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南京中山陵8号,许世友即将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却没有谈战事,也没有谈广州的工作,只盯着已经搬空的房间,对肖永银说:“我走以后,这房子还给招待所。”一句话,听起来像交代公物,实际上却藏着一个老部下都明白的心愿。
这场调整,后来被称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交换任职,韩先楚与皮定均、李德生与陈锡联、杨得志与曾思玉也分别对调。调令下得很快,几位司令员不能拖延,只能在短时间内交接岗位。
许世友在南京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座城市早已熟悉。中山陵8号不是普通住宅,它原本是孙科公馆,建成于1948年,建筑由杨廷宝设计。孙科是孙中山长子,这处宅院依山近陵,环境清静,带有旧式公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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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后,孙科离开大陆,公馆由有关方面接管,后来作为招待场所使用。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获得了这处住宅的使用权。住进去以后,他没有把洋楼布置得富丽堂皇,反而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添置了不少乡村气息浓厚的设施。
院子里有树木,也有菜地、鱼塘和猪圈。楼房内部的摆设并不复杂,家具实用,房间朴素。许世友出身河南新县农村,长期保持着简约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这里既是司令员住所,也像是远离喧嚣的一块自留地。
因此,肖永银听懂了那句话。许世友若在任,房子自然属于司令员;调离以后,若立即改成“丁宅”,日后再回来就很难了。只有恢复招待所的性质,才有可能保留这处住所,也给许世友将来回南京留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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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即摆在肖永银面前:新司令丁盛来了,住在哪里?按照惯例,军区司令员应当有相应住宅。肖永银没有把中山陵8号交出去,而是另寻一处小洋楼,安排丁盛居住。这处房屋过去曾作为司徒雷登在南京期间的居所,位置和条件都不差。
有意思的是,肖永银与丁盛并非初次见面。两人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又在同一天被授予少将军衔。按交情说,事情本不至于闹僵;但住宅安排牵涉职权交接,丁盛心里难免产生疑问:新司令到任,为什么原司令的房子还保留着?
肖永银没有正面争辩,而是把原先用于维修许宅的经费,投入中山陵8号,将房屋修整后正式作为军区招待所。有人据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借公款为许世友修建私人住宅。肖永银让营房部门出面解释,口径很简单:“维修以后用于接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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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没有彻底消除丁盛的疑虑。毕竟,房子虽改了名称,许世友留下的影响却不会随着门牌变化而消失。对新任司令员来说,真正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南京的气候和机关秩序,还有前任司令员在军区多年经营形成的工作惯性。
后来,丁盛带夫人到肖永银居住的富贵山七号查看。富贵山一带原有多幢小楼,过去曾供外国留学生居住,后来成为南京军区部分领导干部的住宅区。肖永银分房时让别人先挑,自己留下了最后的七号。
这处院子有花木,也有假山、喷泉,外人看着颇为讲究。可肖永银并未大兴土木,许多设施是房屋原有的。他长期分管军区后勤,修建营房、改善部队住房,花钱的地方很多,因此被人讥讽为“到处盖房子”。他曾自嘲:“我这个人,个子不大,手很大。”话虽粗,却说明他并不回避后勤工作的复杂性。
丁盛看过住宅后,没有继续追问。中山陵8号则保留为招待所,许世友与它的关系,也因此没有被当场切断。1980年,许世友从广州军区司令员岗位退下,回到南京,重新住进了这座熟悉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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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后,他按自己的习惯重新整理房屋,拆掉一些不喜欢的装饰,留下木床、书桌和旧式家具。墙上挂着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合影,屋内还有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院子继续种粮、养鱼,生活并未因为身份变化而变得铺张。
许世友晚年把不少精力放在回忆录整理上。1980年春,南京军区组织人员在中山陵8号整理他在山东时期的经历,后来形成《我在山东十六年》。1981年,又组织人员整理他参加红军以来的经历,书名为《我在红军十年》。这些文字并非简单记录履历,而是对战争年代亲历事件的回忆与核对。
1985年病重后,许世友仍不愿离开中山陵8号长期住院。9月,南京军区总医院组织医疗小组进驻住所,负责监护治疗。病情恶化时,他已经行动困难,仍常常要求活动。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逝世,中山陵8号也结束了作为其晚年住所的历史。大发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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