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1月，山西五台山，八路军第115师师部作出了一项看似“拆散家底”的决定：师主力向晋南、山东方向转移，另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留在晋察冀坚持抗战。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兵会成为115师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
这支部队的底子并不简单。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副师长李天佑，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红一方面军内部，也不是一开始就完全融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两个方面军长期活动区域不同，干部构成和作战习惯各有特点，磨合在所难免。
改编以后，原红一军团主力编为343旅，陈光任旅长；红十五军团主力编为344旅，徐海东任旅长。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一部，打出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
平型关的意义，不只在于缴获和歼敌数量，更在于证明了八路军能够在正面战场给予日军有力打击。不过，战斗结束后，115师并没有长期集中行动，而是很快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部队应该抱成一团，还是分散到敌后？
答案很快出现。
日军沿铁路、公路和城市推进，单靠几千人的野战部队，很难长期控制广大乡村。八路军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把军事行动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筹集粮秣结合起来。分兵不是削弱，而是把有限力量撒进更大的空间。
聂荣臻后来回忆，分家时，罗荣桓负责具体安排人员和机关。聂荣臻对他说：“你来分，公平就行。”罗荣桓挑选了一批干部留在晋察冀，人员数量不占优势，但骨干力量比较精干。
留下的部队包括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部分人员，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总数约三千人。家底很薄，任务却不轻。聂荣臻要在晋察冀建立抗日根据地，还要面对日军扫荡、地方势力复杂和交通阻隔等困难。
当时有人形容，机关人员少到“一盆菜就够吃，一条炕就够睡”。这句话带有当事人的回忆色彩，却真实反映出晋察冀军区起步时的窘迫。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支被视作“偏师”的部队，后来发展成华北战场的重要力量。罗荣桓没有留在晋察冀，而是随115师主力南下，进入山东。陈光、罗荣桓等人依托原有部队，逐步同山东地方武装结合，山东根据地由此不断壮大。
115师的第二次分化，发生在主力继续向敌后纵深发展的过程中。344旅后来脱离115师建制，接受八路军总部及有关部队指挥。徐海东因病离开前线后，杨得志代理旅长，黄克诚担任政委，部队开始向不同方向展开。
杨得志率一部向冀鲁豫发展，黄克诚则带领部分力量越过陇海铁路，进入华中。黄克诚曾与彭雪枫部会合，随后奉命前往皖东北，并带领三个团同张爱萍等部建立联系。
后来，以这支南下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三师。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三师主力约三万五千人挺进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方面，罗荣桓也组织大批部队北上。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根据地抽调主力进入东北，原115师的不同部队又在新的战场汇合。昔日分散在华北、山东、华中的力量，最终成为东北战场的重要兵员和干部来源。
晋察冀的力量同样没有停留在原地。1945年8月以后，晋察冀军区从冀热辽抽调八个团和一个营，约一万三千人，并配备两千多名地方干部，由李运昌率部进入东北。
1946年10月，冀热察、冀热辽部分地区划归东北军区。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期间，晋察冀又组建詹才芳纵队，并推动冀东地区整体划归东北。除成建制部队外，晋察冀还持续输送干部和地方武装，许多后来担任重要职务的骨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转赴东北。
所以，115师的“一分为三”，并不是简单的部队拆分，而是三种战略方向同时展开：晋察冀扎根华北，山东力量经营华东，344旅及其分支向冀鲁豫、华中和东北延伸。部队分散了，组织网络却铺开了。
这次分兵还塑造了一批后来影响全局的军事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后来成为开国元帅；徐海东、黄克诚、罗瑞卿成为开国大将。三位元帅分处不同战场，三位大将也分别在东北、华中、华北等地承担重任。
抗战初期的115师只有一个师的番号，经过敌后战场的反复分合，却孕育出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并为华东野战军输送了重要力量。番号可以改变，建制可以拆分，真正延续下来的，是干部体系、作战经验和根据地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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