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断网，在中国离线流浪的134天

杨淏，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兰卡斯特大学当代艺术与哲学研究所博士。从事当代艺术实践与古代艺术收藏。运用绘画、影像与书法进行跨媒介艺术实践，同时是纪录片拍摄者和写作者。

序言

2026年9月，距离杨淏完成这场“断网流浪”的艺术实验，已经过去三年。如今，他刚刚完成哲学与当代艺术领域的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成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在英国古城兰卡斯特相遇，这里也是他求学的地方。聊起这段已经相隔数年的流浪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不仅因为那段旅程本身，也因为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他学术思考与自我反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数字时代到人与人的关系，再到历史与地理，断网并不只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实验。它既构成了对当代互联网社会的哲学追问，也成为一种重新感知现实世界的艺术实践：当我们暂时离开算法、平台与持续在线的生活，人与地方、人与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这或许也是这次访谈最有意思的地方。哲学的批判让这段经历有了更深的思考，而艺术的呈现，则使那些发生在旅途中的偶然相遇、地方经验与私人故事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达。

本次访谈特别感谢同为兰卡斯特博士生的江铭雅学姐。作为杨淏的朋友，也是这场实验的长期旁观者，她提供了一个介于亲历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独特视角，使这场关于断网、旅行、互联网与人与人关系的对话，展开了更多层次。

关机断网：历史、地图和人们的故事是我的指南针

学人 ：《关机》这本书涉及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西北的甘肃、新疆，还有东南的闽粤，这些地方你之前从未去过吗，还是说重新走一遍？

杨淏 ：其实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本身没有任何具体的路线规划。我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一种“无知”的状态：我到了一个地方，它带给我什么新的了解、什么新的指向，然后我再去往下一个地方。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随机的。我整体的规划是要脱离手机和互联网，把全中国走一圈。

当然，因为当时已经接近年底了，所以我想先往南方走，去暖和的地方；之后再慢慢往北方走。但具体下一站去哪里，都是到了上一站以后再决定的。到了一个地方，了解到一些关于下一个目的地的信息，它指引我去哪儿，我就往哪儿走；哪儿令我好奇，我就往哪儿走。

我家，也是我的出发地在太原，刚到太原火车站，看到火车站的大屏幕，上面有去乌鲁木齐的、去广州的、去厦门的，各种目的地都有。但那些地方对我来说都太远了，我还是希望能缓慢地去感受沿途的各种状况。所以我没急着离开山西。山西总共有11个地级市，临汾是我唯一一个没有去过的，正好也在南下的路上。于是我就走到售票窗口，问有没有去临汾的车。

没有手机，我就必须依靠地图来导航。我按照那本开本最大的中国地图来寻找下一站。一开始，我还会去一些大城市，比如武汉，但后来就几乎不去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部分的大城市我其实都已经去过，我对它们并不好奇；另一方面，它们变得有些无聊，因为同质化非常严重。

杨淏：《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乐府文化：2026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学人 ：本书里有很多篇幅谈到了沿途线路上的历史。在新疆那一部分，你提到斯文赫定，也提到左宗棠——这些历史人物都曾经因为一些“大历史”来到这里。历史上的迁徙、战争和探险，这些人在陌生地理空间之间的移动，是否和你自己的旅途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系？

杨淏 ：其实这些都是我自然而然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看到这些内容会有些意外，他们原本想象中的这本书，可能是一个完全关于数字时代、断绝互联网的反思，但最后发现还有很多与历史有关的内容。

这是因为，在整个旅途中，我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像普通旅行者一样，提前通过网络了解当地。于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处，先去当地的博物馆和独立书店。

去博物馆，是想先了解这个地方大致的历史；去书店，则是让当地的书店老板或者店员帮我推荐一些和当地文化有关的书。这两个地方就成了我了解一个地方最主要的渠道。我一路上不断地买书、看书，通过这些书来获取信息和知识。比如我们刚才提到新疆。我在进入疆之前，还在甘肃的时候，就搜集了很多西域考古的书籍。这当然和我的个人兴趣有关，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历史；同时，这些书也慢慢变成了我探索一个地方的指南针，或者说获取信息的渠道。

后来我进入新疆以后，就会沿着这些书里提到的一些地点去探索。书里的人物、事件和地点，反过来也会指引我应该怎么走。所以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不断和这些书里的内容形成互文，然后再回过头去感受当下的现实。

于是到了写作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这些内容。因为旅途中看到的书、书里的信息，以及它们带给我的知识，本身就是我这趟旅行的一部分。

这是我脱离互联网之后才产生的一种经历。因为我无法再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只能通过大量的历史书籍去认识一个地方；另一方面，这当然也跟我的个人兴趣有关。我本身就对历史、文化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它们一直都是我关注的重点。

学人 ：毕竟读书更需要专注，而选书也需要眼光。与通过网络了解地方比起来，感受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杨淏 ：这个差异非常大。我发现，互联网的逻辑会把原本非常复杂、多元的内容，以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方式呈现。比如大家要查一个地点，那么这个地点首先得是最容易被看到的，往往是点赞最多、最被流量认可的地方。

而一个地方被流量认可后，大家就会去那里拍照、打卡，再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于是又形成一个新的循环。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内容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同质化。大家去到的地方也会越来越狭窄。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在互联网当中被验证、被承认，也被流量裹挟了，所以大家自然会去那里。但那些具有随机性、偶然性的，或者存在于互联网流量规则之外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被获取。可是，这个世界其实非常丰富也复杂。互联网中那些被流量裹挟的东西，只是这个世界非常小、非常狭窄的一部分。我真正好奇的，其实是那部分之外的东西。

比如我刚进入新疆的时候，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行走。当时有一条铁路叫和若铁路，是从和田到若羌。我是从若羌往西边走，往和田方向走。大部分人可能会在小红书上搜“和若铁路”。你现在可以搜一下，打出“和若铁路”以后，会出现什么内容？

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和若铁路

学人 ：“首条环沙漠铁路”之类的，然后会有很多关于它的建筑特点、沙漠景观之类的内容。

杨淏 ：然后再往下滑，会发现不同的帖子呈现出来的内容大致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铁路，或者一些沙漠质感的图片，再加上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铁路有多长、什么时候建立之类的。虽然你在小红书上可能可以搜到五万条关于和若铁路的帖子，但这五万条帖子里面，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内容都是重叠的。这是互联网当中呈现出来的和若铁路。但当我没有互联网这一套系统的时候，我走到和若铁路，对它一无所知，我是怎么了解这条铁路的？

当时我坐在火车上，就跟身边的人聊天，问他们：“你是怎么回事？”“和若铁路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互联网，我大部分遇到的问题，都是通过跟陌生人交流来解决，或者获取信息。所以当时我坐这条铁路的时候，正好我的邻座是一个河南平顶山来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就是修这条铁路的人。

他当时因为老家的就业市场可能不太好，找不到工作，后来正好看到一条招工广告，说是到新疆来修铁路，而且工资给得比较高。他就想，既然在老家找不到工作，那就去新疆修铁路，于是就来了。他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六七年。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修这条铁路的经历。比如在这里怎么抗击风沙，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怎么修铁路，要面对什么样的技术难关等等。这些都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后来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就把自己的弟弟也叫了过来。他们修铁路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回到附近的村镇休息一阵子，他弟弟就在村镇里开了一个小卖部，服务当地人的一些日常消费。后来这个小卖部越做越大，变成了一个小超市。他们需要雇更多的人，于是就雇了一个当地的维吾尔族女孩做前台。然后他告诉我，后来这个女孩就成了他的妻子。

也就是说，他给我讲的是一整套和和若铁路有关的、非常私人化的故事：一个河南年轻人因为就业来到新疆修铁路，后来把弟弟也带过来，弟弟开了小卖部，又因为这个小卖部认识了当地人，最后和一个当地女孩结婚。所以我想说，这种经历、体验以及信息获取的方式，是非常私人的。它是一种更加立体、独特，也更加鲜活的经验。它让我能够从一个侧面，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有故事性的侧面，去理解和若铁路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以及它对这里的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和你在小红书上搜索“和若铁路”得到的那种信息，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质感。

学人 ：这其实就是非常丰富的生命经验。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铁路或者这片地方本身，而是一个人的记忆、情感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当时的人口迁移——比如他是从河南来的，后来又在这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在工程当中面临的问题：包括工程制度、工期，甚至人类社会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下是如何与自然发生关系的。

杨淏 ：搜小红书上的“和若铁路”，假如说出现五万条线索，可能有四万五千条都是从别人那里、或者通过互联网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复制、重新发布。而且这些信息通常都比较干瘪、冰冷，也比较概况化。但其实每一种知识或经验，最初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或经验，肯定是因为有人去进行了具身的实践、与现实摩擦，然后它才变成一种知识。

做这个项目，有趣比勇气更重要

学人 ：现在有些老师家长，他们肯定会想着让小孩子断网、不要玩游戏，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道德说教。看过你的书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很有勇气。

杨淏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特别纳闷的一件事。因为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现在这些媒体都在报道，出现了很多评论的声音，都在夸赞说这个人好有勇气什么的。但我没觉得自己好像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去做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90后，我们的少年时代，可能还属于前互联网时代；但到了青年时期，又慢慢被互联网这个系统不断裹挟，而且裹得越来越紧。尤其到了疫情的时候，这种状态到达了一个峰值。那时候我们的线下生活、真实沟通，几乎都被转移到了线上和数字化。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反而特别怀念以前那些跟真实世界、与真实的人打交道的生活。于是你说，在脱离互联网以后，不得不重新和人在现实中发生摩擦，对我而言其实并非需要勇气克服的障碍。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期待的，但又已经荒废很久的生活。因为它更加多样、更加不可预知，有时顺滑，有时坎坷，所以更加丰富。不像互联网上，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一致。

学人 ：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没有遇到过别人对你产生戒备，甚至误解的情况？

杨淏 ：遇到很多。因为整个路途中，每次我遇到困难，基本都是通过找陌生人、跟他们沟通，看看能不能解决。所以当别人发现我遇到困难，却又发现这个人不用互联网、不用手机，他们第一反应通常都是很狐疑，甚至觉得不可理喻。因为这超出了大家惯常的认知。但这个过程里也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怀疑我是一个网红。他们觉得，你不用互联网，是不是故意用这种“不用互联网”的方式制造一个噱头，想要在互联网里获取更大的流量和关注。所以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人都会猜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可能在搞网络直播，甚至会想是不是周围哪里还有摄像头在拍我们？

学人 ：很悖论。反而一个不使用互联网的人，会被认为是网红。

杨淏 ：对，它其实很能折射出现在互联网环境对人的认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现在互联网里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逻辑：你只有做一些离经叛道、反差感很大，或者非常出奇、搞怪的事情，才能获得关注和流量。比如前几年那些土味视频、抽象视频为什么特别火？因为大家觉得，一个得体的人不应该这样做。但在互联网里，如果你能够做各种各样的搞怪，越是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越容易获得流量和关注。所以这种“反差感”现在已经成为互联网获取流量的一把万能钥匙。正是因为这套逻辑非常盛行，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我不用手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才会是：你是不是也在制造一种反差感？

学人 ：是的，大家会把一些“离经叛道”的任何人与事，自然地理解成互联网行为。如果放在一百年前，我们怎么理解一个人的表现？一个人有意识地表现得和大家不同，可能是因为他在宣传某种思想，或者有自己不同的人生哲学；或者他这个人“着魔了”、“中邪了”……这中间有很多元的解读。但如今大家会自动把“离经叛道”理解成一种互联网语境下的行为，人们已经预设了，人的背后有观众，互联网总在场。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杨淏 ：对。而且这种现代性很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认知方式：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同质化。比如你刚刚讲的，过去一个人做所谓“离经叛道”的事情，他可能是在宣扬自己的思想、立场或者见解，而这种思想和立场可以是很多元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现代性的一个呈现，就是大家越来越习惯用一套互联网逻辑作为评判标准。这就极大地缩减了这种呈现的可能性。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辜鸿铭。他算是那个时代非常离经叛道的一个角色。他生长在南洋，在英国求学，后来又回到中国。他其实是那个时代非常全球化的一个人，但他到了当时国门洞开，思想争鸣的中国后，却开始做一个非常“离经叛道”的人，宣扬非常传统的儒教价值和审美。但他其实有一套非常有个性的内核。他想宣扬的是：即使他已经看过世界，也理解全球化是什么样子，但他依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是最高级的。即使中国人自己现在想要摒弃这些东西，他作为一个从西方回来的人，反而要求你们坚持这套体系。所以他的内核非常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离经叛道”其实更有趣，也更有时代性。

在当时可能也有人认为他是在表演。比如晚清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要剪辫子吗？他说我不要剪辫子。虽然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在表演，但这种解读可能只是当时声音中的一种。但如果把他放到今天，在我们现在这套互联网逻辑里面，大家可能只会认为他是在想整个“好活儿“、想当网红、想发大财。

学人 ：你后来有没有想到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和大家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手机、为什么不用互联网？

杨淏 ：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没有解释。很多人知道我不用手机和互联网以后，一开始就会自己做出判断：你是不是情场失意了，是不是一个调查记者，是不是信仰什么奇怪的宗教？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不让你使用手机？他们的这些反应都很有意思。但，我自己的解释对于他们而言，意义没有那么大，对我们之间的沟通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没有解释，就任由他们自己去发挥，让他们自由地感知和理解这件事情。

学人 ：你结束这个过程之后，有没有把一些习惯带到你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比如实时的断网？

杨淏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习惯。因为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就已经是接近于半断网状态了。比如我在兰卡、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我是没有电话卡的。我每天来到学校、到工作室之后，才会连上网，然后处理邮件、消息，还有跟人联络之类的。当我离开学校之后，又变成一个断网的状态。所以我一直以来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一种半断网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做很多事情反而可以更高效、更专注一点。

然而另一方面，这也确实给朋友们增添了诸多不便。记得有一次结伴出游，在参观某处景点时，因我逗留时间过长，朋友们无意继续游览，便先行前往他处用餐。待我游览完毕欲与其会合时，却已难觅其踪。由于当时身处校外，我既无手机与通讯卡，也没有网络连接，彻底与他们失去了联系，更不知该往何处寻觅。随后又骤降大雨，待朋友们折返时，只见我独自手提物品，在滂沱大雨中倚墙伫立。

我知道这种状况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当时最后实在找不到他俩了，没办法，我只能守株待兔。我就在门口站着，因为他们知道我肯定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就哪儿也不去，在那里等他们。结果等了一阵子，他们果然还是回来了。

学人 ：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和互联网、移动设备的绑定是否更紧密？

杨淏 ：我在出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走了这么一圈以后，我才发现现实截然相反。当我去到很偏远的乡县、村庄时，我发现那里的人同样依赖互联网，而且程度上比都市人更严重。

可能是因为那些地方的生活内容、娱乐方式更加单一，除了日常之外剩下的时间，至少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刷手机。以前去一些地方，可能会看到人们在外面结伴散步，或者坐在一起聊天。但现在我去到一些乡镇、县城，看到的很多人也是在各处刷手机，一个个变成了孤岛。

都市人已经对这套网络系统有所戒备。现在都市人会讲“数字排毒”“数字隔离”之类的概念，说明他们对于网络的反思。他们甚至会开始想一些办法，试图和它保持距离。包括我的这个项目，本身也是在思考如何对网络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反抗。

但在乡镇县城，他们的戒备心更弱一些，反而更容易被裹挟进这套系统里。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利、太有乐趣了。比如我去云南，在大理旁边的一个郊县待了一天。那个县城里当时只有一家理发店，县城里的人基本上都去那里理发，要排很长的队，但我头发已经很长了，想着必须打理一下，所以就去了那家店。

那是一家夫妻店，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大概四五岁。一家四口基本都待在这个店里，夫妻俩忙着服务排队的顾客，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就给他们一人一部手机。于是那两个孩子一整天就在那儿刷抖音。我当时排队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包括我剪头发的时间，再到我剪完头发离开，那两个孩子一直都在刷短视频，中间几乎没有停下来过。

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中国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家长在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手机丢给孩子。这样孩子可以完全沉浸在里面，家长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照看。

我做完这个项目以后，一开始有一些媒体报道，下面就会有网友留言说，你是被数字绑定了；你去乡村的话，可以看到大家还是过着一种很好的、所谓“天然牧歌”式的生活。但现实与之相反。

都市人的信息获取渠道可能更加多元，他们有更多不同的途径去接触外部世界。但对于乡村或者更下沉的地方来说，他们会发现，通过短视频、通过手机，可以极大地了解到外部世界，而且这是最快捷、最便利，甚至是最“美好”的方式。所以他们会非常迅速地被这种状态捆绑起来。

学人 ：你觉得有哪些群体，会因为互联网的侵入，或者移动社交媒体对时间的占据，而导致他们非常不便？比如说一些老人，他们可能没有使用手机、移动支付的习惯。

杨淏 ：但是现在我看，老人被手机捆绑得也非常重，而且他们可能是被捆绑得最重的群体。一方面，现在这种短视频平台对老年人也不完全都是坏处。因为有些老年人原本的生活其实非常贫乏，娱乐也非常单调。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他们平常可能连音乐都很难听到，但是有了这些平台以后，他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也有了看似更加多样的娱乐方式。我对这套说辞是部分认可，但也部分保留意见。因为人在这套系统当中，获取便利的同时，也在承担一定的代价。但是我认为，在中国这种平台经济当中，你承担的代价要比你获得的便利多得多。

重思关系：是一期一会的华彩，还是永远在线的焦虑

学人 ：你在整个旅途当中，是否会有冲动留下别人的联系方式？或者因为断网无法留下联系方式，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杨淏 ：现阶段我对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因为，这些年，可能从近五六年开始，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留个联系方式、加个微信之类的。但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年我加上微信的大部分人，其实之后就几乎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大家也没有什么交集了，而且还都分散在天南海北。

还有一方面是，有时候，比如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本来我挺钦佩的一个人，或者说很想跟他结交、成为朋友的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联系方式的时候，我可能会看他的书，或者听他的博客，或者关注他的各种状态。可是当我后来真的跟他建立了联系、加上微信以后，我发现我对他的好奇反而变得非常稀薄了，甚至没有什么好奇了。

学人 ：是因为人在旅途中的因缘际会，才让邂逅变得特别？

杨淏 ：有道理。我们会对一个事物感兴趣，或者对一个人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对它有一种基于未知的想象。但是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旦认识一个人，就立马加上微信。加上微信之后，他的一些工作、私人生活，包括直接沟通的方式，都呈现在你面前了。其实那种留白就没有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偶然性了，这种状态就存在于你们之间的关系里。

所以我现在其实不管是不是脱网状态，我跟任何人的联系，不加微信也无所谓。而且我有时候在想，一开始先不用加微信。可能我会期待，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见面，或者再次偶遇，我们再建立起这种联系，可能会更有意思。那说明我们真的有缘分。所以我会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些确实很有意思的人，或者帮助过我的人，其实停留在想象里面，或者说我们就是因为那样一种“一期一会”的状态，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回忆，非常好。不一定说所有的关系都一定要有一个起点，有了这个起点之后，我们就一直要把它延续，无限期地把它延长。那样好像反而会损失很多魅力。那时候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我们不再想看到的那一面，或者是我们觉得很无聊的那一面。这个就会稀释掉在旅途中短暂跟他相遇的那几十分钟里，那些特别华彩的部分。

其实我做完之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到信息。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一直给我发消息，包括我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其实都有找到我、给我发消息。但后来我才了解到，互联网的规则是，如果接收端在72小时以内没有接收到这些消息，那些消息可能就永远消失了。所以等于说，在这134天里面，别人给我发的消息，我都看不到。

学人 ：如果你只是离开134天，后来又重新出现了，而且你和这些人之间有一定厚度的关系，他们一定还是会再来找你的。但是如果你永远就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呢？现在我们又极度依赖互联网去获取一个人目前的生存状态。你搞不好真的就会永远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消失。

杨淏 ：对。但其实这种消失，你指的是一种物理层面的消失，但在心理层面，它不一定消失。你们看那个影片《横道世之介》，它是一部日本电影。电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电影当中有一些桥段，就是年轻人在大学时代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后来可能过了一二十年，这些人都走向了各自的生活，去工作、生活。当他们再回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会发现虽然已经过了一二十年，跟这个人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们对这个人的想象还是非常丰满的。谈起这个人，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还是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在想，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在你的物理层面可能没有持续陪伴你，但是因为你们曾经有过那样的交集，他在你的心理层面其实可以一直陪伴着你。这个很重要。

《横道世之介》（2013）剧照

我们可能真正期待的是一种关系的延续，但这种关系的延续并不一定要通过持续保持联系来获得。比如我做这个项目，这么长时间跟人断联了，但是很多我珍视的关系，我发现其实它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延续。不论是从工作还是从社交上来讲，大家都默认所有人适合在线。但我认为这样是有点问题的。每个人是不是都拥有离线的权利？当然，一个人没有及时回复另一个人的消息，并不代表他对这份工作消极，也不代表他对这段关系消极。所以，这是大家在这套系统当中慢慢形成的一种默认状态，但这个状态应该有所改变。

学人 ：你在中国天南海北地旅行 ，遇到各 种各样的人，你会觉得在中国，因为网络的普遍性，是否有一些群体可能因此遇到很多不便的状况？

杨淏 ：在我看来，不是中国和英国的区别，而是中国和除中国以外全世界的区别。所以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就觉得一定要在中国做。因为中国是一个被互联网包裹、侵蚀、捆绑得最为深重的社会，没有之一，可以这么说。除中国以外，其他地方其实都比较相似，没有被互联网捆绑得这么深重。

我也知道除中国之外的社会，它还是保留了很多样的生活形态。比如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半断网的，我在英国也还可以正常生活，而且生活得挺好的。但是比如说我前阵子回国内，如果要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难进行。比如我要去各地做书的推广，如果我还保持断网状态，我跟我的编辑、跟每个地方的媒体人都无法联络了，那会给别人造成极大的困扰和不便，也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这套生活方式在中国会更加难以进行。

但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好像默认所有人都是在线的，而且都是时刻在线的，它有点不允许有离线的人了。你看，在英国、南美或者东南亚，还是可以有离线的人，他依然可以正常出行。但在中国，假如你是一个离线的人，好像就无法正常出行了。你出门没有导航，就不知道怎么去一个地方；不管你用什么交通方式，骑自行车可能要扫码，进地铁要扫码，叫网约车要线上下单。如果没有这套系统的话，你好像就寸步难行。 本次访谈特别感谢同为兰卡斯特博士生的江铭雅学姐。作为杨淏的朋友，也是这场实验的长期旁观者，她提供了一个介于亲历者与研究者之间的独特视角，使这场关于断网、旅行、互联网与人与人关系的对话，展开了更多层次。

但是，一个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能够容纳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而非只容纳那些在线的人。但在中国，好像现在已经不存在离线的人了，社会系统不允许这样的生活方式存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人际关系好像也默认你是在线的。我这次回去以后，跟不同的人聊天，他们好像在工作当中都是这样：下班以后，如果老板、领导或者工作上有什么信息，也都会随时发给他们，而他们也必须在看到的情况下随时回复。所以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好像也被打破了。大家整个社交和工作都是默认你时刻在线的，好像不存在“离线”这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