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阀之死。

注：本文转自小红书账号象牙塔momo，特此分享。

学阀死的时候，正好赶上学院申报新一轮重大平台。他的遗体还停在医院，办公室门口的花圈已经摆满，学院党委发了讣告，科研院却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开了临时会。院长先沉痛哀悼，说这是学院无法估量的损失，说先生一生为国育才、淡泊名利、甘为人梯，说到“甘为人梯”时，会议室里有几个人低下头看手机。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先生团队的微信群里还在统计他名下未结题项目、在投稿件、人才指标、学生去向和中心主任继任人选。有人问：“老师最后那篇文章，通讯作者怎么办？”有人说：“按原计划挂。”又有人问：“老师已经不在了，还能挂吗？”群里沉默了一会儿，副院长回：“这是他生前指导的工作，当然可以。”于是所有人都觉得合理。学阀生前最后一次指导，是三个月前在会议上说了一句：“这个方向要做大。”后来学生们做大了，图画了，实验跑了，文章写了，名字也已经排好了。现在人没了，名字反而比人更稳定。

追悼会办得很隆重。大厅正中央摆着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是四十年前拍的，头发很多，眼睛很亮，完全不像后来那个永远坐在第一排、别人站起来叫“老师”的人。主持人念他的生平：“培养博士一百二十余名，博士后二百余名，发表高水平论文八百余篇，主持重大项目数十项，长期致力于青年人才培养。”台下有人开始默算，一百二十个博士，二百多个博后，八百多篇论文。有人小声说：“他哪看得过来？”旁边的人立刻碰了碰他，示意别说。因为今天是追悼会。追悼会上，死人终于不再需要解释自己的贡献。

第一排坐的都是大教授。有些人生前和他争过项目，争过中心，争过学科带头人，争过谁进哪个评审组，甚至有一年为了一个院士候选人名单，双方在会上拍过桌子。今天他们坐得很整齐，胸前别着白花，一个个神情沉痛。有人上台说：“先生胸怀宽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台下一个曾经被他压了六年职称的青年老师听见这句话，忽然想笑，又怕自己真的笑出来，只好低头咬住嘴唇。另一个教授上台说：“先生最重视青年人，总是把机会让给后辈。”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老博后听到这里，手指攥了一下。他四十岁那年申请独立PI，先生说：“你再跟我做两年，我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他又做了五年，平台越来越大，自己的名字却始终在平台下面。后来他离开时，先生在组会上只说了一句：“年轻人还是太急于独立。”这句话后来跟着他去了下一家单位，成了别人评价他“学术稳定性不足”的依据。

学阀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学阀。年轻的时候，他也住过八人间，也替导师背过实验，也在论文作者顺序上吃过亏。他第一次被抢一作时，在宿舍里骂了一整晚，说这种学术环境迟早完蛋。他第一次发现导师把一个没做过实验的人加到通讯作者时，也愤怒地问过：“凭什么？”师兄当时拍着他说：“等你以后当老板就懂了。”他咬着牙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懂。”后来他真的当了老板。第一个学生进组时，他很认真地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你做多少，就拿多少。”第三年，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放到通讯作者。理由很充分：课题是他提的。第五年，他开始要求所有组内论文都挂他。理由也很充分：平台是他搭的，经费是他申请的。第八年，一个合作教授说：“这篇加一下我吧，下次项目我带你。”他犹豫了一晚，第二天回复：“长期合作，当然应该互相支持。”第十二年，他已经不再问某篇论文具体是谁做的，只问：“我们组今年一共有多少篇？”第十五年，他在会上批评年轻老师“过于看重一作通讯，缺乏团队意识”。第二十年，他开始教育学生：“学术不能只算个人贡献，要有大局观。”那一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七十多篇论文上。有人问他看过多少篇，他很不高兴，说：“你们不能用学生的工作方式要求一个学科带头人。”

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逼迫谁。逼迫太低级。真正成熟的学阀从不说“你必须”。他只说：“你自己考虑。”学生想毕业，他说：“当然可以毕业，不过这篇文章最好再补完整一点，你自己考虑。”青年老师想独立，他说：“我支持年轻人成长，不过现在出去是不是时机太早，你自己考虑。”合作方不想加他名字，他说：“没问题，完全尊重作者决定，不过以后资源共享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你们自己考虑。”有人想举报组里的署名问题，他说：“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学术圈很小，年轻人还是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你自己考虑。”所有人都有选择。于是所有人都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他的秘书最懂这种选择。秘书办公室有一张表，比实验室服务器里的任何数据都重要。表上写着每个学生的毕业时间、每个合作人的关系、每个项目的评审节点、每个教授能帮什么、欠过谁什么、谁今年要申帽子、谁明年可能进委员会。学阀从不叫它“关系网”，他叫“学术生态”。某个年轻老师去年帮了他们一个项目，今年轮到对方申职称，秘书会提醒：“是不是该支持一下？”学阀点头：“应该的，做人不能忘本。”某位教授的学生想来做博后，虽然成果一般，但导师是多年好友，学阀会说：“年轻人不能只看论文，要看潜力。”另一个没有背景的学生成果很好，学阀会皱眉：“平台一般，缺乏高水平环境验证。”两句话放在一起，没有任何逻辑冲突。因为第一句说的是自己人，第二句说的是别人。

他生前最爱讲“公平”。每次招生，他都强调不能唯学校。每次评奖，他都强调不能唯论文。每次人才评审，他都强调不能唯帽子。但真正开会的时候，他总会自然地问一句：“这个人是谁的学生？”没人觉得这和公平矛盾。因为知道一个人的导师，并不等于照顾他，只是“帮助理解他的学术背景”。知道一个人的合作者，也不等于利益交换，只是“全面判断其同行认可度”。提前给评委发一句“这孩子不错”，也不是打招呼，只是“避免优秀人才被埋没”。如果最后他的人真的上了，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最终还是靠实力。”如果没上，他也会叹息：“评审有它自己的规则，我们要尊重。”

学阀最体面的本事，是把所有私利说成公共利益。他要项目，是为了学科发展；要中心，是为了国家战略；要学生，是为了人才培养；要作者，是为了承担责任；要话语权，是为了行业规范；要资源，是为了平台建设；要自己人进委员会，是为了让真正懂行的人参与决策。直到最后，所有属于他的东西都不再属于他。那叫“团队资源”。所有别人想从他手里拿走的东西，也不再属于别人。那叫“破坏大局”。

有一年，他组里一个博士生抑郁休学。学生在申请里写，长期高压、睡眠障碍、对未来失去信心。学阀看完，很久没有说话。大家以为他会反思。最后他说：“现在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确实需要加强。”随后要求组里增加一次心理健康讲座。讲座邀请了专业老师，海报做得很好，学院公众号发了新闻。讲座当天，那位休学的学生没有来。新闻标题是：《关爱学生成长，构建温暖科研环境》。学阀转发到了朋友圈，配文：“学生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他确实没有撒谎。学生当然是财富。只不过财富也分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有的学生能发论文，是优质资产；有的能写项目，是现金流；有的能替老板跑腿、接待、做PPT，是行政资产；有的能和企业对接，是战略资源；还有一些暂时产出不高的学生，大家不会说他们没用，只会说“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潜力”。等真的激发不出来，就会有人劝他们：“科研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人生道路很多。”离开以后，他们的工位很快会有人坐上去，电脑格式化，名字从群里移除。几年以后新生看实验室墙上的毕业生照片，偶尔问：“这个人是谁？”师兄会说：“以前的一个学生。”也就这样。

学阀的学生最怕他一句：“我对你是有期待的。”如果他说“你不行”，反而简单，至少知道哪里结束。可他说“我对你有期待”，就意味着你得继续。周末继续，春节继续，毕业延期也继续。有人二十九岁觉得再熬一年就能有代表作，三十岁觉得都熬到这里了不能停，三十一岁父母开始催婚，三十二岁女朋友走了，三十三岁终于把文章做出来。学阀在庆功会上拍拍他的肩膀：“我早就知道你能行。”那个人笑着敬酒，喝完以后去洗手间吐。他不敢恨学阀，因为文章确实发了；也不敢感谢，因为人生确实过去了。最后只能恨自己不够强，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熬得轻松一点。

学阀最成功的一次人才培养，是把一个最恨学阀的学生培养成了另一个学阀。那学生年轻时锋利得很，公开反对挂名，反对组内等级，反对让学生替老板写项目。他毕业出去做PI，第一年坚持自己写项目，第二年发现没时间，开始让学生帮忙整理材料；第三年项目多了，论文看不过来，开始只改摘要；第四年为了团队生存，和别的组互换资源；第五年招了二十多个学生，开始在组会上说：“我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你们要学会主动。”第六年，一个学生质疑署名，他沉下脸：“你不能只看自己做了多少，要看团队。”说完以后，他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也听过这句话。那天晚上，他给老学阀发了条消息：“老师，现在有些事我确实慢慢理解了。”老学阀很快回复：“成长了。”这是他一生最成功的论文，没有题目，没有DOI，也不会被撤稿。

所以学阀死的时候，真正伤心的人并不少。有学生真的受过他的帮助，有人因为他一句推荐找到了工作，有人因为他一个电话进了委员会，有人因为他提供的平台做出了好研究。他不是纯粹的恶人。纯粹的恶人反而容易处理。真正可怕的是，他能在同一天上午帮助一个穷学生免掉学费，下午压下另一个青年老师的独立申请，晚上回家还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不少好事。他也确实做了好事。这使得所有被他伤害的人，在恨他的时候都要先补一句：“他其实也帮过我。”仿佛只有这样，自己的恨才显得公平。

追悼会结束以后，大家去吃饭。酒桌上第一杯敬先生，第二杯敬学院，第三杯就开始谈中心主任的位置。有人说最好由大弟子接，有人说不妥，应该体现新老交替；有人提清流派的一位教授，说这些年口碑不错；有人摇头：“他嘴上清高，手底下也一堆人。”大家笑。笑完以后，又认真讨论。桌上的人都觉得，不能让先生几十年打下来的平台散掉。于是所有争夺，都有了最正当的理由：继承先生遗志。

先生头七那天，学院官网发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同一天，大弟子正式主持第一次团队会议。他坐在老师原来坐的位置上，一开始很不自在，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说：“这个位置我还不习惯。”大家都笑，说慢慢就习惯了。会议开始，他先宣布几项改革：“老师走了，我们这一代要有新的气象。以后不提倡无效加班，不唯论文，不唯指标，鼓励大家做真正重要的问题。作者署名也要更加透明，充分尊重年轻人的贡献。”下面几个学生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人甚至真的松了口气。

会议开到最后，大弟子看了一眼日程，说：“还有件事。老师留下的那个重点项目，下个月要验收，现在指标还差一点。这个项目关系到整个团队后面几年的资源，不能出问题。”他说完停了一会儿，“所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一下。已经准备毕业的也克服一下，毕竟平台好了，对你们以后都有好处。”一个学生问：“那之前说可以慢慢做的那篇，是不是也得赶出来？”新老板皱了皱眉，说：“不是为了赶论文，是项目需要完整成果支撑。大家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唯论文。”

所有人点头。

散会以后，秘书问新老板，那个青年PI独立出去的申请要不要批。新老板翻了翻材料，说：“能力不错，但现在平台刚交接，正是用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出去，对团队影响太大。再留一年吧。”秘书说：“他已经等了两年。”新老板有些不高兴：“我不是不让他发展。我是从大局考虑。年轻人不要这么急。”

秘书点头，把申请放到一边。

窗外，追悼会剩下的花圈已经开始发黄。学院工人正在拆掉旧办公室门上的名字，新的铜牌放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挂。新老板经过时停了一下，看见老师的名字被一点点拧下来，心里忽然酸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博士第一年，老师也曾亲自给他改过论文，凌晨一点还给他回邮件。那时老师还没有那么多学生，自己也没有那么多学生。他忽然觉得，人可能并不是变坏，只是事情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最后不得不做一些年轻时不理解的选择。

想到这里，他心里舒服了一些。

手机响了。

是一个外校老朋友发来的消息：“兄弟，今年我学生申你们那边青年人才，材料不错，到时候帮忙关注一下。”

他看了一眼。

回复：“放心，按程序来。”

过了两秒，又补了一句：

“名字发我。”

楼下，几个新来的博士生正抬头看墙上那张巨大的院史照片。照片中央是已经去世的学阀，旁边站着如今刚接班的新老板。一个学生指着照片问：“师兄，这个老师以前是不是特别厉害？”

师兄说：“当然，学院半壁江山都是他的人。”

学生又问：“那现在呢？”

师兄笑了笑。

“现在还是。”

学生没听懂。

师兄也没有解释。

学阀的遗体已经火化了，骨灰装进很小的盒子里。八百多篇论文装不进去，一百多个博士装不进去，几十个项目装不进去，中心、帽子、委员会、推荐信、饭局、人情、那些被他提拔的人和被他耽误的人，统统装不进去。最后真正陪他走的东西少得可怜。

可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实验室照常开组会。

屏幕第一页写着：

“继承先生学术精神，建设世界一流团队。”

九点整，新老板走进来。

所有学生立刻安静。

有人合上手机。

有人打开PPT。

有人把昨晚两点才跑完的结果调到第一页。

新老板坐到那张空了七天的椅子上，看了一圈，说：

“开始吧。”

门外，旧铜牌已经被摘走。

新铜牌刚刚挂好。

走廊尽头，一个博士生抱着电脑一路小跑。因为迟到了两分钟，他停在门口，先整理了一下呼吸，然后轻轻敲门。

里面传来一句：

“进。”

他推门进去，低着头说：

“对不起，老师。”

学阀死了。

大家为他默哀七天。

第八天，新学阀准时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