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在走廊拐角撞见一名学员。档案散了一地，那人连忙弯腰捡拾，嘴里不停道歉。王玮接过材料时，忽然盯住了他的脸。
“刘子仁？”
对方脸色一变，立即摇头：“同志，你认错人了。”
王玮没有松手。这个名字，他已经多年没有当面提起，但那张脸、那种躲闪的眼神，都和记忆中的叛逃团长重合在了一起。很快，消息传到河南，刘子仁被带走。几个月后，他在开封受到了惩处。
事情要从1940年豫皖苏边区的一场剧变说起。表面看，这是三名干部带部离开根据地；往深处看，却是地方势力、个人权欲和错误判断交织后造成的一次严重危机。
耿蕴斋是萧县人，早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隐姓埋名，后来又在地方任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抗日武装，担任过苏鲁豫游击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
这段经历，使他在地方拥有较强号召力。不过，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旧式地方武装首领的习气。部队改编、干部调动和驻地变化，在他看来并不只是工作安排，而是个人兵权的得失。
后来，耿蕴斋担任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驻守涡北。原来的两个营被划归其他部队，他身边只剩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涡北条件艰苦，耿蕴斋认为自己被“明升暗降”，于是未经批准带着警卫力量返回萧县，离组织越来越远。
吴信容的转变，则带有另一层因素。他是耿蕴斋的同乡，时任第六旅副旅长。旅长调任后，他原以为自己会接任，却由饶子健担任旅长。职位落空，加上与部分干部关系紧张，使他的不满逐渐积累。
耿蕴斋看准了这个空隙。他向吴信容许诺，声称只要联合起来，既能保住地方力量，也能避免部队被调往远处。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向豫皖苏边区施压，汤恩伯部兵力逼近，外部压力又给了叛逃者以错误的安全感。
边区党委没有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而是先派周季方前往做工作。吴信容口头上表示愿意服从，耿蕴斋却始终避而不见。随后，吴芝圃奉命前往处理，并准备由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协助控制局面。
这一步判断后来证明出了问题。刘子仁表面积极，实际早已另有打算。他没有执行组织安排，反而派人向耿、吴二人报信，诬称吴芝圃此行是设下圈套。耿、吴听信后，决定先扣押来人，再率部投向汤恩伯。
1940年12月11日前后，刘子仁召集亲信，借口部队将被调往津浦路东，煽动地方情绪。他对部下说：“不能把队伍带离家乡，外来的干部也不该掌握咱们的部队。”随后，十七团政委蔡永及旅部派来的干部被拘押，局势迅速失控。
耿、吴方面也扣押了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吴信容没有完全照刘子仁的意思行事，只抓了几名与自己有矛盾的干部，还放走了参谋长廖弼臣等人。这说明三人的动机并不相同，但在关键时刻，仍被刘子仁的阴谋绑在了一起。
吴芝圃得知情况后，决定亲自赴会。洪河集外，叛军架起机枪，士兵分列道路两旁。吴芝圃却先伸出手说：“耿司令、吴旅长，好久不见。”吴信容随即哭诉自己遭遇“鸿门宴”，吴芝圃当面驳斥，指出真正扣押同志、调集武装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谈话尚未结束，刘子仁派来的通讯兵传话，要求立即杀掉吴芝圃等人。耿、吴二人担心杀害边区重要干部后无法收场，最终没有下手，吴芝圃和李忠道趁机脱离险境。刘子仁派骑兵追赶，也未能成功。
随后，彭雪枫命令滕海清、张震率第十四团、第十六团行动。12月16日，第十四团在白王楼一带与刘子仁部交战。叛军抵挡不住，开始向汤恩伯控制区撤退。部队压力之下，刘子仁释放了被扣押的党员干部，三人最终逃出边区。
投奔国民党后，耿蕴斋被任命为少将司令，刘子仁担任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吴信容任第三支队队长。耿蕴斋缺少嫡系力量，很快失去实权，后来离开军队回乡。吴信容的态度曾出现动摇，国民党方面察觉后，于1942年将其杀害。
刘子仁却在对方阵营中继续担任军职。1949年末，他以国民党第三〇九师师长身份随赵子立部在巴中起义，之后被安排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那里遇到旧部王玮。
王玮认出他后，刘子仁被押回河南。1951年3月7日，他在开封被枪决。耿蕴斋后来因叛变问题入狱，获释后病死家中；吴信容则死于1942年。1940年那场叛逃由此分别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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