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湖北江陵。大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当地，专程寻找一名普通农民侯礼祥。这个名字，在地方干部眼里并不特殊；可在杨得志的记忆中，他却是红军时期并肩作战的老部下，曾经担任过团长。
事情的症结，偏偏就出在一只皮箱上。
侯礼祥1912年出生于湖北江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几年私塾。1928年，他离开家乡前往江西，第二年参加红军。那时的革命队伍条件艰苦，识字的人不多，侯礼祥虽然文化不高，却能看懂一些文件，办事也利落，很快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他打仗不要命。
冲锋时总往前面走，部队转移时又肯吃苦。几年下来，他从普通战士升任营长。长征途中，杨得志任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团长，侯礼祥是他熟悉的部下，两人关系很近，后来还结为兄弟。
长征不是一句“万水千山”就能带过的。侯礼祥先后负伤五次，其中一次子弹穿过颈部，险些丧命。伤势稍有好转，他又回到队伍中。会师后，他被任命为红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赓任师长，杨勇任政委。此后，他还曾在中央警备部队任职。
问题出现在一次重伤之后。
侯礼祥身体受损，难以继续承担高强度的前线任务。经叶剑英安排，他回到湖北，进入地方党组织工作。可到了江陵后，组织关系和具体职务迟迟没有落实，他一度无事可做，只能借用侯家祠堂开牌铺谋生。
牌铺人来人往，消息杂乱。谁也没想到，一场小偷窃案会改变他的后半生。
侯礼祥把参加革命以来的证件、证明和材料，全部装在一只皮箱里，藏在床下。皮箱被偷后，他失去了能够说明身份的实物依据。口头上的经历，没人替他作证；昔日的军功，也无法从地方档案中迅速查到。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侯家台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身份无法核实，他只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农活做不好，村里便安排他放牛。一个曾经带兵冲锋的团长，转眼成了村边的放牛老人，落差可想而知。
他常对人说：“我参加过长征，还当过团长。”
旁人却只当他吹牛。有人讥讽，有人取笑，村干部也嫌他脾气古怪、爱挑毛病。侯礼祥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他是在摆资格；他越急躁，周围人越不愿意相信他。
1959年下半年，侯礼祥被列为内部专政对象，接受监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报纸上看到杨得志、杨勇的消息，便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信，试图联系昔日首长。信件得到回复后，他把来信拿给当地干部看，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有人认为信件是伪造的，他被扣上“伪造中央首长来信”的帽子，随后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公开专政。地方组织并不了解他的真实经历，材料缺失反而成了“可疑”的证据。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
1971年，侯礼祥在公社林场劳动时，再次从报纸上看到杨得志的消息。他已经年过六旬，却决定亲自去找这位老上级。从江陵到沙市，再辗转北上，他靠步行、搭船和扒火车，历尽艰难抵达济南军区。
门卫起初并不相信这个衣着破旧、满身尘土的老人能找到司令员。侯礼祥按要求写下当年部队番号、行军经过以及与杨得志、杨勇相处的细节。文字送到杨得志手中后，司令员很快认出了这些只有老部下才知道的往事。
三十多年过去，杨得志已是大军区司令员，侯礼祥却成了被管制的“历史反革命”。见面时，两位老人都已鬓发斑白。杨得志对他说：“你受苦了，我来替你说明情况。”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杨得志到武汉军区任职。次年，他到荆州一带视察，仍惦记着侯礼祥的遭遇，随后亲自前往江陵，为这位老部下证明红军时期的身份。地方方面经过核查，侯礼祥曾任红军团长的经历终于得到确认，长期背负的罪名也随之被纠正。
遗憾的是，身份问题解决，并不等于所有历史关系都能恢复。由于多年没有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也没有党费记录，侯礼祥被认定为自动脱党，党籍未能恢复。这件事，他一直放不下。
1991年冬，侯礼祥在江陵去世，享年80岁。留在档案里的，不只是一个老农民的姓名，更是一段因证件遗失、关系中断而几乎被历史遮蔽的革命经历。直到杨得志亲自出面，那段经历才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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