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战争阴霾下，以色列的医生，科技人才正大规模迁移海外定居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2023年7月19日，以色列医护人员在特拉维夫举行两小时警告性罢工，抗议削弱司法审查权的改革方案。持续的政治分裂已经从街头进入医疗系统，并成为部分医生考虑离开以色列的重要背景。2026年2月28日，特拉维夫伊奇洛夫医院将地下停车场改造成临时治疗区。患者和医护人员在导弹威胁下继续工作，直观呈现长期战争对以色列医疗条件、医生负荷和职业稳定感造成的压力。2024年8月1日，旅客携带行李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发大厅排队。随着战争持续、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开始寻找海外工作和更稳定的生活环境。画面为人口外流报道配图，并非离境医生的特定合影。以色列媒体制作的人才外流数据图显示，2019年至2024年，该国总体净迁出、高学历人口外流和医生离境呈同步扩大趋势。按图表口径，医生离境人数由2019年的302人增至2024年的459人，反映“人才外流”已经从社会现象逐渐演变为公共政策问题。2021年5月，医生和医护人员在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举行警告性罢工，抗议医疗岗位不足。现场标语直指患者等待时间延长和医疗系统长期缺人，说明当前医生外流是在既有人力紧张基础上继续加码。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战争造成的损失通常可以统计：阵亡人数、军费开支、建筑损毁和经济增长下滑。但对以色列而言，一项更缓慢、更难逆转的损失正在浮现——医生、工程师、科研人员和其他高收入专业人才，正把个人和家庭的未来转移到海外。

特拉维夫大学最新研究显示，2023年至2025年间，共有1369名医生离开以色列并在海外停留较长时间，较2013年至2015年的705人增加94%。其中，2023年有419人离开，2024年升至创纪录的530人，2025年初步估计约为420人。

必须说明，1369人是“离境人数”，并不等于永久移民人数。扣除回流者后，以色列在2023年至2024年净流失509名医生，平均每年约255人；而2010年至2019年，医生年均净流失只有54人。换言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以色列突然少了1369名医生”，而是医生净流失速度已经扩大到过去的近五倍。

走的不只是年轻医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才结构。

2023年至2025年离开的医生中，约20%年龄在45岁以上，人数约270人；十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4%，人数约100人。这说明当前离开的不再主要是赴海外进修、完成专科培训后可能回国的年轻医生，而是已经完成专业积累、处于职业黄金期的资深医生。

这些人往往承担科室管理、住院医师培训、临床研究和复杂病例处理。失去一名资深外科医生，影响的不只是少做一台手术，还可能意味着一个培训岗位、一支临床团队和一项研究计划同时受到影响。因此，资深医生流失带来的损失远大于简单的人数变化。

从专业分布看，三年间，以色列流失215名内科医生、188名外科医生、94名儿科医生、81名家庭及社区医生、72名妇产科医生、51名精神科医生，以及39名重症和急诊医生。

在60岁以下医生中，外科医生离境比例达到8.8%；眼科、皮肤科和耳鼻喉科合计接近9.4%。这些并非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招聘应届毕业生填补的岗位。特别是内科、麻醉、重症、急诊、精神科、影像和病理，本来就是以色列医疗系统长期缺人的领域。

司法改革成为第一个转折点

这一轮人才外流并非始于2023年10月7日，而是在当年年初已经明显上升。这一时间点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司法改革、以色列社会发生大规模抗议高度重合。

司法改革争议对医生和科技人才的冲击尤其明显。高学历、高收入群体通常更关注司法独立、机构稳定、科研自由、国际合作及长期营商环境。他们也是最有能力离开的一群人：拥有英语能力、国际履历、海外人脉，部分人还有第二本护照。

2023年司法改革争议最激烈时，数千名以色列医生加入讨论海外执业和搬迁的通讯群组。阿联酋、巴林及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也趁机向以色列医生提供职位，部分待遇据称达到以色列收入的三倍，同时附带长期签证、住房和子女教育安排。

2023年7月19日，以色列医护人员在特拉维夫举行两小时警告性罢工

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对政府不满不一定能转化为移民；但对医生、工程师和科研人员来说，一旦对国家未来失去信心，搬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或海湾国家具有现实可行性。

战争把暂时离开变成长期定居

司法争议打开了缺口，战争则放大了这种趋势。

持续的军事冲突意味着安全风险、预备役征召、航班中断、家庭生活失序和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医生还要承受伤员救治、人员不足和长时间值班所造成的职业压力。对于已有海外培训经历的医生而言，把原本两年的进修延长为长期就业，往往比重新带着家庭返回一个仍处战争状态的国家更加容易。

2026年2，特拉维夫伊奇洛夫医院将地下停车场改造成临时治疗区

一项针对海外进修医生的研究发现，较高收入、以色列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海外较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是医生选择留在国外的主要因素。76%的受访者表示，以色列的政治状况降低了自己的回国意愿。战争的影响则较为复杂：52%的人因此更不愿回国，但也有30%的人因为民族认同和责任感而更想返回。

海外反犹主义同样产生反作用。约40%的受访医生表示，海外反犹事件增强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意愿。这说明以色列医生并非单纯“逃离祖国”，而是在职业发展、安全、家庭、身份认同和政治判断之间进行选择。

真正危险的是时间。一个医生在多伦多、纽约或悉尼获得稳定职位，配偶找到工作，孩子进入学校，再要求全家返回以色列，难度会逐年增加。暂时外派很容易演变成永久定居。

这是更大规模人才外流的一部分

医生并不是孤立现象。

同一批研究显示，2023年至2025年间，约27万以色列人在海外连续停留至少三个月，明显高于十年前同期。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长期移民，但研究人员估计，仅2025年就可能有4.5万至5万人在海外停留一年以上。

2023年至2024年间，离开的本科以上学历者超过2.1万人，其中包括约7400名理工科毕业生、686名理工科博士和3350名工程师。高收入者在离境人群中的比例也明显上升：2024年，48%的离境者收入高于全国中位数，37%属于纳税额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

2024年8月，旅客携带行李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发大厅排队

这意味着以色列流失的不是人口中的随机样本，而是税收贡献、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的一部分人。2024年离境者此前一年缴纳的所得税合计约9.19亿谢克尔，而2019年只有约2.4亿谢克尔。

以色列不是依靠石油、天然气或廉价制造业维持竞争力的国家，其核心资产正是高科技、国防工业、先进医疗、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高技能人口。人才外流一旦形成网络效应，就可能出现“一个人离开，带动同事、企业和家庭一起离开”的滚雪球现象。

医疗系统目前不会崩溃，但承受力正在下降

以色列医疗系统目前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国实行基本医疗保障，预期寿命达到83岁以上，心梗、脑卒中等疾病的治疗效果也优于不少发达国家。2024年，以色列发放了2637张新医生执照，明显多于当年离开的530名医生。因此，单凭当前外流数字，还不能得出“以色列医生总数正在崩塌”的结论。

以色列媒体制作的人才外流数据图显示

问题在于，新获得执照的年轻医生不能立即取代一名拥有二十年经验的科室主任。以色列每千人只有约3.5名执业医生，低于经合组织3.9名的平均水平；每千人护士数量约5.6名，也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约四分之一的公立医院专科医生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医疗资源分布也严重不均。海法和特拉维夫拥有较高医生密度，而南部、北部和耶路撒冷相对不足。即使流失人数相同，对南部和北部医院造成的冲击也会更大。医生减少还会延长手术和专科门诊等待时间，增加剩余人员的工作负担，进一步推动更多医生离开公共医疗系统甚至离开以色列。

扩招无法解决眼前问题

以色列已经开始扩大医学教育。国内医学新生人数由2018年的731人增加到2025年的约1400人，赖希曼大学、海法大学和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相继开设新的医学项目。政府还通过加薪、紧缺专科补贴、边远地区津贴和国际医生移民计划吸引人才。

但培养一名能够独立执业的专科医生需要十年左右。扩大招生首先会遇到临床教学场地、带教医生和住院医师岗位不足的问题，而资深医生外流本身又会削弱培训能力。

2021年5月，医生和医护人员在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举行警告性罢工

此外，以色列为了保障医疗教育质量实施“亚齐夫改革”，不再承认部分海外医学院学历。这项改革具有必要性，却会在短期内减少海外毕业生回国执业。以色列约59%的执业医生曾在国外接受医学教育，对海外培养渠道依赖程度非常高。

单纯加薪也未必足够。研究显示，保证医生回国后获得稳定职位、让其真正使用海外进修掌握的技术，比一般性的现金补贴更加有效。工作与生活平衡、科研经费、晋升机会、子女教育及对国家未来的信心，都是决定医生去留的重要因素。

大选可能成为逆转的窗口

以色列将在2026年10月27日举行议会选举。当前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面临严峻挑战，但反对派能否组成稳定政府仍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最终由谁执政，大选都可能成为人才流动的重要分水岭。如果战争逐步结束，新政府降低社会对立、缓和司法改革争议、恢复机构稳定，并向专业阶层提供清晰的经济和医疗政策，一部分仍处于观望或短期旅居状态的人才可能选择回国。

以色列过去多次证明，它能够在战争和经济危机后重新吸引海外人才。强大的家庭联系、文化认同、医疗科研实力和科技创业环境，仍然具有吸引力。海外反犹主义升温，也可能让部分医生重新认为以色列才是更安全和更有归属感的长期选择。

但逆转窗口不会无限存在。医生在海外停留越久，回国成本越高。如果战争延续、司法争议持续、选后仍无法组成稳定政府，暂时外流就可能固化为永久移民。

因此，以色列眼下面对的还不是医疗系统崩溃，而是一场关于未来信心的危机。1369名医生只是最容易被统计出来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最有能力、收入最高、最难替代的人开始为家人寻找第二个生活方案时，这个国家还能用多长时间重新说服他们留下？

战争结束和政府更替可能扭转趋势，但前提是以色列重新提供的不能只有更高工资，而必须是一种可预测、稳定且值得长期投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