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驻村两年，离开那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哭成孩子

《村庄无小事》

张冬冬 著

作家出版社

判断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好不好，我以为最重要的标准，是它能否让人产生共情。在这个意义上，《村庄无小事》做到了。

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是作者2019年至2021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在贵州一个叫战马村的偏僻山村的真实工作经历。这类基于真实生活和工作经历的文本，最让人着迷之处在于，作者替读者完成了一段特别的人生体验。透过文字，我们仿佛抵达了一个自己也许永远不会涉足的空间。

不过，如果仅仅停留在特别的人生体验上，借用书中的逻辑来说，这本书还不够稳，难以被接住。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脱贫主题并不好把握；而一旦涉及基层治理，又意味着要面对许多不可控的因素，自由表达的空间被压缩。写不好，很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自我感动式的赞歌。

但作者真诚的写作态度，最终打动了我。

面对一个常常只被要求某种正确的命题，这本书写的是正确命题本身，却并不回避其中的矛盾与冲突。有些部分甚至让人惊讶：作者太敢说、太敢写了。可这明明才是严肃写作应有的态度。它写易地搬迁安置点对生存条件的改善，也写搬迁之后人们面临的困境；写脱贫倒计时和“一表清”结构如何迫使问题被量化并得到解决，也直言不讳地道出基层干部和群众双方的疲惫。贫困“在文件里有标准，在现实中却永远模糊”，当一切判断标准都变成“能不能过表”，是否也相应催生了某种形式主义？

战马村的村民有朴实的一面，也有许多不那么朴实的一面。面对切身利益，村民“盯着的是自己的地、自己的收成，以及那些没有兑现的承诺”；面对困境，村民“期待的，并不是一个‘按程序办事’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打破程序的人”。两年时间里，战马村办成了很多事，也有不少事没有办成，比如最终没能建成的广场，花落别家的环保塑胶操场。这些没有办成的事，恰恰生动映照出现实与一纸文本并不完全匹配的真相。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遗憾，竟带着一种缺憾美。

更可贵的是，作者的目光并未只停留在外界，也投向了自我审视。他写自己驻村期间的点滴“战绩”，也不回避自己的失败与狼狈。他写自己因一时头脑发热，百香果种植试验彻底失败，最后倒贴两万元去兑现预售订单；也写自己驻村期间因为“用力过猛”与人“动手”，以及事后的反思。作为驻村书记，为了办成一件事、推进一个项目，作者许多时候甘愿自掏腰包，看上去很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他也会向读者抱怨，由于驻村书记位置尴尬而造成的财务报销困局。这当然不是作者的问题，报销公务开支的诉求本就合情合法。他写出了制度设计的不足，也写出了一个普通人最直接的人之常情。正是基于这些真诚的写作态度，这本书才立得住、站得稳。

因为真诚，我很容易被那些帮助村庄摆脱贫困的具体事件打动。集市关停断了销路，他便把村里的“老奶土鸡蛋”收起来，拿去县城卖，为减少路上颠簸破损，给鸡蛋“系安全带”；为了让孩子们放学后有自习的地方，也为了让书籍不缺席孩子的成长，修建三宝儿童图书馆和战马书屋；穿着不太合身的民族服饰，在直播带货还没完全火起来的时候，一遍遍出现在镜头前，重复着那句“你到不了基层，我把基层拍给你看”……

最让我感到温暖的片段，是作者发现村里孩子夜里“没地方去”，于是争取到一项捐助，买来投影仪、幕布和电脑，周末晚上给孩子们放电影。第一部放的是《疯狂动物城》。我试着想象自己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和玩伴围坐在那块幕布前：露天的户外，周围是群山与静谧的黑夜，投影仪照出一束光。它不能立刻改变什么，却可以短暂照亮孩子们的心灵，也许还能埋下一颗不知哪天就会发芽生根的种子。

这些具体而微的努力，最终都落回一个词：贫困。这本书的落脚点，也在“贫困”二字。对我而言，“贫困”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距离感的词。我出生在粤东一座十八线城市的农村。尽管我们村的条件比书中的战马村好了太多，但由于母亲生病，我的原生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当地的低保户。这是我对书中许多叙述产生共情的另一层原因。

我亲历过书中描述的许多场景：网格员入户排查、了解近况、拍照留证、上级巡检……因此大致能体会作者写下的那些感受。对贫困户来说，频繁到访确实是一种困扰：“昨天刚来，怎么今天又来？”有时甚至会产生赤裸裸的利益猜测：“总来，也不见半分现金补贴，是不是被村里私吞了？”而对基层干部而言，对着不同人家一遍遍重复相同的话术和机械作业，用作者的话说，“毫无成就感”，人也容易在这样的过程中变得粗暴。有次母亲抱怨，网格员拿来十几张表格，没有任何说明，让她一张张按手指印；着急起来，对方甚至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恨不得赶紧完事。

我也同样理解，为什么贫困（或者说贫穷）的判定“在现实中永远模糊”。仅就我的原生家庭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主要劳动力都是父亲。他常年在当地小工厂打工，却很难说清自己一年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厂里的活时多时少，加上他性格有些懒散，又经常换工作，一个月上几天班、发多少工资，他自己也说不清。如果工资是现金结算，就更无法确切证明他今年挣了多少钱。结果是，低保材料上填写的家庭年收入，成了一个无法查证的数字。面对相关工作人员，作为低保户的父亲，涉及收入时总是含糊其辞。因为怕领不到低保金，他还想了一套固定的说法，说自己“主要务农，有时候打零工”。可村里早就无人耕种，很多耕地很早以前就建了工厂，只剩一些自留地，大家种些瓜果蔬菜自家吃，那已经很难说是务农了。

贫困曾困扰我的家庭很长时间。在我的词库里，它是具象的画面：下雨天漏水的屋顶、斑驳的墙体、一台老式电视机因为收不到信号而闪着雪花的荧幕……它也是让生活总是濒临崩溃的存在：每次快开学时为学费发愁，母亲生病后有段时间因为看病需要四处找亲戚借钱，每次想出趟远门总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因为家里只有自行车……因此，谈论贫困，我想我是有发言权的。而这本书中的许多阐述，恰好对应了“贫困”二字在我心中的分量。

作者写，无论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都一样，“是一些在生活的漫长跋涉和琐碎磨蚀中，早已经失落了宏大理想，只剩下对一袋化肥、一截水管、一个户头斤斤计较的人”。我相信，作者同样认同：摆脱贫困没有完成时，只有永续不断的进行时。他对文件要求的重复性入户调查有着清醒认识：“情况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今天外出务工的人，明天可能回来；这一季有水的地方，下一季可能就断了；一户人家，今天符合标准，过几个月，可能又因为一场病被拉回边缘”。

普通人也并不会给自己定义哪个阶段贫困、哪个阶段非贫困。2020年末脱贫攻坚完成之后，基层的工作节奏终于缓和下来，宏观上也有了新的表述，但作者坦率地写：“对于村里人来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我出生长大的那个粤东小农村，虽然也小、也落后，却不是战马村那样曾经典型的极度贫困村。但读完这本书，我竟有些“羡慕”战马村的人们。因为曾经的极度贫困，“战马村”们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在许多点与面上，它们获得了脱胎换骨的资源和可能，并且真实地脱胎换骨了。这就好比在一个班级里，班主任为了让成绩倒数的几个学生提上来，课后专门安排尖子生给他们辅导，晚自习又安排科任老师给他们补课。那些成绩在中游漂浮、或者还够不到中游的学生，便容易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事实上，我更“羡慕”的，是战马村有张冬冬这样的驻村书记。这本书让我进一步确认了驻村书记这一制度设计的进步性。第一个给我带来震撼的驻村书记，是在短视频平台火过一阵、被称为“蹭饭书记”的董桂林。我并不清楚他还做过哪些事，但他的确用独特的方式，给基层注入了一种新的话语表达。

我开始想象，如果老家的村子来了一位张冬冬，或者董桂林（我只能按照他在短视频中呈现的形象去假设），会发生什么变化？可能会有更干净的街道。驻村书记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可能是带领村民打扫马路和房前屋后，让村里的工厂清走随意堆放的工业垃圾，“先把脸洗干净”。可能会在村里规划出停车位，制定一些停车规则，让村里的路恢复为一条完整的双向车道。可能会规划一个早市，让村里人买菜买肉能就近赶早。可能住在老房子里的独居老人会更少，年轻人建了新房后，更愿意把老人接到新居一起生活。可能村委会某个闲置空间会被改造成儿童书屋，孩子们可以通过看书折算积分，去小卖部换文具。

这些对一个农村而言，并不是什么脱胎换骨的改变，却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长久以来，我所熟悉的农村之所以显得不那么“发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相对落后、交通相对不便，而在于脏乱的村容，在于人们习惯自扫门前雪、对公共治理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也羡慕战马村那毫无效率却带着某种原始的参与公共治理色彩的院坝会），也在于总有管理者用各种方式守着权力堡垒和旧秩序，没有动力给村庄注入新的血液。在老家农村，新兴的经济力量冲击着长期受宗法制度影响的秩序，却没有带来太多质的变化。或许是因为，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换了一种身份。

我清楚，即使是驻村第一书记，很多事情也做不了主。作者说自己两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掌握过印章”，村里许多事务仍在既定的权力结构里运转。但我坚信，农村要进步，需要有一些学识、才华、见识和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进入，不追求所谓的成绩，而是耐下心来，做一些小事。

把视线拉回作者住进村里的第一个夜晚。他写道：

“远处传来狗叫，很快又被夜色吞没。”

“夜里温度降得很快。山里的风并不锋利，却持续。被褥是新的，还没有来得及变得柔软。”

“我躺下之后翻了几次身，始终没能完全入睡。”

“那一刻，我……成了战马村夜晚的一部分。”

在与北京相隔两千多公里、无亲无故的贵州山村里，夜里睡在由旧库房改造的、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的小房间里，听着远处狗叫，感受着山风，到底是什么感受？我能想到的，只有不安、孤独和恐惧。但作者说自己成了“战马村夜晚的一部分”，那一刻，他内心更多的或许是笃定。

不要小瞧这份笃定。假使有机会和作者面临同样的选择，你会像他一样，从北京去贵州驻村两年吗？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都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在我看来，作者认真思考、认真做事、认真活着。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太少了。当他写到自己离开战马村那天，村里人都来送行，他当着许多人的面不争气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我并不意外。因为认真的人，往往都是性情中人。在后记中，他写了自己四十二岁重返象牙塔的心路历程，这又是一个不容易做出的决定。此前，他还有一段记者经历。我并不清楚他离开记者岗位的原因，或许那也是另一番认真思考的结果。

总之，《村庄无小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它指出了村庄真正进步的一些可行路径，更教会了我认真思考、认真做事、认真活着。还有，无论到了什么年纪，有些路不会消失，只要愿意，就可以重新走一遍。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媒体从业者，原标题《读完这个贫困村的故事，我竟有些“羡慕”那里的村民》

内容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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