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会当树吗？”：在植物性中习得存在论的谦卑

「 作为最沉默的老师，植物教会我们放下人类语言的优越性，学习关于存在、时间和耐心的语言。当生命被意义填满而无法呼吸时，可以追问自己——你是不会当树吗？」

我的头发也会生长、泛黄、掉落 ， 那我也是树吗？

我的皱纹也会层叠、纵横、沟壑 ， 那我也是山吗？

我的灵魂也会漂浮、游荡、飘散，那我也是云吗？

我的眼泪也会凝集、汹涌、决堤，那我也是海吗？

我的思绪也会远行、飘渺、游离，那我也是风吗？

原来我是自然万物，万物也是我。

（“那我也是树吗？”）

这段诗意的文字最近在互联网被反复转写，在这些追问里，我们对自然这一造物主的想象不再停留宏大的创世里，转而开始用人的眼睛，在毛细般的震颤中，隐约认出自己。

（“人不会只生长、只泛黄、只掉落，我身上有整个四季”）

同一种生成，同一种流动，同一种衰变，同一种在时间里被雕刻又被抹去的命运，造物主用同一套韵律，在不同材质上反复押韵。

像光穿过水面，又照回天空，自然在人的身上折返了一次。我们为什么会被这种回归身体性的自我觉察触动？

身体是我们与世界之间最古老的连接。人类，不过是自然用以展开自身的一种局部形态。世界不是陌异的，万物和“我”同构，有着遥远的相似性——血管与叶脉，发丝与枝条，皱纹与年轮，分形、网络、节律、时间留下的痕迹，都在人的身体里复现。

这种身体性的回归带来一种深层的安全与喜悦，人从社会化的、符号化的、紧绷的自我，暂时退回进更古老的身体，像婴儿在心跳、呼吸、摇晃中感到被抱持。

（万物间遥远的相似性）

现代自我最大的困惑，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自因的点，不知道归于哪里。人孤立地、被抛地住在抽象的思想和概念里，离身体很远，常常忘记了，抽象的“我”有着比思想更古老，比语言更先抵达的生命质地，我称之为“我”的那个东西，不过是自然在某一截时间里的暂时凝结。

身体性觉察像一次回家，我们成为自然的一段回响。于是，生命的有限性也变得温柔起来。

（“人自出生起，就命中注定归植物，人有自己的树”）

自我不再被要求永远青绿、紧致、可控，发黄、掉落、皱纹、决堤，这些原本指向衰败和失控的生命活动，脱离线性的个人负责的叙事，被放回更大的循环中。

发黄是叶绿素退场，掉落是树把养分收回根部，皱纹是表情在身体上沉积出的地形，决堤是水回到水。人的脆弱与丧失不再是孤立的、羞耻的失败，而是万物共有的命运。个体无须再独自承担必然，必然的消亡之中仍有诗意、有美。

（“自然允许一切事物诞生”）

美不一定战胜时间，休止符也不指向音乐的失败，节律让消逝可居，有限性令生长有轮廓、可呼吸，也让生命有截止，从而弥足珍贵。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万物也是我”，植物也有它们的存在方式，一种不以意识、语言和主体位置为条件的生命形式。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承认这种存在方式？

西方哲学传统里，植物一直处于存在等级的最下端。人是主体，动物是次等主体，植物只是不具备主体性的背景、资源。

亚里士多德以“营养、感觉、理性”划分的灵魂三阶论，把植物归为没有感知和意识，只有生长和繁殖的“营养灵魂”。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的自然研究史，就是一部将植物逐出存在论视野的历史。

意大利哲学家科恰在《植物生命：混合体的形而上学》中，将这一系统性排斥命名为“植物恐惧症”，一种对缺乏中枢神经系统、却能重塑环境的生命形式的排斥，对主体性边界的恐惧。

（“除非理解了世界是什么，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一株植物”）

在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中，只有拥有意识、大脑、语言和主体位置，才配得上存在论尊严。但常常忽略了，植物的生存哲学恰恰在于，不诉求主体位置，只是以叶片展开的方式，活着，代谢，衰老，死亡。

植物以分布式的方式，在环境中通过钙信号网络、光周期感知系统、菌根网络的信息交换进行决策，科恰将其概括为“无须通过暴力就可以创造新世界”。

（“我嚼着叶子和花，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

近些年来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植物转向，主张放弃用人类尺度去理解植物这一目标本身。

植物哲学家迈克尔•马德彻底提出“植物思维”，拒绝用人类的认知模式作为标尺来定义植物，倡导思考本身需要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植物性的过程。

（“真正需要挑战的，正是「画圈子」本身”）

伊尔蒂科·茵叶蒂导演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台湾译名《你是不会当树吗》）中，就用一棵德国马尔堡大学的百年银杏树，串联起不同年代对植物学的研究与认知。

1908年，林奈将植物按照生殖器官的形态特征组合，以结实器官的数目和位置为基础建立的分类体系是主流。

史上第一位被德国马尔堡大学录取的女学生格蕾塔，被一群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教授将此视为情色词汇进行羞辱。这是人类逻辑对植物的暴力，也是权威体系对女性的暴力。

（男教授戏谑林奈的分类学，并用植物行为羞辱格蕾塔）

格蕾塔则选择用摄影镜头作为理解植物的方法，搭建起对抗偏见的精神避难所。她拍摄叶片的微距特写，在植物形态中寻找一种超越具体物种的原始形式。

7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中，马尔堡校园内人群躁动，性自由、罢课成为风潮。出身农家，在这场集体狂欢中沉默的汉内斯，尝试用机械反馈装置来转译天竺葵的感知方式，把植物微弱的生理反应转化为纸上的波形线条。

（或许我们能观察到植物的反应，恰巧是因为它们的反应与我们所生活的时间尺度相对接近）

在人类世界里没有体验到的不设防的亲密，他在天竺葵面前找到了。当他发现植物会随着他的进出和声音产生根部振动作出了回应时，两个迥异的生命之间回馈的闭环形成了。

时间来到2020年，被独自困在德国大学校园内的香港神经科学家王教授，面临着物理与文化的双重隔绝。

受到植物学家的启发，他开始用研究人类婴儿的神经系统的方法，获取银杏树的生物电信号，试图与其建立跨物种的对话。

（三个时空当中的人们，分别用摄影镜头、记纹鼓、脑电仪图试图靠近和理解植物）

三位主人公的共性在于，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在各自的时代里，经历某种孤独。

影片贯穿始终的另一位主角，是那棵银杏。六百万年前亲缘物种几乎全部灭绝，作为地球上最孤独的植物之一，银杏独自存活至今。

一棵没有同类的树，和三个时代中各自孤独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彼此遥望。

（欧洲文学里知名的银杏诗《Gingo biloba》）

孤独无法被消除，它是生命的底色。连接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发生于孤独的底色之上，像寂静中的回响。

作为最沉默的老师，植物教我们放下人类语言的优越性，学习关于存在、时间和耐心的语言，进入一种更缓慢、更缄默的感知状态。

当人类语言的暴露出局限，感知反而获得了空间。当生命被意义填满而无法呼吸时，可以追问自己——你是不会当树吗？

所以，植物性的回归，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返还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和生存哲学。

现代生活是矢量的，增长、加速、竞争、进步、超越。植物是循环的，发芽、展开、开花、结果、落叶、腐烂、回归土壤。

我们害怕自己像植物一样没有中心、无法表达，但人对树的情感，却一直有着近乎本能的亲近。或许，人的存在深处，有一个无法被意识统辖的植物性基底，我们的一生都在与自身的植物性搏斗。

（“你难道不知道吗?每个人生命的尽头都会有一座土丘，土丘上有一棵垂头的白桦树”）

相较于速度、效率和可见的成就，植物从不试图超越自身分布式的、与他者共生的植物性存在，根系伸展的深度、与周围生命的连接密度以及在时间中保持稳定的能力，或许更适用于生命的尺度。

由此，“像树一样生存”，意味着一种不用意志去逼迫的生活，比起用“治愈”来形容，将其概括为存在论的谦卑似乎更为妥帖。

在电影《完美的日子》中，主人公平山日复一日地打扫东京这座城市的公共厕所，除此之外，他听地下丝绒，看书籍，抬头拍摄树木的照片。

（“会抬头看树的人，不会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导演维姆·文德斯将镜头放在这样一位偏离于现代光鲜生活想象的角色身上，稳定不变的生活秩序中，日日是好日。

在春夏与鸟鸟的对谈中，春夏将鸟鸟形容为木头。她解释说，如果她把一个人形容成树木，是带着一丝喜爱的，这意味着她的生长是可持续的或者漫长的。

（“我走过黄昏，像风吹向远处的平原，我将在暮色中抱住一棵孤独的树干”）

“一个像树的人未必在人群中最先被看见，但她会让人感觉到某种稳定的东西正在发生”。我们需要用放弃知识僭越的决心，向树木学习如何缓慢稳定地生长，如何找到自身的生存节律，如何忍受必然性的孤独。

（“一个即使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名字的人，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

写下《素食者》的作家韩江，在文章中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她种植的耐阴植物，被告知可以用镜子微弱地反射阳光。为了受光均匀，从一开始用三面镜子依照光线变化，不断调高、调低、微转角度，用镜子反射镜子，后来增至八面之多。

于是，“要让所有树木均匀受光，必须每十五分钟调整八面镜子的角度与位置。我就这样熟稔了地球自转速度的感觉”，这方小小天地的温和，以四季流转的光之韵律，在沉默中拥抱她。

（“那仿佛是镌刻在人类与植物共生基因里的、近乎本源的欢愉”）

万物不在我之外。

我只是万物在此刻，短暂地醒来。

（图片素材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傅小敏，混合与共生：科恰的植物哲学

【2】詹育杰，人树共感的现实悖论，在树木的时间当中凝视：电影《你是不会当树吗》与当代创作中的「植物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