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20日，湖南芷江，何应钦率员抵达受降前线，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站在人群中，神情格外复杂。日本已经投降，他却没有把心思全放在受降仪式上，而是在盘算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战后，谁能接收上海？
这个细节颇有意味。汤恩伯并非没有打过硬仗，也不是一开始就以“草包”示人。他的问题在于，战场上的进退取舍、军政上的扩张经营和个人前途，后来逐渐搅在了一起。
汤恩伯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属于国民党军中的“士官系”，并非黄埔毕业生。早年得到陈仪提携，回国后进入军界，曾任中央军校教职。凭借训练背景和带兵能力，他从教导部队旅长升至第十三军军长，1935年4月8日铨叙陆军中将。
抗战初期，他确实有过值得肯定的表现。1937年南口战役，第十三军与日军激战十八天，部队伤亡惨重仍坚持作战。随后组建的第二十军团，成为华北战场中央军的重要力量，在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作用。日军将其视为华北方面的主要对手，并非毫无根据。
汤部的打法有鲜明特点：不轻易把主力投入死战，善于机动和侧击。这样的战术有利于保存实力，也能牵制日军。但它同样容易留下一个印象——部队往往在形势不利时撤得很快。究竟是灵活，还是避战，必须结合具体战局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真正改变汤恩伯声誉的，是抗战后期的河南局势。1942年起，他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在叶县另设机构，逐渐形成独立的军政势力。汤系部队不断扩充，地方负担加重，军政关系也变得紧张。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河南段爆发。日军推进之快，使国民政府大为震动，河南战场出现三十七天丢失三十八座城的局面。第一战区正副长官蒋鼎文、汤恩伯关系恶劣，指挥失调和部队腐败都被认为是惨败的重要原因。
同年6月，汤恩伯第一次被撤职查办。蒋鼎文承担了更多政治责任，汤恩伯却没有受到彻底清算。有人替他求情，有人则把这看成派系利益的结果。蒋介石甚至在参政会上表示：“要办汤恩伯，就连我一起办。”这句话保住了汤恩伯的政治生命，却没有消除河南百姓对汤系部队的怨恨。
不久，西南战局需要调兵，汤恩伯重新被起用。抗战胜利后，他负责上海及南京沿线的受降和接收。1945年9月进驻上海时，他乘敞篷车巡行市区，公开宣称要以迅速、公正的方式完成接收。可是接收工作牵涉日伪资产、地方势力和军政分配，实际情况远比讲话复杂。
1946年，汤恩伯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并加上将衔。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掌握第一兵团。1947年5月，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全歼，南京方面震动，汤恩伯第二次被撤职查办，李天霞也被要求严惩。
孟良崮的责任不能简单归结于一个人。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突进、友邻部队协同不力、指挥系统互相掣肘，都是败因。但汤恩伯作为兵团级指挥官，对战场判断和部队调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耐人寻味的是，他仅赋闲两个月，1947年7月便重新代理陆军总司令，派系庇护由此可见。
1949年初，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长江下游防线。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汤恩伯接手的并不是一副完整牌局。可是上海、舟山、厦门相继失守，防线崩溃仍说明他的统帅能力已无法适应残局作战。
更严重的是，他早在战局恶化时就设法赴日置产。1950年2月，相关消息在东京被媒体披露，蒋介石由此对他彻底失去信任。3月，汤恩伯试图前往日本，因签证问题在机场受阻，随后被扣留并第三次撤职查办，只保留战略顾问一类的闲职。
汤恩伯后来被调往台湾，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仪被处决时，他拒绝执行监斩命令，但此前与陈仪的关系及其在军政系统中的做派，已使许多旧日同僚对他颇有微词。1954年4月，他获准赴日本治病，6月29日因病去世，终年53岁。
汤恩伯既有南口、台儿庄时期的战场表现，也有河南失守、孟良崮失利和江南防线崩溃后的责任；既能带兵打仗，又深陷军阀式经营和派系保护。三次“撤职查办”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反而把一个将领的能力、野心、局限与时代困局，逐层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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