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国首脑齐聚纽约，联合国接连发布重磅报告：美俄都犯战争暴行

大国者，国际栋梁，理应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与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力量。在联合国建立的最初构想中，拥有巨大资源与制度权力的主要大国，承载着引领人类应对危机、弥合分歧的天然责任。

然而，当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纽约曼哈顿，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幅令人深思的图景：本应担当秩序主导者的美俄两大国，目前未能很好地履行这份重任。面对战火延烧、难民潮涌与多边规则受挫的困局，联合国不得不频繁通过重磅报告对大国“亮剑”。这不仅是一次一年一度的高级别外交聚会，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将“大国力量”拉回正轨的深层考问。

130国首脑齐聚纽约，商议共同应对全球话题

9月22日至28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出席。在本届联大主席哈利勒·拉赫曼的主持下，会议围绕“重建信任，管理变革”这一主题展开，官方议程涵盖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疫情防范以及消除贫困等全球性重大议题。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警示着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在旨在改善民生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仅有36%的目标按计划推进或取得轻微进展，近一半目标进展过慢，甚至有15%的目标出现了实质性倒退。

按理说，大国本应在推进这些全球公共议题中发挥领头羊作用。但目前的现实却是，部分大国直接参与或在背后推动的战争与冲突，反倒成为了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飙升以及人口大量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更是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层裂变的核心动因。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仍在僵持；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直接对抗加剧了海运动荡；而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的新冲突已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在苏丹，残酷的内战背后同样存在着外部大国博弈，这场战争自2023年4月以来，已制造了高达1400万流离失所者的庞大难民潮。大国若将地缘私利置于国际和平之上，全球性的合作议程就必然会被边缘化。

联合国再发重磅报告：俄乌战争性暴力89%归咎俄罗斯

就在联大开幕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9月18日发布了一份长达20页的重磅报告，公布了2022年2月至2026年7月底期间经核实的1004起冲突相关性暴力案件。报告明确指出，高达89%的施暴行为归咎于俄罗斯武装部队、国家安全局及监狱系统等官方机构，另有11%归咎于乌克兰当局。

报告披露的细节令人震惊：性暴力已被作为酷刑和胁迫的系统性手段。受害者不仅包括年龄跨度从4岁女童到82岁老妇的平民，在拘留场所中，大多数受害者更是男性战俘。高达27%的男性受害者（155人）曾遭受过对生殖器进行的电击虐待。

这份针对俄军暴行的报告，与此前联合国发布的关于美军在伊朗空袭中炸毁小学、造成大量儿童伤亡，并认定其构成“战争罪”的调查报告形成了呼应。联合国在联大召开之际接连对美、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抛出权威调查，其意图绝非纯粹的批判，而是展现出一种“抓大国促改革”的治理逻辑。

大国拥有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能量”，这种能量如果脱离了规范，就会演变为毁灭性的破坏力。联合国希望通过强化调查与曝光机制，对大国在战争中的违法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倒逼大国承担应尽的国际法义务，从而将其庞大的国家力量重新引导至全球减贫、维和与可持续发展等建设性轨道上来。

抓大国促改革，古特雷斯能降服“霸权”吗？

大国能否从“破坏者”重新回归为“建设者”，关键在于多边机制能否对大国的特权与霸权行为建立起硬性约束。然而从美俄两国的具体表现来看，这两个大国责任感缺失依然十分突出。

在战场上，俄罗斯对国际人道法的无视不仅推高了战争烈度，也严重损害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公信力；而在外交领域，美国则频频将东道国特权“工具化”。在本届联大期间，美方虽然迫于《总部协定》向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及外长阿拉格齐发放了签证，但却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并禁止购买受限商品；同时，美国国务院更是直接拒签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民族权力机构官员，迫使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只能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

但联大没吃这一套，9月17日专门投票，152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硬是决定让阿巴斯以预录视频方式上台——反对票只有美国、以色列和巴拉圭，等于当着全场打了东道主一记耳光。对伊朗代表团，美方的限制也细致得荒诞：除了圈定活动范围，还明令不得去Costco、Sam's Club这类超市“扫货”。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务卿鲁比奥宣称要让联合国“回归本源”，但美方动辄以签证手段干扰多边外交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大国担当的背离。

部分大国行为的脱轨，给联合国乃至全球治理留下了亟待破解的巨大难题。此时恰逢联合国领导层面临新老交替：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6年底卸任，安理会目前已对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蕾韦卡·格林斯潘、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等8位继任候选人展开了三轮非正式投票。各方纷纷借此契机阐明立场，试图寻找一位能够带领联合国渡过动荡期、有效应对“霸权”挑战的新任掌舵人。

然而，无论未来的新秘书长是谁，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短期内，联合国想降服“霸权”的进程，道阻且长。

这种无力感并非源于联合国官员个人的软弱，而是联合国自身制度设计的悖论：任何旨在约束大国特权的实质性改革，最终都绕不开这些大国手中的一票否决权。指望靠几份重磅调查报告，就能让习惯了零和博弈和霸权逻辑的超级大国“放下屠刀”，实属异想天开。大国拥有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但在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强制手段制约下，它们极易变成规则的“破坏者”。只要美俄等大国依然把国际法视为“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政治私产，联合国的制度缰绳就注定套不住这些横冲直撞的野兽，所谓的“抓大国促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一场单方面的漫长拉锯。

大国强则秩序立，大国乱则天下崩。在9月的纽约，无论是联合国大楼里关于全球治理的宏大议题，还是俄乌战壕与中东战场上的血肉横飞，都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大国不能只享受特权，而不履行责任。

联合国接连对美俄两大国出具权威调查，并非要否定大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是寄望于通过“警示大国”来推动多边机制的革新。让超级大国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人类共同危机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上来，是联合国改革最艰难的一步。美俄若能知错而改、重担大任，国际秩序尚有重塑之期；若继续傲慢任性，谁都无法阻挡全球治理走向滑坡的结局。

周俊林｜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