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100）——南京:追踪“达姆弹”

此文摘自《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系列。

1951年8月12日，南京。

此时“立秋”已过，可是温度丝毫没有降低的意思。连日来，热焰腾腾的一轮红日，晒得地皮直起卷儿。

在水西门外怡丰巷口，那里有块空场地，上面的浮土像热锅里刚炒出的面，一脚踏上去便起白烟儿，焦热滚烫，灼得人心里发紧。

就在这个时候，一身便装的南京市公安局特侦队第三组组长费愚思从巷子里走出，一眼看见空场的大柳树下聚着几个少年，正围着一块巨石叫嚷着什么。

这时，南京解放已经两年有余，称之为六朝古都的这里一向藏龙卧虎，又曾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败逃前，留下了隶属于多个特务机构、为数惊人的潜伏敌特，还有外地畏罪逃窜而来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散兵游勇、还乡团分子、恶霸地主以及江洋大盗等案犯。

经过历年多的深挖严惩，南京的治安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但还未到可以马放南山、高枕无忧的地步。

南京街景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由大名鼎鼎、市局第三任局长陈龙于1950年初组建的“特别侦查队”(当时称为“特别侦察队”,简称“特侦队”)还未解散，继续发挥着不凡的作用。

特侦队的职责是:

在全市范围内收集情报，分门别类提供给市局或者分局的政治保卫、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部门，必要时，直接参与上述案件的侦查活动。

这种参与，分为“完全独立侦办”和“派员协同其他部门侦办”两种。

此刻，特侦队第三组组长费愚思听到吵嚷声，信步走拢过去，那几个少年摆开架式准备以“剪刀、石头、布”的形式，决出胜负，获取放在巨石上的一样小物件。

费愚思定睛细瞧，不禁一愣！原来是一颗子弹。

那会儿，民间私藏的军用枪支基本收缴干净，但子弹零零落落还有一些，国民党军败逃时随地丢扔而被老百姓捡得，谁家如若有几颗，不算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儿，派出所也不会盯着一追到底。

像费愚思这样的市局特侦队便衣，更不会对此感兴趣，可眼前的这颗子弹却令其发愣。

因为，这是一颗达姆弹!

达姆弹由英国人克莱上尉于1897年发明，因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生产而得名，俗称“开花弹”、“榴霰弹”、“人身变形子弹”。

这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其弹头尖端没有包覆、露出铅芯，子弹射人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从而扩大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

据有关资料记载，100米距离上遭到达姆弹的直接命中头部者死亡率100%；命中四肢者20%，剩下的全部截肢；命中左胸者100%，右胸者70%，腹部者70%。

所以，达姆弹这种骇人听闻的巨大杀伤力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恐惧和愤怒，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中，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是签署国之一。

不过，签署归签署，使用归使用。战争不许使用，可以装备警方，或者狩猎。

据已经解禁的资料透露，当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就动用了达姆弹镇压民众，且在台湾“二二八纪念馆”藏有实物。

战争年代，费愚思在解放区军火仓库从事过保卫工作，曾经目睹过运来销毁的日军达姆弹，听技师介绍过这种子弹可怕的杀伤力，印象颇深。

现在，见眼前这几个少年竟然在玩一颗达姆弹，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从口径看来还是一颗手枪子弹，心里顿生疑意:

达姆弹通常都是用于步枪，怎么这颗子弹竟是手枪弹？这颗特殊的子弹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样想着，费愚思就上前去，低喝一声:

“停！”

几个少年闻声一惊，回头一望，喊叫一声，撒腿就跑，一阵土尘飞起，转眼就不见影踪。

随后，费愚思把那颗子弹捡起来，仔细观察:

这是一颗崭新的达姆弹，除了弹头顶端裸露在外的铅芯外，通体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金黄色光泽。

费愚思看着这颗子弹，头脑里立马串联起职业思维:

用手枪发射的达姆弹没有听说过，现在不是听说不听说的问题，是真真切切地捏在手里，难道这是特制专门供特务使用的枪弹?

可是，那几个少年早已作鸟兽散不见影踪。举目四望，他忽然看见大树的另一侧树荫下坐着一个中年乞丐。

于是，费愚思过去上前询问对方，是否认识刚才那几个少年。乞丐笑而不语，估计已经从费愚思的行为举止中，猜测到其公安便衣的身份。

费愚思想了想，掏出一张1000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合新版币壹角)递给对方。

乞丐双手接过说道:

同志，您是要打听刚才那几个少年的下落？我给您找，明天下午一点，我在这里等您。

费愚思答应后返回市局，用尺子量了子弹直径，确认是一颗手枪子弹。他想来想去觉得可疑，遂向特侦队分管领导裴臻汇报。

裴臻拿起子弹看了一下，沉思良久，同意费愚思的观点，指示其继续往下调查。

次日下午一点，费愚思在原处见到了那个乞丐，又施舍了1000元，得知昨天那几个少年中，有一个小名叫“阿兔”，是前面“李记香烛店”店主李老稼的儿子。

接下来，费愚思前往香烛店，见到了阿兔。了解下来，得知那颗子弹是附近一个名叫朱祥康的少年拿来大家一起玩的。

朱祥康的老爸朱宝富以拉黄包车为生，老妈莫美珠则是沿街叫卖香烟火柴花生五香豆的流动小贩。

费愚思正想请阿兔带路前往朱家找朱祥康时，却得到一个意外消息:

这个11岁的少年已经死了!

朱家住在怡丰巷深处的贫民窟里，简陋的房屋给老鼠提供了理想的活动条件，偷食不说，乱啃乱咬，实在惹人讨厌。

这天早晨，朱宝富炒了一小碗蛋炒饭，留出一点拌了灭鼠药灭鼠，剩下的则给儿子当早餐。

夫妇俩出门时，朱祥康还躺在床上。午前莫美珠回家做饭，发现儿子蜷缩在客堂一侧，一睑痛苦地死去。

原来，朱祥康吃完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蛋炒饭后，犹嫌不够，见灶角上还放着一小碟，就也吃掉了。

费愚思赶去时。朱家亲朋好友都已闻讯赶来奔丧，哭声一片。朱氏夫妇更是悲痛欲绝，朱宝富更是捶头大哭，后悔不已。

可是，孩子的尸体却没见到，一问得知，是派出所运去请市局法医解剖进行尸检。

费愚思离开朱家，去了水西门派出所，坐等尸检结果，傍晚结果出来:

朱祥康确实死于食物中毒。

毒源自然是老鼠药。费愚思没说什么，往市局打了个电话。一会儿，他手下的一个侦查员李作新拿着盖着特侦队印章的一纸公函匆匆赶到派出所。

凭着这份公函，费愚思从派出所拿走了尸检报告。回到特侦队，费愚思立刻召集第三组五名成员开会，他说:

昨天发现朱祥康持有一颗达姆弹这件事，今天这个少年就突然死亡，很是蹊跷。

其他侦查员听他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一番议论之后，费愚思决定通过水西门派出所对朱祥康的死因进行深度查摸。

随后，派出所连夜传唤了朱宝富、莫美珠夫妇，再次询问得知:

鼠药是春天时从走街串巷叫卖的小贩那里购的，当时用过一次，毒死过两只老鼠，还剩下一些，这次取用部分，家里还剩了三分之一。

询问完后，民警陪同朱、莫回家，取走了剩下的鼠药，交给了特侦队。

费愚思让把鼠药送检，结果很快就出来，证实了费愚思之前的猜测:

送检鼠药的化学成分与从朱祥康胃脏残留的毒液化学成分有异，表明朱祥康之死跟鼠药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少年是服食了另一种毒药致死。鉴于之前的达姆弹情节，费愚思有理由认定朱祥康之死十有八九是被谋杀的。

于是，他以特侦队第三组的名义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上级经过研究，决定对朱祥康之死立案侦查，指定费愚思所在的第三组为专案组承办该案。

费愚思立即召集大家举行案情分析会，他认为:

该案情况有些特殊，不能像对一般命案那样盯着谋杀进行调查，而还要把达姆弹这一线索考虑进去。

一番讨论后，侦查员设定了这样一种假设:

凶手谋杀朱祥康的动机是为了灭口，此举可以及时堵住被死者泄漏的“达姆弹机密”。

如此一来，首先容易引起怀疑的就是死者之父朱宝富。

于是，专案组决定立刻对朱家进行搜查，结果是:

没有任何违法物品。

费愚思考虑一番，指派侦查员郭林升、张孝民前往派出所了解朱宝富、莫美珠夫妇的基本情况:

莫美珠与朱宝富的结合乃是再婚，她的前夫姓黄，是个船夫，五年前死于长江航行中。1948年春，经人介绍，莫美珠与单身汉朱宝富结婚。

这次横遭不测而暴亡的朱祥康，是莫美珠与前夫黄某所生，跟朱宝富没有血亲关系。

朱宝富是孤儿，幼时行乞多年，抗战时参加国军，胜利后带伤退伍，将军队发的复员安置款、伤残补贴作为资金与人合伙做生意，结果赔个精光，只好靠拉黄包车过日子。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费愚思说:

那个横死的少年朱祥康并非朱宝富的亲生儿子，可是当天我见他一个大男子汉捶头痛哭，痛不欲生，按理说，死者并非亲生儿子，对于孩子的死亡不会如此悲痛。

现在想来，当时那一幕有些反常?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又是一番讨论，专案组决定对朱宝富在8月13日朱祥康横死当天上午的行踪活动进行调查，看其是否有作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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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侦查员再次前往朱家，跟朱宝富个别谈话，了解他8月13日那天上午的活动情况。

朱宝富告诉侦查员:

儿子死亡的那天，他七点钟不到就出门。一个拉黄包车的，只要有活儿干，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

朱宝富拉着空车朝水西门内过去，刚过城门洞，“大福至鞋帽店”的王老板在店门口唤住了他说:

老朱，你今天没包车活儿吧，我包你半天。

原来，王老板的妹妹带着儿子来南京游玩，住在哥哥这里，王老板想雇辆车让妹妹带着从未来过南京的小外甥四处转转。

因此，13日上午朱宝富一直跟王老板的妹妹、外甥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侦查员当即直奔“大福至鞋帽店”，问了王老板，还直接问了还没离开南京的一大一小二位上海来客，证实朱宝富所言不谬。

于是，解除了对朱宝富谋害朱祥康的怀疑。

8月14日晚，专案组再次研究案情，对于朱祥康的死因，大家还是坚持认定跟那颗达姆弹有关。

既然如此，就以达姆弹为突破口进行调查，次日查访阿兔等几个与朱祥康一起玩达姆弹的少年。

8月15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先找阿兔，向其了解到了那天一起玩耍的另外几个少年的姓名住址，然后分头前往。

当天晚上，一干侦查员碰头汇总了以下调查情况:

朱祥康比那几个小伙伴小一二岁，家里又穷，那几位不大愿意让他跟他们一起玩耍，而他却特别喜欢往他们跟前凑。

为此，他宁愿把自己的零食、零花钱节省下来，拿给大家一起享用，以换得不被驱赶的待遇。

8月12日下午，几个人说好去捕蝉，但是没人跟朱祥康说，因为没人把这个小不点儿当回事。

可是，朱祥康还是在大伙儿出发前黏了上来，而且拿出了一颗完整的子弹说:

谁要谁就拿去！

此举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兴趣，几个人都争着想要这颗子弹，谁也不让谁，最后不知是谁提议以“剪刀、石头、布”来作选择。

这时，费愚思冒出来了，这伙少年受惊而逃，各自回家。

当问道朱祥康是否告诉过大家这颗子弹来源这个问题时，每个人都是摇头。

专案组自然不可能就此罢休，那颗达姆弹肯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到朱祥康手里的，只要了解这个遇害少年之前数日的活动情况，大致上就能推断到那条途径的方向。

就在这当儿，专案组接到水西门派出所的电话说:

有群众前来反映朱宝富的历史问题。

于是，费愚思立刻和侦查员小刘前往派出所了解情况。

反映朱宝富历史问题的是住在怡丰巷一个姓蒋的漆匠，他早年跟朱宝富一起要过饭，后来朱宝富当兵，他却因病潦倒街头。

眼见得就要死亡的时候，得遇一个老漆匠搭救，收为义子，后来当了老漆匠的入门女婿。

朱宝富与莫美珠结婚后，也住到了怡丰巷，两人自此接触就比较多。蒋漆匠说:

解放前，俩人一次喝酒时，听朱宝富说他入伍后，上峰见其机灵，就将他推荐到军统局警卫队。

所以，他名义上当的是陆军，其实是军统特工编制，抗战胜利后退伍时得到的复员金，要比一般退伍军人多了50%。

解放伊始，军管会张贴告示要求参加过旧政权军警宪特组织的人员登记。

可是，派出所翻出了当初的登记材料，发现朱宝富只登记了当过国民党陆军的士兵。

这就属于隐瞒历史，一旦查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过，眼下专案组的着眼点并非在此，而是考虑朱宝富为何要隐瞒这段历史?这一行为，跟现在的“达姆弹”和“朱祥康命案”是否有关系?

专案组决定:

暂时先把朱宝富的历史问题往旁边放一放，还是按照之前思路，盯着达姆弹的来源调查。

针对死者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性分析，获得这颗子弹后肯定很快就会拿出来炫耀，估计朱祥康获得这颗子弹的时间就在死前数日。

8月17日，莫美珠被悄悄地叫到了派出所。侦查员向其了解其子死亡前数日的活动情况，对方只是流泪摇头。

再问，还是摇头，不过开口说:

她一天之中除了中午回家做饭之外，都在马路上叫卖，现在正是放暑假时，孩子喜欢到外面满世界乱跑，不清楚他在玩些什么，你们问我倒还不如去问和他一起玩的那帮子“小爷”。

侦查员答道:

我们已经问过那些“小爷”了，他们说朱祥康并不是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玩，比如8月11日，就是他死前两天，那天下午就没见到过他的影子。

我们在想，孩子当时会不会去亲戚家了?

莫美珠断然否定说:

其夫朱宝富是孤儿出身，没有亲戚，她的娘家则在长江对岸的江浦县，孩子不可能一个人去那里走亲戚，他又没钱，怎么乘船过江?

侦查员又问:

亲戚没有，那么朋友呢?比如关系密切的好友有没有呢?

这么一说，莫美珠想起一个人来,说道:

要么，那天他去他高伯伯家了?

侦查员问:

高伯伯是何许人?

莫美珠说:

此人名叫高天庆，是朱宝富的朋友,木材生意掮客，由于经常坐朱宝富的黄包车，两人又很谈得来，于是成了哥们儿。

高天庆夫妇不能生育，比较喜欢孩子。高天庆跟朱宝富成为好友后，来往较多,他们夫妇对朱祥康就特别好，朱祥康对高伯伯夫妇也很亲热，两家相隔得不远，高家就住在莫愁湖小学旁边的巷子里，朱祥康有时会去串门。

侦查员问:

你儿子出事后，高家夫妇来吊唁了吗?

莫美珠说:

高太太来过，高先生没有来，他出差去了，不在南京。

了解到以上情况后，专案组接着调查，先查8月11日下午朱祥康是否去过高家。他们请派出所户籍警通过居委会悄然进行，很快有了结果:

巷口那个卖冰棒的老太说，那天下午，有这么年岁、模样的一个男孩进过巷子，过了大约两个小时离开时，喜滋滋地从她那儿买了一支冰棒。

另据高家对面的邻居、常去高家串门的王大嫂反映，8月11日下午朱祥康确实去过，当时男主人高天庆不在家，其太太正和几个邻居在一起打麻将。

侦查员立刻走访了那几个打麻将的邻居，证实了王大嫂的反映内容，她们说:

那个孩子去串门，高太太正玩得高兴，招呼过后让他自己玩。

大约两个小时后，孩子告辞离开时,高太太给了他一张伍百元(旧币)零票——估计这就是用于买冰棒的钱。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

朱祥康在高家自己玩耍的那两个小时里，可能乱动过不该动的东西，意外发现了达姆弹，很有可能不止一颗，而他出于好奇就偷偷拿了一颗。

高太太当时对此并不觉察。事后，高太太或者高天庆发现了这个情况，由于担心孩子泄露该情况，于是动了杀心。

那么，高天庆或者其太太在朱祥康被害的那天上午，是否去过怡丰巷朱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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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下来的情况却令专案组感到纳闷:

无论是怡丰巷这边还是高家邻居，都不能证明高太太在朱祥康遇害的8月13日上午曾经去过朱家。

高天庆则去江宁办事，次日中午才返回南京。

侦查工作就此陷入了僵局。当天傍晚，特侦队分管副队长裴臻来到专案组检查工作。

裴臻听取了费愚思的汇报后说:

你们的侦查方向看来很准确，分析也到位，朱祥康之死肯定跟那颗达姆弹有关系，而之前数日他只去过高家，高天庆理应是唯一的怀疑对象。

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通过死者之母向高家透一个口风，说公安曾向她调查过高家情况，看看他们下一步作何反应。

专案组采纳了这招“敲山震虎”，次日立刻行动，一面让莫美珠悄悄向高太太透露情况，一面安排侦查员秘密监视。

这天上午，高太太得知公安局正在调查他们夫妇的消息后，送走莫美珠，立刻出门叫了一辆马车直往鼓楼奔。

侦查员骑车尾随其后，发现她去了鼓楼旁边的“振义木材交易所”，找到正在那里忙碌的高天庆。

一番嘀咕之后，高天庆当即撇下客户和太太一起回家，片刻又独自出门，这回是往郊外去的，因为是乡村小道，侦查员不便跟踪就没敢盯上去。

高天庆去乡下的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返回，之后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专案组判断:

高氏夫妇此举反常，必须继续监视，晚上也不能间断。

果然，当晚12点过后，一条小船轻悄悄地摇到了高家屋后的小河边，一条黑影从后门溜进了高家。然后，院子里就出现了动静。

侦查员认定十有八九高天庆准备转移隐藏的武器，他们搭起人墙悄然观察，发现有两条黑影正在院子里挖掘着什么。

于是，当即拔枪冲进去，果然是高天庆和摇船而来的那个男子，正在院子里挖土起出藏匿的武器弹药。

专案组在高家搜得以下武器:

左轮手枪12支、特制的手枪达姆弹672发、卡宾枪10支、枪弹1000发、定时炸弹12枚、乒乓球大小的特制烈性高爆手雷100颗、军用手榴弹50枚、特工匕首20把。

案犯到案后，交代涉案情况如下:

高天庆，早在南京沦陷后的次年就被军统局发展为地下工作人员，他利用木材掮客身份为掩护，秘密收集和传递情报。

抗战胜利，军统局从重庆回迁南京后，他正式被军统吸收为情报特工,授予上尉军衔，对外身份仍是商人，按月秘密领取报酬和活动津贴。

南京解放前夕，高天庆接受已由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潜伏，被任命为“保密局东南第七潜伏小组”的少校组长，任务有二:

收集情报、储存武器。

后一项使命，使高天庆跟朱宝富由一般相识到结成朋友，并很快就将朱宝富发展为特务。

1949年3月下旬，高天庆接受上峰潜伏任务后，开始分批将储存的武器弹药从指定地点运回住宅。

此举需要遮人眼目，不能动用保密局的汽车，只能雇佣黄包车，而且得在夜间悄悄进行，问题随之而来:

形势如此动荡的当儿，深更半夜没有哪个黄包车夫肯冒险把一个相貌凶恶(高天庆天生一脸杀气且身高马大,形同强盗)连同一口沉甸甸且封得严严实实的箱子从城里运送到水西门外莫愁湖畔。

这样一来，高天庆只好请平时经常接触的车夫朱宝富帮忙。

没想到，这个曾在军统局警卫队干过的车夫猜测到高天庆运送的是武器，提出加价。

高天庆权衡利害，不但大幅度加价，还请朱宝富下馆子喝酒。

朱宝富喝多了酒，就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向高天庆透露了一下。不久，高天庆就把朱宝富发展为“保密局东南第七潜伏小组”成员。

从表面上看，两人就成了一对好朋友。为了蒙蔽外界，高天庆让知晓其特务身份但并非是特务组织成员的妻子李倩出面，跟朱宝富妻莫美珠交了朋友，两家时有来往。

8月11日下午，平时常去高家转一趟的朱祥康又去了高家，李倩正在打麻将，拿了几颗糖果给他，让他自个儿玩。

朱祥康吃完糖果，想起高家卧室里有小人书，于是进了卧室，床头柜上果然有两本，就在窗前写字台前坐下看了起来。

看完后犹嫌不足还想看，在房间里四处寻找时，发现写字台底下的最后那个抽斗里有一些崭新的子弹，觉得好奇，就偷偷拿了一颗捏在手里。

小人书没有找到告辞回家，李倩给了他五百元零钱让他回家路上买根冰棒吃，他就喜滋滋地离开了高家。

当天，高家没有发现这事，直到次日下午高天庆回家，要把刚获得的一笔佣金放好时，方才发现写字台抽斗被动过。

他一问太太，便知道系朱祥康所为，随即检查放在抽斗里的子弹。

当初,高天庆在上峰让他保管的武器中拿出了一支左轮手枪和25发子弹，准备一旦发生意外时使用，其余的都埋在院子里。

手枪放在床上枕头旁边的夹缝里，子弹则放在写字台抽斗里。当下他立刻点检，发现少了一颗，于是断定肯定是让朱祥康偷走了，顿时冒出一身冷汗!

高天庆二话不说，立刻上街去寻还在拉车的朱宝富。两人见面后，朱宝富是当过军统局警卫，知道达姆弹特性，马上倒抽一口冷气:

千万别在这上面出事啊！

朱宝富火速回家询问儿子，得知那颗子弹已经给一个“公家人”模样的男子拿走了，意识到大事不好，返身就去向高天庆报告。

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杀人灭口，当场确定“蛋炒饭方案”，由高天庆提供砒霜。

次日上午，朱祥康中毒身亡后，朱宝富趁妻子哭得昏天黑地的当儿，悄悄把那份拌了老鼠药的诱饵处理掉了。

1951年国庆节前夕，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高天庆、朱宝富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高妻李倩和那个帮助特务转移武器的农民戴大根，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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