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前后，北京一间招待所里，宋任穷常常把一份报纸从头看到尾。那时的他没有明确职务，也没有具体工作，却仍习惯关注国内形势。对一位长期在战场和地方主政的老干部来说，最难受的未必是清闲，而是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宋任穷的经历，和东北有着很深的联系。1960年，他调任东北局书记，接手的是一个工业基础雄厚、同时又背负巨大经济压力的地区。到任后，他没有急着提出漂亮口号，而是先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情况，再把工作重点落到生产、民生和基层管理上。
196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东北视察。周恩来一路听汇报，也一路下到农村、工厂，直接询问干部和群众。听完有关情况后，他对宋任穷的工作给予肯定。宋任穷只是笑着说：“还是中央政策对头。”
这句话并非客套。宋任穷很清楚，地方工作能否打开局面，既看干部能力，也看政策是否符合实际。他在东北处理问题时，往往不追求一时轰动，而是强调把中央部署变成可以执行的办法。这种作风，也使他在老干部中拥有较好的口碑。
局势变化后，宋任穷的工作被迫中断。1967年，他被安排到京西宾馆居住，后来又转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在那里，他和陈再道、秦基伟、王必成等老战友相遇。大家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处境，心里有疑惑，却没有因此失去分寸。
1969年10月，宋任穷被安排到机耕队劳动，先在炊事班整理大白菜。条件并不宽裕，家属随后也来到身边。有人替他感到不平，他却没有公开抱怨，只是按要求劳动、生活。对他而言，暂时没有职务，不等于可以拒绝组织安排。
1973年，宋任穷的子女联名写信，希望父亲能够回北京检查身体。周恩来得知后作了批示。宋任穷到北京医院治疗期间，谭震林、滕代远等老同志前去看望。有人劝他安心养病，他回答得很简单：“身体要紧，工作也总会有安排。”
出院后，他曾返回辽宁。后来接到通知，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那次活动中，他见到了周恩来，但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两人没有交谈。宋任穷此后留在北京，住进招待所，等待进一步安排。
1975年春节前后，他去拜访朱德。两位老战友谈了许多往事，也谈到国家建设和干部使用问题。宋任穷仍然希望重新工作，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反映上去。邓小平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曾派人捎话：“你的工作安排，我无能为力。”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实际却包含着当时的现实处境。宋任穷明白，个人愿望并不能改变复杂局面。他没有继续追问，只点了点头。多年革命生涯使他懂得，能否复出，不只取决于能力和意愿，更受整体政治环境制约。
1976年接连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宋任穷受到很大冲击。周恩来于1月逝世，朱德于7月逝世，毛泽东于9月逝世。三位对他人生影响极深的领导人相继离开，宋任穷一度十分悲痛，但仍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局面稳定后，许多老同志认为，国家百废待兴，不能让有经验的干部长期闲置。1977年10月，华国锋、李先念分别同宋任穷谈话，中央准备安排他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提出的条件很明确：过去对他的历史结论应当得到正确处理。
华国锋坦率地说：“不好改。”
宋任穷随后征求老同志意见。有人劝他先出来工作，历史问题可以继续解决。经过考虑，他接受了这个建议。1977年10月20日，中央正式任命宋任穷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第七机械工业部承担航天和国防尖端技术任务，专业性很强。宋任穷并不是技术专家，却懂得尊重专业、使用人才。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科研生产上，提出集中力量抓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巨浪一号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工程，同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协作。
邓小平多次听取他的汇报，对七机部的工作给予支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宋任穷参加了会议。会后，任仲夷对他说：“辽宁原来的历史结论有问题，应当修改。”
宋任穷却回答：“我的问题先放一放，先解决其他同志的。”
1980年2月，辽宁省委正式修改有关结论，同年4月得到中央批复。此后，宋任穷继续承担重要工作，后来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推动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85年，他主动请求退居二线，中央经过研究后同意了他的申请。久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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