以往地志于学而成就。孔子还告诉弟子，自己自十五岁始志于学，到终身以往“不知老之将至”，所结出的人生智慧之果则是三十岁时就学有所成了，进入四十岁，于事于人的当然之道不再困惑，五十岁时觉解了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到了六十岁，无论听到什么，都能领悟到背后的大道，进入七十岁，达到了可以凡事任性而为但又不逾越规矩的自由境界。

二是培养学生学会立志于业。孔子以“学而时习之”方式来展开精英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政治精英，因而，政治教育成为孔子“学而”教育的主要方面，其主攻方向就是培养学生“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基于这一基本定位，孔子指出政治教育需要培养弟子学会以义为人生目的。孔子教导弟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要弟子充分认识到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他们有无道德。孔子告诉大家，道德不过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而求利有限度，有边界，有约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守德是任何人生活和行走于人世间的底线，小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有道德，只有极个别的小人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不行道德。孔子教导弟子要学而成为“为政以德”的君子，必须从三个方面与小人划清界限：其一，君子通晓公义和大义，小人只热衷于精明利禄。其二，君子以求公义或大义为人生目的，小人总是以求实利为人生目的。其三，小人只为个人而生，或者为家庭而奋斗，为子女而不遗余力，君子却是从个人、家庭起步而为社会而生，为文明的世界和未来而努力。所以，君子必须成为社会的支柱和道德的表率，在任何处境或困境中都不能自甘堕落。孔子教导弟子明记：君子必须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只为自己谋利而生。从现实讲，君子必须正视“天下道术分裂”而以文道救世而不遗余力；从理想论，君子是超现实、越功利的存在者，他所追求的不是某种目的，而是一种境界。孔子指出，君子所应达到的境界，是一种从容中道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心身宁静安泰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对求道或行道的深切体会和领悟，并且将求道和行道本身视为具有绝对意义、绝对价值，这就是“士志于道”而必须悦纳“恶衣恶食”，更是要通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教导弟子，人生而具有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学而时习之”则可以使一切潜在的因素变成意欲努力的可能性，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循道而行，无论他个人的发展与技能处于道的什么层次，也无论他的学问处于什么水平。因为对于那些还不够完善的求道者来说，只要全心全意致力于学道，怀抱着对于道的坚定信念，这本身就是道”。

三是培养学生学会立志于德，具体地讲，就是不仅要培养学生涵养德性和德行，更要培养学生致力于仁德和公道。孔子指出，政治教育培养人成为君子，就是培养人成为仁人，凡事行公道。人要通过“学而时习之”而成为仁人并行公道，既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人”为行为准则，更应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立人”和“达人”为成人追求，即君子必须从成己出发，从身边事做起来成就他人和成就社会，并以此为根本追求，即应该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之“济世”为最高社会理想和政治目标。孔子指出，人只有通过“学而时习”而具备“恕”“立”“达”“济”的意识，养成“恕”“立”“达”“济”的品质和精神，具备“恕”“立”“达”“济”的实践能力，才可在为政或从政之道上广施仁德，励行公道。

四是培养学生以中为准则，具备中道的能力，凡事中行。孔子教导弟子应致力于践履“中行”，凡事以中正为准则“直道而行”。这就是说，真正的政治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业”必须在中正的大道上向前推行。

二、学会做事：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

孔子以“学而时习之”为展开方式的政治教育，不仅要以培养学生学会做人为奠基任务，更要培养学生学会做事为基本责任。孔子指出，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展开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做事品质和能力的下手功夫，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培养学生学会做事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会具备正确的做事姿态。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针对社会上已有人认为他将成为圣人，弟子子贡也趁机向人炫耀老师“将圣”是上天的赐予，孔子毫不犹豫地否定说：人间根本没有圣人，不仅在古代找不到圣人，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没有圣人，自己更不是什么圣人。孔子对子贡说，自己之所以能为更多的人知晓，也不过“多能”而已，并且自我揭发其“多能”不过是多劳所成，指出自己的这种多劳而能源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如是论，是在教导弟子必须学会懂得做事的三个基本道理：第一，人之能够成才，并不是天赋。虽然每个人有成其才的潜在禀赋和资质，但要将其禀赋和资质化为实现的才华和才能，必须是个人持之以恒的专一努力所成。第二，人能将潜在的禀赋和资质化为实现的才华与才能，必须是个人突破幻想和想象每日坚持不懈地劳作，具体地讲，就是不厌其烦地做事，甚至是每天或者终身以往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才可成就。比如早上五点半起床工作，人人可以做到，但每天坚持五点半起床工作，并持之以恒，终身以往，这就是将禀赋和资质充分释放为现实的才华和能力而成为人间最优秀一员的重要精神品质和能力。第三，做事必须有正确的姿态。这个正确的姿态不是指对所要做之事的态度，而是指对自己的现实存在处境、身份、地位、环境的客观看待。这个客观看待的正确的姿态，抽象地讲，就是我们此地此时此种存在境遇中的存在位态。具体地讲，就是安分守己：安分，就是安于现实，也是安于现状。安分的前提是：当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改变环境，改变地位和身份的时候，必须安于现实和现状，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每个人面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是要寻找接纳它的内在理由的，从根本方面讲，人的生存之理源于心安，心安源于对不能改变的现实、现状的安然相待，这是人努力于改变自己必须从脚下起步，从当下做起的正确态度。

其次，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培养学生学会做事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会懂得和运用做事的准则。孔子教弟子学会做事的基本准则有三：

一是学会做事合仁、从礼、有义。

做事合于仁，就是凡事心中有人。心中有人，则要求行为得中得正，所以，做事合于仁，必须以中正为准则。这是孔子对弟子的反复教导，是要每个弟子真正明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必须以事为中心，诚实地面对所必须面对和应该面对的任何事情，即对于大小之事，没有硬性要求必须做什么，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做什么。做与不做，以及如何做，其准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中正为准则，以仁道为依据。

人活着，就是做事。做事是每日的生活。孔子教导弟子，做事不仅要心中有人并以仁为准则，更要凡事遵从礼。凡事遵从礼的根本道理，是天地之间大小存在以及万事万物，均既关联存在，又相互限度。这就形成人要“学而”成为君子，必须凡事有边界，行为有约束。正是基于如此认知，孔子教人学会做事必遵从的礼，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君子“学而”做事必须遵从的“四勿”原则。

做事不仅要行仁从礼，更应该有义，这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君子与小人，在生存的基本层面，都是要讲利、求利，并且求利有限度、有边界；但小人始终停留于求利层面，以求利为人生目的，君子求利是为保障生存，在此基础上必须超越对实利的追求而以求义为人生的目的。所以，人之成为君子，就是学会凡事必讲公义，凡事必以公义（或曰“道义”）为准则，这就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凡事必须崇尚公义，行事以道义为准则。孔子以勇敢为例说明公义的重要：君子勇敢而缺乏道义，就很容易乱德；小人勇敢而缺少道义，将沦为强盗。

二是学会做事必须清晰求利的准则和限度。

孔子教导弟子，学会做事应该遵从的总准则，就是遵从公义，即遵从公共道义。孔子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要让人明白：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不在于求利或不求利，因为君子首先是人，且最终还是人，是人都要求利，所以君子也求利：凡人皆求利，无利者无以生存。但君子求利是为了维持和保障生存，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真正目的是求义。人以“学而时习之”的方式接受教育而成为君子，就在于教育能够促使人真正懂得人生的手段和目的的辩证关系：人生而必做事，做事必然涉及利，做事也必须追求利。利益是做任何事都不可回避的。在做事中如何对待利益的纠缠，怎样得当地处理利益的取舍，孔子提出正反两个方面的准则。其正面准则是利合于道：道乃利的准则。这就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合道之利，是不可求之利，哪怕是利再大，或者是利再好，也应该避而远之。利合于道，落实到人求利的具体行为上来，就是人求其利必要有边界和定力。人要做到求利有边界和对有边界之利有定力，并不能依赖于天赋，因为天赋没有给人这些方面的品质、精神和能力，只能靠“学而时习之”不止的修炼。其反面的准则是利违于道或利反于道，必然形成“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教导弟子并告诫世人：一个人如果放纵利欲，凡事以实利为准则，既招人怨恨也内生自我怨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生存状况的方法，就是以求利为出发点而追求公义，以公义为求利的准则。

三是学会做事知中，不能求过。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如上三章内容，是孔子引导弟子在学会做事的过程中必须懂得凡事知中并行之无过的道理，并引导弟子学会做事善于运用凡事知中的道理和行之无过的方法。这个道理，即是中道；这个方法，即是中庸。孔子指出，凡事知中且行之无过的中道，本源于事物本身，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做事适中，就是做事符合事物本身，这就能把事做得符合事情本来的状态。

其三，“学而时习之”方式培养学生学会做事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会治家和从政。

家之于人，是最基本的维度。孔子认为，君子治家，是本原的政治。“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因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以孝弟之道来表率身边的人，来纯朴乡邻并影响政治，这是本原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城邦的起源和本质时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的动物”，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独立地存在，“最初，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雌雄（男女）不能单独延续其种类，这就得先成为配偶，人类和一般动物以及植物相同，都要使自己遗留形性相肖的后嗣，所以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并不由于意志（思虑）的结合”，男女基于生理的需要而结合，发生生育，形成家庭，家庭的繁衍形成村坊，村坊的横向扩展而诞生城邦国家。邦国是社会发展至于成熟的高级境界，社会却源于家庭的诞生和繁衍，因而，料理好家，既是治理社会的具体方式，也是秩序邦国的基本方式，所以治家成为古代的本原性政治方式。只有真正懂得并很好践履这一本原的政治方式，一旦有机会走出家为政或从政，才有能力从事社会政治，治理邦国。孔子此论，有其人类文明的进程传统和现实制度安排方面的依据。孔子在培养弟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过程中引导弟子充分认识到，在古代社会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萌生仁道的根本。政治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会致力于“孝弟”这个根本，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如果既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又喜欢凌犯尊长，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同样，一个人如果不喜于凌犯尊长，但却又好破坏秩序、颠覆家邦，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君子做人首先致力于经营根本，做人的根本确立了，才会有为人之道的产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是萌生仁道的根本。“孝弟”这个根本确立起来了，仁己和仁人之道就建立起来了。孔子的政治教育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培养弟子经营“孝弟”的基本方法，就是“在家无怨”。只有做到了“在家无怨”，才可走出家门行走于社会，从政为官，做到“在邦无怨”。

孔子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展开政治教育培养学生从政，首先是培养人从政必须以事为中心。这是孔子教人“在其位，谋其政”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所在，也是齐景公询问孔子治理邦国的方策时，孔子向齐景公开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治邦方策的秘密。孔子说，为君者的治邦之道，就是使君遵君道，担当君责；使臣遵臣道，担当臣责；使父遵父道，担当父责；使子遵子道，担当子责。这个使君、臣、父、子必遵的“道”，实际是一种共通之道，这就是事道，即以事为准则的担责之道，无论君、臣还是父、子，一旦致力于以事为准则并各自担当起为事之道，无论家还是邦都自然而然地得治了。

凡事“以事为中心”并“以为事为准则”，围绕所共之事各自担当其责，所蕴含和表彰的恰恰是君子为政和从政的根本方法。孔子以“学而时习之”方式培养学生必须学会具备从政的三个根本的行动方法：第一个根本的行动方法，是“先事后得”：“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孔子告诫樊迟，先勤勉地做事，然后考虑所得。对这一为政的根本方法的得体运用的实质，就是对德的尊崇，也是对中正的仁德和公道的忠实践履。第二个根本的行动方法，是“先之劳之”和“无倦”。子路在出仕临行之前向夫子请教为政治理之道。孔子教他为政治理三“要”：第一，要以身作则，表率属下，这就是“先之”。第二，要励民多劳，使其乐业安居，这就是励民“劳之”。第三，要从不松懈地坚持做好“先之”和“劳之”这两件事，这就是为政的“无倦”。第三个根本的行动方法，是善待下属和优待人才。仲弓出仕为执政大夫季桓子总管，临行前向夫子请求如何从政。孔子告诉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以此教导弟子，从政要落实到以事为中心、以成事为准则，其根本方法有三，一是明确有司职能，诸事责成各司其职；二是人人责任有归，但要善于赦免下属的小过；三是必须不拘一格举荐贤才。

三、学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在孔子的政治教育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思想贯穿于他“学而时习之”的“学而”教育始终。但客观地看，将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和“学会做事”贯通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实践品质、精神和能力养成体系的那一中枢性内容，就是培养学生学会思想。

孔子指出，培养人学而成君子的政治教育，必须着力引导和训练学会养成很强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生成思想的能力：有思想，并不断提升和拓展思想，这是人学而“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必需。孔子告诫弟子，君子从政要做到凡事合仁、有礼、行义，必须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做事必须认知客观，判断正确；二是做事必须选择明确路径；三是做事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此三者是君子为政行事的三个必为步骤，每个步骤都涉及正确的认知，都需要思想的引导。所以，君子为政必须具备正确的思维、认知和判断能力，必须具备普遍的思想能力，必须有思想。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可以践履“为政以德”的君子，必须是真实的思想者。

思想之于人，不是天赋，而是其在存在敞开生存的劳作过程中自求得来。而凡自求得来的思想，却需要正确思考、客观认知：思想之于每个人，都是从正确思考、客观认知中得来。因而，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学会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其根本方法是思之而再，并杜绝“三思而行”。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是鲁国正卿，执政33年，历事鲁国四朝国君不倒，在于其为人谨慎多虑，凡事“三思而后行”，并以此广为世人称道。孔子则认为，最多考虑两次就够了，何须再三！这是对季文子其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的批评，因为凡对祸福利害过细计较的人，往往平生行事美恶不相掩。孔子通过批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潜在危害指出，凡事必须严肃地思考，严肃的思考必须谨慎，因为只有谨慎才可行事思虑成熟，但谨慎却需要杜绝过分谨小慎微，因为思考过分谨小慎微，会夹杂私心或杂念而优柔寡断。孔子教导弟子，思考问题应谨慎但决不能优柔，这是君子为政的必须品质和能力，因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孔子原本是一个处事很谨慎的人，但却不优柔，而且总是处事果敢，这或许得益于子路的激励，所以孔子特别欣赏“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为何会如此呢？钱穆注解“由也果”一章时道其中奥秘：“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是因为“思未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着想，则一且不可，而况于再？”三思，必须在一条路上三思，否则“先两次是审择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计较，则叫做为善不终。而不肯于善之一途毕用其思，落尾掉向一边去，如何可总计而目言之曰三”。孔子指出，真君子对自身思维品质和思考能力的训练，应该遵循“思之而再”的原则，这一原则即是：凡事，凡问题，必须思考，思考是以事情或问题本身为对象；思之而再，就是对思考得来的东西为对象予以再思考，这就是反思。所谓反思，就是对思考本身的检验，或者说校验。反思所得的结果，也就是校验后的思维成果，它是客观的，如果对反思所得来的东西予以再怀疑，再思考，就可能丧失它本身的客观而走向反面。所以孔子在教弟子学会思考时，重在教学生掌握正确思考的原则和方法。在孔子看来，“三思”起因在于私，从私出发，犹豫不决，错失良机。这是晚清学者宦懋庸在《论语稽》中批评“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大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然其流弊，将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的依据。

孔子指出，政治教育要培养学生学会思考，养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思想能力，必须训练学生学会观察。孔子以“学而时习之”方式训练弟子学会观察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引导弟子广见闻。因为君子为政，始终应以事为中心，以成事为目的。政治教育培养君子为政，必须使之具备很强的客观认知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只能是广见闻。“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以自身说法教导弟子：尽可能广泛地听闻各个方面的信息，吸取其好的而遵行，同时还应该多观察、多留意、广见识，从不同方面弄懂并尽可能领会其要领，虽然这样得来的东西与古代智者所创制的智慧相比，是次一级的知（真知、智慧），但它毕竟是脚踏实地探求得来的，而不是妄作的。孔子借回答子张“如何从政当官”之问而教导弟子，学而成君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必须潜心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二是培养弟子勤于识人。孔子指出，以事为中心、以成事为目的的为政，总是要通过人来推动，所以识人构成为政始终不能松懈的基本任务。孔子培养弟子学识人，就是引导弟子学会并掌握识人的方法，这就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指出，为政识人之方不过视、观、察三种，任何人，哪怕他隐藏得何等深，以及如何善于伪装，最终都在视、观、察的三维识别中无遗地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在孔子的政治教育中，教弟子识人是为政的基本方法，学会和运用这一识人方法的根本目的，是让需要辨别的人赤裸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使其无所逃匿、无所隐藏。第一步“视其所以”，这是行为观察法。孔子指出，为政识人就是辨识人的真伪，基本方法是观察他的日常行为，为善者总是在行为上本能地行善，作恶者总是在行为上本能地行恶。第二步是“观其所由”，这是“动机—目的”观察法，即透过行为而考察其为人的实质。第三步是“察其所安”，这是本性审视法，即透过人的行为而观察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比较言之，“视其所以”是识人的行为观察法；“观其所由”是识人的由动机导向目的的（行为）手段选择观察法；“察其所安”恰恰是识人的结果观察法。行为观察法，是辨别其人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做人的大小；“动机—目的”观察法，是辨别其人行为从萌生到展开全过程来辨别其做人的大小；结果观察法，却是从其人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一角度来辨别其做人的大小，它不仅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透过本质看本性。一个人本善，他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是善的，他就为之而生乐；如果他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是非善的，或者是恶的，他就为此而心不安，或者心怀负疚、罪过，其人也是善的。一个人的本性善，其行为结果是善的，但由于他的所乐不在此，因而，也可能面对此善果而不快乐，甚至愤怒。整体而言，孔子教人为政识人的三大方法，其实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方法。孔子培养和训练弟子辨别人的大小（或者说真伪、好恶）的真正方法，就是将人置于从“行为动机”到“行为手段选择及行为展开”再到“行为结果及内在心理反应”这一全过程来考察，才可真正辨别出其人的大小、好坏，有德还是无德。

三是引导学生磨砺明智。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明智的问题，指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并以节制来定义明智，即“‘节制’就是保持明智”。其实，明智不仅属于认知范畴，而且属于认知的理性范畴，是指对理性达于实践有效的规范。通俗地讲，明智就是对理性的节制。以此来看，最早提出明智思想的人，是比亚里士多德早近两百年的孔子。孔子批评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提出“再，斯可矣”的思考原则，就体现了明智的认知趋向。孔子应答宰我的设问，则是正面地阐述了他的明智思想。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有人告诉一个仁者，有人掉入井中，他会跟着进入井中救人吗？孔子明确告知宰我：君子可以去救人，但不能使自己也陷入井中。他由此拓展开来对宰我说：君子可以被人欺骗，但绝不能因此盲目行动。孔子通过回应宰我的设问而教导弟子：君子为政，以仁心爱人，但必须有具体条件的要求。理解并充分以条件本身为行为选择的依据，就是明智，孔子指出：所谓明智，就是“不陷于井”；反之，无明智或失明智，就是凡事“陷于井”。凡事“陷于井”，这是为政当官缺乏基本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体现。反之，凡事做到“不陷于井”，这是君子为政当官具备实际的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真实体现。

综上，君子为政必须具备客观的和独立的思想能力，这一独立为政的思想能力必须通过“学而时习之”来锤炼。具体地讲，“学而时习之”的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学会思想，就是从广见闻和勤识人两个方面入手，以“思之而再”为认知原则，持之以恒地磨砺明智的思维品质、认知精神和行动力。

结语‍

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之一，孔子的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即以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为认知基石探讨人与人、人与家、人与邦如何“能够生活在一起”的生存哲学，它大致由人性论、历史哲学、知识论、心智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学而”教育以及形而上学等内容构成，是一个开放性生存哲学体系。

孔子的生存哲学是以仁的修养和礼的遵从为具体形式落实于生活，但却要通过教育来启动，即教育培养“仁”使人有德性，教育训练礼使人有德行。所以，教育是将个体主体之仁和社会客观之礼活络起来，使之发挥出生机勃勃的功能。如图1所示，在生存哲学框架下，孔子的教育也是一个体系，它敞开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三个维度。比较地看，其政治教育却起到了会通知识教育和伦理教育的功能，形成政治教育既是认知的，又是践履的，或可说政治教育对知识教育和伦理教育的会通性，形成政治教育的知识化和伦理化特征。孔子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视野和由此呈现的知识论和伦理学特征，实际上为当代政治教育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发：第一，政治教育实际上是任何时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基本主题；第二，政治教育始终是对认知取向的知识教育和道德诉求的伦理教育的整合与会通，这要求政治教育既要强调政治性，更应注重认知和知识，并且必须具备伦理视域，诉求道德培养。

孔子的政治教育以“学而时习之”的方式展开，“学而时习之”不仅强调学知、学思和学行的有机统一，更强调学知、学思、学行的坚持不懈，从不停止，且终身以往。由此形成政治教育不是阶段性教育，也不是实利性质的教育，而是生活教育，是人生教育，是贯穿于生活方方面面的教育，也是贯通于人生始终的教育。因而政治教育不仅是政治认知教育和政治能力培养教育，更是生活智慧和人生方法的教育。这恰恰为当代思政教育打开了广阔的视域，提供了更新的认知，提升了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这就是政治教育必须融入生活，融入人生成长，培育生活智慧和人生经营的方法论。

孔子以“学而时习之”的方式展开政治教育，更强调政治品质、政治精神、政治能力的习养与训练，孔子将这种习养和训练落实在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思想三个方面下功夫，恰恰为当代那种相对地脱离生活、脱离能力养成的单一的观念化倾向的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校准方式，即生动活泼的、充满个性和思想性，诉求道德激励的政治教育，必须将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回归生活，培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思考为基本主题。正如杜威所说“教育即是生活”，客观地看，政治教育无论对教师来讲还是对学生而言，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以此来看，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则实实在在地构成政治教学的基本方法。‍

作者简介：唐梵凌，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西昌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先秦哲学、伦理学和课程教学。

来源：管子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