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冬，北京大学，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面对中国学生谈起国家命运时，并没有一味夸赞，也没有简单指责。他看到的，是一个刚从战乱与屈辱中挣扎出来的民族：问题很多，底子也很厚，真正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把力量组织起来的能力。
这番话之所以引起震动，和当时的现实分不开。罗素出生于1872年，访华时已近50岁，在欧洲思想界颇有声望。经梁启超邀请，他于1920年至1921年间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沙等地考察并演讲，试图从政治、教育和社会结构上理解中国的困境。
外国人何时开始轻视中国？不能只归结为某一场战争。清朝前期，中国仍拥有庞大人口、丰富物产和成熟的手工业，利玛窦等早期来华人士，对中国的城市规模、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都留下过较高评价。
转折发生在近代工业化之后。
西方国家依靠蒸汽动力、近代金融和新式军队迅速扩张，而清政府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秩序里。闭关并没有换来安宁，反而使朝廷对外部变化缺乏判断。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于1840年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在武器、训练、后勤和指挥体系上全面落后。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割让，清政府还需支付赔款并开放通商口岸。对列强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对清朝国力的重新估价。此后，外国势力不断扩大在华特权，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败本身已经屈辱，更麻烦的是，失败暴露了社会内部的松散。官场中有人只求暂时平安，地方势力彼此争斗，普通百姓则常常被迫在生存与抗争之间作选择。列强于是形成一种偏见：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虽然庞大，却缺少有效的组织和抵抗。
“东亚病夫”一类侮辱性称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传开来。它并非对中国人的客观描述，而是帝国主义强权心理的产物。但不得不说，晚清社会中吸食鸦片、军纪废弛、民众麻木等现象，也被外国人拿来当作贬低中国的证据。
罗素观察中国，并没有停留在街头印象。他认为，军阀混战和权力争夺，反映出上层对权力与利益的贪恋；面对外来压迫时，一部分人选择退让，表现出怯弱；同胞受难而旁观，又显出社会关系的冷漠。
有学生当面追问：“中国难道没有改变的希望吗？”
罗素的回答并不悲观：“中国有自己的力量。”
他所谓的“贪婪、怯懦、冷漠”，更像是对当时社会病灶的概括，而不是对全体中国人的定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各地反帝斗争，都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反抗意志。问题在于，个人的勇气若不能转化为制度、教育和国家动员能力，就很难改变积弱局面。
罗素尤其看重中国的韧性。他判断，中国拥有广阔土地、庞大人口和深厚文化，只要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条件，并能吸收西方科学、工业与政治制度中的有益部分，完全可能成长为世界强国。他还提醒，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把传统当成包袱一并丢弃，真正可行的道路应是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
这类判断在当时并非人人接受。毛泽东听过罗素在长沙的演讲后，曾指出他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在现实中难以实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讨论过罗素的观点。争论恰恰表明，中国知识界已经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或盲目排外，而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怎样才能真正摆脱受制于人的处境。
罗素看见了旧中国的缺陷，也看见了中国人的不服输。前者解释了中国为何在近代屡遭轻视，后者则说明，这个民族并没有因为失败而失去重新组织、重新建设的能力。对罗素而言，中国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正是它在困顿之中仍保留着自我更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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