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春，成都军区机关，54军军长丁盛拿到调令：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任命没有让他感到高兴，反而有些犯嘀咕。
他长期在作战部队任职，打过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对印自卫反击战。手里握的是部队，面对的是战场，突然让他去抓生产建设，换成谁都要掂量一番。
丁盛当时的想法很直接：“我不懂生产，去那里干什么？”
成都军区来人传达命令时，他甚至明确表示不愿赴任。对方只能告诉他，任免决定并非军区能够改变，如果有意见，只能到北京反映。
丁盛没有停留在牢骚上。他到了北京，找到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徐立清，希望组织重新考虑人选。徐立清做了解释和劝说，但丁盛的态度并没有马上转变。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一名军长不愿离开作战部队，更在于丁盛确实是当时颇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逐渐崭露头角，后来担任师、军一级领导职务，靠的是战场上的硬功夫。
不过，丁盛与生产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抗日战争后期，他曾在延安学习，后来进入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第一团任政委。部队驻扎陕北期间，物资供应困难，官兵必须自己打窑洞、开荒地，开展农副业生产。
那段经历谈不上规模很大，却让部队明白一个道理：在特殊环境下，生产不是战斗之外的事情，而是维持部队、支撑任务的重要环节。丁盛亲自参与过这些工作，只是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复杂局面相比，过去的经验显然还不够用。
新疆兵团承担的任务，也远不只是种地和开荒。它既要发展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又要承担边疆屯垦戍边职责。兵团人员分布广，生产条件艰苦，周边形势又有变化，领导干部必须同时懂经营、懂组织，还要保持军事训练。
有意思的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正在展开，军事训练受到高度重视。让一名作战部队出身的将领进入兵团，未必只是为了抓农业，更可能包含强化兵团军事属性、整顿训练秩序的考虑。
当时的兵团领导班子也需要充实。司令员陶峙岳年事已高，具体事务不可能全部亲自承担。组织上安排丁盛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又配备裴周玉等干部负责政治工作，目的就是让兵团在生产与军事两条线上都有人抓、有人管。
但道理听明白，并不等于心里愿意。徐立清谈过，王尚荣也做过工作，丁盛仍然没有改变决定。对于一名习惯了率部冲锋的将领来说，离开熟悉的战场，转到边疆建设一线，确实是一次很大的角色转换。
事情后来由贺龙出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老总亲自找丁盛谈话，没有绕圈子，而是把新疆的战略位置和兵团任务摆在他面前：“新疆是反修防修的前线，不能只搞生产，还要组织武装师，一边生产，一边训练。”
这番话点中了关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以生产建设为主要任务，却保留着鲜明的军事组织特征。它的各级单位既要管理农场、工厂和水利工程，也要在需要时承担守边、备战和应急任务。
从职务上看，丁盛由正军级岗位转任兵团副司令员，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属于组织上的重用，而非简单调离一线。新疆军区虽然辖区辽阔，但直接掌握的正规机动力量并不算多，兵团所属武装力量反而具有特殊作用。
贺龙谈完后，丁盛接受了安排。1964年以后，他赴新疆履职，在那里工作两年多，接触了兵团生产、军事训练和边疆防务等多方面事务。对他而言，这不是把战场换成办公室，而是把指挥对象从单纯的作战部队，扩展到一支边生产、边训练、边守边的特殊力量。
遗憾的是，后来政治风波冲击了许多干部。丁盛一度被接到北京保护，离开了新疆的工作岗位。1968年，他重新回到军队系统，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那次新疆任职虽然时间不算很长，却成为他军事生涯中一次少见的转折：一个以带兵打仗见长的将领，短暂承担了边疆建设与屯垦戍边的双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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