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9月16日，朝鲜蔚山街头，12岁的李玉粉正在和伙伴玩耍。一个日本人和一名朝鲜男子走过来，告诉她：“你父亲在赵氏旅馆下棋，让你赶紧过去。”这句话，她后来记了一辈子。
李玉粉出生于1926年，家乡在庆尚北道永川郡。父亲经营渔网、鱼类和红枣生意，还出租田地，家中雇有伙计，日子谈不上大富大贵，却比普通人宽裕。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十分疼爱，11岁时还送她到永川郡南部小学读书。
她的日语学得不错。家里人原本希望，这个女儿能多读几年书，过一种安稳日子。1937年，家人因生意搬到蔚山，父母忙于经营，她便常和邻居家的孩子玩耍。谁也没想到，灾祸会在一个平常下午突然降临。
那两个人知道她父亲喜欢下棋，也知道她平时会替家里跑腿，便利用这些细节设下圈套。李玉粉没有怀疑，跟着他们去了赵氏旅馆。到了那里，她没有见到父亲，迎来的却是关押和殴打。
旅馆里已有几名被带来的女孩。她哭着请求老板放人，换来的仍是一顿毒打。三个月里，她被限制行动，吃饭、睡觉都有人看守。后来，那个日本人把包括她在内的五名女孩带走，先送往釜山，再乘船前往下关。
路上，对方反复保证，到了日本就能进工厂做工，还可以继续读书。为让她们听话，他还让女孩们学习简单日语。仓库里聚集着三十多名朝鲜女子，大家都以为自己只是被送去劳动，没人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船在海上行驶三天后靠岸。下船时，李玉粉才发现，目的地并不是日本，而是台湾。她们又被押上火车，走了很远，最后被带进一座像庙宇的大屋。一个月后，她才知道这里位于彰化，门口挂着“彰化慰安所”的牌子。
同行者不断被转移，有人刚到当天便被带走，也有人后来补进来。年仅12岁的李玉粉没有取得所谓接客许可，管理者中村便让她做杂役：洗衣、挑水、扫地、做饭。可她很快明白，这里并不是普通住所。
她曾偷偷逃出，跑到警察署求助。她哭着说：“我想回家，请把我送回朝鲜。”警察没有保护她，反而把这件事当作笑话。随后，警察以调查名义联系她的母亲。母亲面对日本当局的威压，又因女儿失踪多年、生死不明，惊慌之下否认家中有这样一个女儿。
这个回答让李玉粉彻底崩溃。她原以为警察署是可以求救的地方，却发现那里同样无法给她公道。后来，一名叫藤本的警察把她带回家做佣工。她照料孩子，承担家务，日子依旧没有自由。
1942年，战事扩大，藤本把家人送回日本。李玉粉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离开，结果等来的不是船票，而是更深的伤害。藤本侵害了她，随后又把她交给日军。她被带到高雄附近一处日军驻地，在一所被占用的小学里，成为特攻队慰安所中的一员。
那里有四十多名女子。白天和夜晚都有人看守，日军士兵排队进入，管理者用纸票记录次数，却从未把应得的钱交给她们。身体稍有不适，便被强迫接受检查和治疗；有人病重，便被拖到旁边的小屋，任其自生自灭。
活下去，需要的不只是忍耐。李玉粉后来回忆，女孩们会彼此照应，趁看守不注意，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生病的人。这样的举动一旦被发现，双方都会挨打。可在那种地方，同乡之间的一点帮助，往往就是一个人撑过当天的理由。
随着战局恶化，她们又被赶进防空壕。日军情绪暴躁，要求她们唱歌、跳舞，稍不合意便遭到掌掴。她们被当成可以随时替换的物件，既没有报酬，也没有选择，更谈不上尊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李玉粉当时正在扫地，听到广播后并不敢相信。直到管理者匆忙逃走，她才意识到战争真的结束了。慰安所里的女子四散离开，经过等待，她们乘船返回釜山，海上走了四天。
这一年，她21岁。离开家乡时，她还是一个相信父亲召唤的孩子；回到故土时，九年已经夺走了她的青春、健康和对婚姻生活的期待。她回家后才得知，父亲在寻找女儿和长期忧虑中病逝。面对母亲，她始终没有说出全部经历。
后来，她在工厂做工，母亲去世后又到釜山谋生。多年里，那段往事被她压在心底。1992年前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韩国受害女性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的报道出现，她拨通《釜山日报》的电话，讲出了自己的经历。
这通电话，迟到了半个世纪，却让她第一次把个人遭遇放进战争责任的追问之中。赵氏旅馆早已消失，曾经参与其中的人也难以寻觅，然而那张写着彰化慰安所的牌子，以及12岁女孩被带走的那一天，并没有从她的记忆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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