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陶铸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曾志听后十分吃惊：你胜任不了！

1966年5月底，广州一间住宅里，陶铸面对妻子曾志，几次欲言又止。那时他已接到中央调令，即将离开广东，赴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消息并不轻。对陶铸来说，这是组织上的重任；对曾志来说，却意味着一家人多年难得的安稳生活又要被打破。她没有从丈夫的神情中察觉异样，陶铸也一直没有主动说明。

这段时间，他照常吃饭、休息，询问女儿的事情，仿佛工作没有任何变化。曾志更没有想到，丈夫已经在考虑如何向她开口。

午饭时，陶铸终于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曾志一怔，追问：“让你做什么？”

陶铸压低声音回答：“中宣部部长。”

曾志听清后，脸色立刻变了。她没有先表示高兴，反而直截了当地说：“你做宣传部长不太合适，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要求都很高，你胜任不了！”

这句话听起来尖锐，却不是无端否定。曾志与陶铸相识相伴三十多年，对他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清楚。陶铸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善于处理复杂局面，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长期在地方和军队系统工作，并非以理论研究、文字著述见长。

有意思的是，陶铸并没有因此动怒。曾志的话，恰恰说中了他的顾虑。长期主持地方工作的人，突然进入中央宣传和文办系统，面对的是理论、政策、舆论以及大量文字工作，确实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不过，调令并不只是让他担任宣传部长。陶铸还要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职责涉及中央日常工作和重要事务协调。这个安排，说明组织上看重的并非单一的写作能力，而是他的政治经验、决断能力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

曾志仍然不放心，劝道：“那你还不如向中央辞掉。”

陶铸沉默片刻，说：“辞是辞不掉的，中央已经决定了，那就去吧。”

夫妻二人的分歧，到这里便停住了。曾志清楚，丈夫说的不是气话。到了这个位置，个人意愿已经不能作为唯一依据，服从组织安排，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革命生活所形成的习惯。

两人的关系，本身也经历过特殊年代的考验。

1930年，经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介绍，曾志与陶铸相识。当时的曾志已经参加革命，性格干练；陶铸则给她留下了举止沉着、颇有英气的印象。1932年，曾志与蔡协民分开后，被调往福州工作，并与陶铸共同开展地下工作。

在险恶环境中，两人曾以假夫妻身份建立掩护关系。名义上的配偶，逐渐变成了真正的伴侣。可这段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陶铸便因工作离开，后来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才获释。

此后，他们又在湖北、延安以及东北等地相聚、分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革命工作不断调动，两人很少能够长期安稳地生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先后在华南、广西等地担任重要职务，曾志也一直承担妇女工作和地方建设任务。

曾志后来申请调往广东，并获准担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对她而言，这次调动不只是职务安排，更是家庭生活的一次补偿。多年聚少离多之后，丈夫、女儿和自己终于能够在广州共同生活。

1960年以后，陶铸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后来，他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志觉得，丈夫已经承担了足够重要的责任，一家人能在广东平静生活，已属难得。

可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1966年5月，中央作出调动决定；6月1日，陶铸离开广州前往北京。此后，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当时政治局常委中排名靠前的领导人。曾志不放心丈夫独自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也随后来到北京。

陶铸从地方转入中央后，面临的并不只是职务变化。地方工作有明确的区域和对象，中央工作则牵涉面更广，信息更复杂，尤其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讲话、办事和判断都容易引发不同反应。陶铸性情直率，处理问题少有迂回，这种作风在地方工作中是优势，到了中央复杂环境里，却可能带来另一种风险。

1967年1月，进京仅半年左右，陶铸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曾志也被迫面对新的生活压力。1969年10月，她接到通知，得知陶铸将被疏散到安徽。

临行前，陶铸写下一首七律赠给曾志，其中几句是：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首诗没有写调任北京时的职位，也没有解释当年的争执，只留下一个经历长期风雨的革命者，对妻子、往事和自身处境的复杂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