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失智了怎么办？3亿老人正在催生出“制度性子女”

——正文3098字，预计阅读时间4分钟

人到晚年，最无助的时刻，往往不是账上没钱，而是躺在急救床上、意识渐渐模糊，身边却没有一个有资格替你签字的人。

2025年，北京一位46岁的独身女士突发脑出血陷入昏迷，手术一度因无人签字而受阻，她身后数百万元资产的处置，也随之陷入程序困境。

我们为“养老”准备过很多：养老金、养老院、各色理财，却几乎没有为这样一件事做过安排——假如有一天，“我”说了不算了，谁来替我做主、替我花钱，并且，确保这些钱真的花在我身上。

2026年，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答案，第一次出现了制度层面的替代物。过去我们靠的是儿女；如今，越来越多无儿无女、子女不在身边，或要为残障家人筹谋的老人，开始用合同和法律，为自己“设立”一个不会先走、不图遗产、还被多方盯着的“子女”。

一、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有一天，你说了不算”

先看一组无法回避的数字。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3.23亿，占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失智老年人约1700万，合计约4500万，平均每6位老人中，就有1位需要长期照护。

图源：问一问·施言AI

失能、失智之所以可怕，不只在身体的衰弱，更在于它会一点点收回一个人法律意义上的“自主权”。一旦被认定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名下的银行账户可能被冻结，房产无法自行处分，手术知情同意书、抢救方案都需要监护人签字。钱还在，却不由你支配；人还在，却做不了自己的主。

最先被推到悬崖边的，是三类人。

·一类是无子女、失独的老人，危急时刻无人可托；

·一类是子女长期在海外或异地的空巢老人，远水解不了近渴；

·还有一类是“老养残”家庭，年迈的父母最怕的，是自己走后，残障的孩子无人照料、遗产被人觊觎。

过去并非没有办法，比如遗赠扶养协议、附条件赠与——老人把财产许诺给为自己养老送终的人。但这类安排高度依赖对方的道德自觉。北京一位公证员点破了其中的结构性风险：在这样的协议里，老人寿命越短，扶养人反而能越快拿到财产。把晚年的安危，押在一个与自己存在利益冲突的人的良心上，终究不够牢靠。

二、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第一次有了制度替代品

法律其实早已留出了一扇门。《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在意识清醒时，以书面形式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待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由其履行监护职责。这就是“意定监护”。

但有人签字，还远远不够；还得有人把钱看住、并按你的意愿花出去。于是，“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的组合应运而生，其内核是分权制衡：

·监护人负责人身照护与医疗决策，全程不碰钱；

·信托公司负责管钱，依照事先约定，向医院、养老院、护理人员定向支付；

·养老机构提供专业照护；

·再设一名监察人，由亲属、挚友或专门组织担任，独立监督各方。

上海的制度设计明确倡导，选择监护人之外的第三人担任财产管理人，把人身监护与财产管理分开。人钱分离，互相盯着。

图源：银龄视界AgingVisionPro

今年6月，上海金融监管、民政、人民银行、地方金融办四部门联合印发全国首个养老服务信托专项试点通知，搭起“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的全链条；到7月初已落地18单，受理相关咨询约300件。门槛也被大幅拉低：特殊需要信托最低30万元即可设立，普惠型产品5万元起步——过去动辄上千万元的家族信托，第一次向普通家庭打开了门。

图源：jrj.sh.gov.cn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重庆年过八旬的孤寡老人廖先生，80岁那年曾把3万元现金缠在腰间、走到哪带到哪——他想进养老院，却找不到监护人签字，也曾打算把房子低价卖给邻居“换养老”，没能如愿。2024年底，他在公证处见证下，与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签下意定监护三方协议，由中心担任监护人、街道担任监督方；2025年4月，他又把13万元存款交给外贸信托，设立养老服务信托。后来他住进养老院两天便不习惯，团队没有勉强，改为社区每日送餐、上门清洁、定期健康监测。再后来老人病危，在ICU里躺了18天，是26岁的社工在一张张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而每一次重大治疗，都由监护人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和主管医生集体商议决定。老人去世后，留下的11万余元，按他生前签订的遗赠协议赠予中心，专项用于养老公益。签约那天，他说：“我信任他们，往后余生就托付给他们了。”

图源：九龙坡发布

北京72岁的独居退休医生秦女士，做了另一套安排：外贸信托负责管钱，专业社会组织北京律维银龄担任监护人、负责签字与照护，堂侄女则担任监察人独立监督。为了填补法院认定行为能力之前那段可能长达数月的“空窗期”，她在清醒时另行签署委托代理协议，并设立了可随时动用的医疗紧急备用金；一旦将来失能，经公证还可出售她的房产、所得归入信托，保证养老钱不断供；方案甚至专门为监护机构投保了“监护人责任险”。

上海黄浦81岁的张老伯，是失能老伴和患精神残疾儿子唯一的依靠。他最怕的，是自己一旦先走，妻儿无人照料、积蓄无人打理。今年4月，民政部门联合律所、公证机构和信托公司，帮他完成了国内首例面向特殊家庭的“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全流程方案，做到“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公证与居委会共同监察”。

下图：上海黄浦全国首单“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闭环方案落地（图源：上海黄浦）

三份安排，看似各异，本质上是同一个动作——

一个人在尚且清醒的时候，用法律和合同“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子女”：它替你签字、替你付钱、替你盯着照护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老了、糊涂了就嫌弃你，也不会因为你走得早就少尽一分责。

三、同样是“以房养老”，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要理解这套安排的分量，不妨回看一桩公认的旧尝试。2014年启动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也就是俗称的“以房养老”，试点八九年，全国累计承保只有200多单，很长时间里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在做。而最早一批投保人中，无子女的孤寡、失独老人占到约40%，平均年龄73岁。

它为何叫好不叫座？因为它只想解决“钱”的问题——把房子抵押出去，按月领钱。可这些老人真正的难处，恰恰不是现金流，而是“我糊涂以后谁替我做主、怎么保证钱不被骗走、住进养老院谁来监督照护”。给一个已经失智的老人按月发钱，发得再多，也填不上“无人签字、无人照护、无人监督”这三个窟窿。

养老服务信托与意定监护，回答的是更靠前的问题：它不急着把房子变成钱，而是先安排好“你的意志如何延续、照护如何被执行、钱如何被看管”。

图源：上信之光

这也是发达国家先后走过的路。日本2000年建立成年监护制度，却因法定监护往往全面剥夺本人行为能力、专业监护人报酬沉重，反而倒逼家族信托在2010年代兴起，“任意监护+家族信托”成为主流方案；美国通行的，则是“持久授权书+生前信托+医疗预嘱”的组合，连急救时要不要插管，都可以在清醒时预先写明。中国这一轮探索的特别之处，是试图把“管人”和“管钱”两件事，在同一份安排里缝合起来。

但也必须冷静地看到，这个“制度性子女”行业，还处在婴儿期。养老信托合同一签就是几十年，“客户经理可能已经退休，合同还在履行”，这对机构的连续性、档案管理和客户交接，是极高的考验。真正能担任专业监护人的社会组织更是稀缺——重庆一个街道摸排出的监护困境老人，就接近辖区老人总数的2%、有400多位，而能承接这份责任的机构寥寥无几。管理人、监护人、监察人意见冲突时究竟听谁的，规则尚未厘清；把房产装进信托要承担的高额税费，也还缺少专门规则。

最该追问的一句是：我们造出一个“制度性子女”，又靠什么保证它不会反过来算计老人？眼下能看到的答案，是分权——管钱的不碰人、管人的不碰钱，再加上监察人、公证、政府监督和责任保险层层制衡。重庆北碚的试点干脆把它概括为“人、财、事三权分立”，监护人全程不碰钱款。这套防线究竟够不够牢，仍需时间来检验。信任，从来都是这门生意的唯一资产。

（题图来源：上海信托）

原创作者：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胡珊毓

策划审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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