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延安并不是一块可以高枕无忧的“后方”。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河北等地，党中央、机关、伤员、军需物资和交通线，却仍需要一支可靠力量守护。于是，八路军三个师分别设置留守处，承担警戒、运输、补充和生产等任务。
这些留守处的负责人，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后勤干部。他们大多久经战阵，有创建根据地、组织游击战和独立指挥部队的经历。名义上留在后方，实际承担的压力并不比前线轻。
115师留守处的负责人，是陈先瑞。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红军队伍。年纪虽小，成长却很快，先后做过勤务兵、班长和政治工作干部。红军时期，他参加反“围剿”和长征，积累了丰富的基层作战经验。
长征到达陕南后，陈先瑞没有立即进入安稳环境，而是率领部队在鄂豫陕边区坚持斗争。那一带敌情复杂，部队与上级一度联系困难，只能依靠地方群众和有限的武器生存发展。
有意思的是，陈先瑞带领的部队并不以硬拼为主要方式，而是灵活穿插、寻找战机。经过多次战斗，他们逐渐站稳脚跟，扩大队伍，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敌军几次进剿，都没有达到目的。
1937年抗战全面展开后，陈先瑞负责115师留守处工作。留守并不等于清闲，他要处理部队补充、人员输送、交通联络和边区警戒等事务。后来，他又担任警备第四团团长，继续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陈先瑞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长期活动于陕甘宁和陕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120师留守处主任是贺晋年。
贺晋年1910年出生于陕西安定，也就是今天的子长一带。他出身农家，曾接受过学校教育，较早接触进步思想。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参加兵运和地方武装工作，逐步成为陕北红军的重要骨干。
贺晋年既能做政治工作，也熟悉军事指挥。红军时期，他担任过骑兵部队干部、政委和参谋长等职务。陕北地形开阔，骑兵机动性强，他在长期作战中形成了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
抗战开始后，贺晋年担任120师留守处主任，后来又任警备第一团团长。陕北的防务、交通和部队整训，都离不开这类既懂作战又懂组织的干部。
当时有人说：“后方守得住，前线才能放开手脚。”这句话虽然朴素，却说明了留守部队的实际作用。没有稳定的后方，前线部队的粮食、弹药和兵员补充都难以保证。
抗战胜利后，贺晋年转赴东北，先后担任纵队司令员、军长等职务，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作用。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军衔高低与个人战功、任职经历、授衔时所处岗位等多种因素有关，不能简单用一场战斗或一段经历来衡量。
129师留守处主任是阎红彦。
阎红彦1909年出生于陕西安定，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早年参加革命，做过兵运工作，也组织过地方武装。陕北革命力量形成之初，许多部队规模不大、装备简陋，干部往往既要筹粮筹枪，又要带队伍打仗，阎红彦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他曾任陕北红军部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参与根据地创建和反“围剿”斗争。抗战开始后，原有红军力量经过整编，干部和部队被分别纳入八路军建制。阎红彦担任129师留守处主任，后来又任警备第三团团长，负责边区北部的警戒与防务。
留守处面对的敌人，不只有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压力、地方土匪的骚扰、交通线上的破坏活动，也会影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阎红彦的任务，正是在复杂局势中维持区域稳定。
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系统，担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转到地方工作，但1955年仍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安排，体现了他在陕北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综合贡献。
三个留守处后来逐步纳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统一体系。留守兵团除了担负军事警戒，还要解决一个极现实的问题：部队和边区群众吃什么、穿什么。
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物资供应日益困难。部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部补给上，只能开荒种地，发展纺织、制鞋、修械等生产。战士们拿起锄头，也拿起工具，把荒地变成农田，把破旧材料制成军需用品。
这种生产并非额外装点，而是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坚持抗战。留守部队守住了机关和交通线，也守住了生产秩序；前线部队因此能够减少后顾之忧，持续向敌后推进。三位留守处负责人后来获得的军衔各不相同，却都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承担过不可替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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