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刑辩的底色是公益——“大案刑辩”公益培训南宁站学习笔记

开篇：被“召唤”回课堂的人

作为炜衡刑辩学院的副秘书长，我理所应当参与炜衡刑辩学院组织的每一次公益培训。这次南宁站培训，我本想偷懒，但还是被徐昕老师“召唤”而来。电话里他就一句话：“来听听，别掉队。”没想到，这一听，收获远超预期——徐老师在课上讲到的内蒙古鄂伦春耕地保护案，正是我亲身参与辩护的刘华云案，我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例。坐在台下听老师把这段经历当作“刑辩公益性”的例证讲给几百名同仁，我百感交集，笔下的笔记也格外用力。

先说说这次活动本身。炜衡刑辩学院“大案刑辩”公益培训第四期落地南宁，由炜衡南宁分所与总所刑辩学院联合举办。炜衡南宁分所2007年9月落户南宁，明年即迎来扎根广西二十载，业务覆盖刑事、商事、破产、涉外等领域，深度服务广西法治建设与面向东盟的开放事业。

开班致辞的唐波主任——炜衡创始合伙人、监事会主任、南宁分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致公党中央法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广西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广西刑法学会副会长——从平陆运河前几日正式通航、第23届东博会如约启幕聊起，落到“专业化是刑事辩护的立身之本”，情真意切。

两天课程阵容堪称豪华：徐昕院长亲自挂帅，召集刑事业务部主任彭逸轩、刑专委秘书长刘宏岩律师，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全国刑委会主任郑晓静律师，广西锐嘉弘律师事务所主任伍志锐律师，炜衡南宁所刑事部主任胡海丽律师轮番授课。主持的是南宁所莫秋菊律师，她开场那句“刑辩律师是法律行业里最不能躺平、风险最大的一群人”，一下就说到我心坎里。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篇笔记。

一、“刑辩风险大”，可能是个伪命题

有的律师一直把“刑辩风险大”挂在嘴边，当成不接某些案子的挡箭牌，也当成自己畏首畏脚的借口。徐老师第一句话就破解了这种顾虑：相比民事律师，刑事律师的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只要会见不递东西，取证多人参与、全程留痕，风险基本就在笼子里。

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他讲的那些民事律师的教训。深圳那位民事律师，“做的笔录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笔录”——警方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神仙也救不回来；还有那位被老板“随叫随到”、在他将多人非法羁押的酒店里起草采矿权合同的律师，最终成了恶势力成员。“你作为律师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对，转身就走、远程起草、让助理转个弯发过去，甚至同步做个笔录，风险就化解了。这点风险意识都没有，能不出事吗？”

更警钟长鸣的是当下的形势：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在征集“律师是否为涉黑恶团伙提供参谋决策”的线索。哪个企业背后没有法律顾问？企业请律师多半是因为有了纠纷，面对纠纷律师出了主意，万一当事人被认定涉黑恶，顾问律师就成了“军师”，极有可能被牵扯进去，成为黑恶势力的成员。而刑辩律师才是那个“能给同行兜底”的人——段华案之所以震动整个民事律师界，是因为很多民事律师从段华身上看到了自己。

徐老师话锋一转，又把我们从惊惧里拉了出来：监委的案子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个一审悄判十年半、春节前偷偷送达判决书想骗过上诉期、当事人被折腾出癌症晚期的案子，律师介入后硬生生把人从鬼门关捞了回来。“难，不等于没机会。刑辩律师干的就是绝处逢生的事。”确实，每个刑事案件几乎都需要律师绝处逢生！对我这个刚拿到第一个无罪判决的人来说，这句话字字千钧。

二、刑辩的底色是公益——一个亲历者的告白

第二个专题是刑事辩护的公益性。坐在台下听到鄂伦春耕地保护案，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就是那个“拿到法院判决无罪”的律师，被徐昕老师在讲课时点名了，而这份无罪来得太不容易。

先交代一下这个案子：内蒙古以“保护草原森林”为名开展专项行动，要把历史形成的耕地上的农民作为打击对象。实际上那些土地当年是灌木丛，经政府鼓励开垦后登记造册、纳入三调国土空间规划，相当部分还是高标准农田。涉案耕地近10万余亩，徐昕老师课上估计波及面积可能更广——那是中国北方最好的黑土地。农民种了，就派飞机撒除草剂把作物弄死；再种，快成熟时开收割机推掉。案件涉案农民上百户。据徐昕老师课上估算，这些地方种大豆，产量相当于全国年产量的接近10%。“中国每年进口那么多大豆，本土最好的土地却不让种大豆——这不是开玩笑吗？”

徐老师介绍，前后差不多有郝毅、王任飞、李耀辉、宁宇、钱航等30位律师参与，截至讲课时已取得13个无罪结果。这一系列的案件都有公益援助的性质。徐老师课上说得直白——公益案件就是筛选律师的试金石，“今天这个没钱的案子叫你来你都不来，以后怎么敢叫你？”

作为亲历者，我想补一句课堂之外的体会：这个案子是天津郝毅律师顶着巨大压力转介来的，徐老师看案子首先不是看钱，而是看冤不冤、有没有希望。我在辩护过程中也曾觉得压力太大、阻力太多——但每次想到那些面朝黑土地的老乡，想到“得理让三分”背后其实是“得理要较真”，就又咬牙坚持下去。当法院宣判无罪那一刻，我明白了徐老师说的那句话：你为一个掏不起律师费、差旅费的农民把案子做到极致，才有资格在法庭上喊出“无罪”。除了刘华云案，我接的张丙柱案、白宝才案都二审不开庭就维持了，我们都提起了申诉，还有我直接代理申诉的佟艳华案——维权尚未彻底，律师仍需努力！

三、全流程复盘：取证和会见是要啃的硬骨头

徐昕老师讲到全流程辩护，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戳中我的心窝，但最受触动的是取证和会见。

“民事律师认认真真取证，刑辩律师不敢取证、不去取证——有的律协领导居然公开讲‘刑事律师千万不要取证’，这是要把整个行业的手脚捆起来！”徐老师说得掷地有声：客观证据没有任何风险，放开取；言词证据做好防范也没问题。他办涉黑案件取证几十份、上百份是常态，没觉得有多大的风险。这与我的理念高度契合：不敢取证，还当什么刑辩律师？

会见这块，他的“当事人自我辩护能力培养法”让我耳目一新：让当事人针对一审判决书写出每一条不同意的地方及理由，有个当事人写了近十万字，希望律师帮他改改——“必须他自己改，我给他改的东西他庭上用的话就不会自如。”会见并不是越多越好，要让当事人在看守所有事可做，没事可做他就天天想见律师，而律师会见如果只是提供情绪价值，那是意义不大的——当然有时也应该提供。但更好的会见是引导当事人为将来的庭审做充分的准备，越充分越好。

他还教当事人怎么应对提审：“检察官提审想走个过场，你能让他走过场吗？拖住他，争取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上海一位当事人是他的老校友，把提审检察官“磨了一整天”，笔录细得对检察官形成了触动，案件因此退查。回想我对当事人的会见，安抚情绪的多，“武装”当事人的少——徐老师那句“没有专业内容的会见，你不是刑辩律师，你是三陪”，说得糙，但理不糙。

四、程序不是死的：抓硬伤，别纠缠

有的律师以为程序辩护就是“死磕”，徐老师明确说自己早被“死磕派开除了”——程序问题要分阶段、分性质。管辖权能拦住不受理最有力；一旦进入实体审理，人家根本不拿它当回事，“光盘没封存？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就敢判”。

真正卡得住人的是硬伤：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竟作过证、辩护人曾给同案犯见证认罪认罚、陪审员只参加了最后一次庭审——这些问题一摆出来，发回重审。而湖南慈利那个“办案就是为了搞点钱”的案子，法院受理近十个月后退回检察院、检察院退回公安撤案，几十人全案无罪——“应该是中国第一例”。

庭前会议他也讲透了：申请大概率都会被驳回，人家开这个会就是摸底、把“麻烦”解决在前，所以沟通为主，火力留到法庭。举证质证本身就是辩护，“别被‘就三性发表意见’带偏，我质证几乎不谈三性，直接谈这份证据为什么证明不构成犯罪”。法庭辩论不是念辩护词，是针对性反驳；超过三分钟的发言就当成一次演讲，讲究起承转合；法官低头你就盯着他讲。还有那个细节让我会心一笑——实在没辙了，“我要上厕所”，理应休庭，“憋尿对肾不好”。上厕所回来之后，发现当事人已经幡然醒悟开始了为自己辩护——这是在规则之内为当事人争空间。

五、得理让三分：刑辩律师的智慧与分寸

一上午听下来，最让我折服的还不是某个技巧，而是徐老师那种“绵里藏针”的分寸感。鹤庆“一坨屎案”，无罪理由那么充分，他跟法院谈的还是“拿掉合同诈骗，其余的妥善处理”——在鹤庆法院调解室，他指着墙上“万事和为贵”的标语说，刑辩律师做的主要是“得理让三分”。

“我们一个律师身无寸铁，没有任何权力，还敢没道理地跟司法机关较劲吗？我们的坚持是讲智慧的坚持，不是硬碰硬。”

这句话解开了我心里一个疙瘩。以前我总觉得“温和”就是“不够硬”，“对抗”才是“有风骨”。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硬，是把无罪的理由一层一层摊在桌面上，让对方没法判；真正的让，是在已经赢定的情况下，给对方留台阶、给当事人留出路——因为我们的当事人要的不是赌一口气，是早点回家。

尾声：带着坐标上路

晚上回想这次活动，从唐波主任致辞里“如平陆运河般通江达海”的期许，到徐昕老师“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呐喊，再到各位实务大咖掏心窝子的分享——我记住的不只是听课笔记，更是一套做人做事的坐标：对风险，要有如履薄冰的敬畏；对公益，要有掏心掏肺的热忱；对证据，要有掘地三尺的执着；对对手，要有得理让三分的智慧。

特别感谢徐昕老师的“召唤”。如果没有鄂伦春案的磨砺，我不会懂得“公益”二字的分量；如果没有这次南宁之行的复盘，我不会看清自己各个环节的苍白。刘华云案的无罪判决，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绝不是终点——前方还有无数个“看起来没有机会”的案子，等着我们去把它变成自由和尊严。

刑辩这条路，难走，但值得走。期待下一期巡讲，期待与各位同仁在下一个城市重逢——当然，更希望到时候我能带着自己办成的第二个、第三个无罪案件来汇报。

大家一起努力！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炜衡刑辩学院副秘书长 李蒙，记于2026年9月20日凌晨，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